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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与身体

啪啪啪(性教育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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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发明了癌症的名称,而不是癌症本身。这种疾病的历史很可能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科学家已经在1.5亿年前侏罗纪时期的恐龙古化石上发现了肿瘤的痕迹。我们今天沿用的癌症一词来源于一个古老的比喻,希波克拉底觉得肿瘤看起来像螃蟹就给它起了这个名字,以至于今天在英文世界,“癌症”(cancer)和“巨蟹座”是两个拼写完全一样的词。从早期智人到现代社会,癌症一直不声不响地伴随着人类身体的演化和文明的进程。绝大多数时候,癌症并不是人类健康最大的敌人。巴赫活了65岁,是个烟民,但历史上却没有任何关于他罹患肺癌的记载,人们猜测他的死因是白内障手术导致的感染。事实上,在巴斯德以及他的同行们取得对细菌和病毒的突破性进展前,绝大多数人还没有来得及患上癌症就已经死于各种感染。人们倾向于认为癌症是一种现代疾病,一方面平均寿命的延长使得患癌症人数增多,另一方面也因为我们在近现代获得了大量与癌症有关的知识。这些知识并不完全是正确的,相反可能还有大量错误,但正是这些知识形成了有关癌症的话语,它们帮助揭示了现代医学和我们身体的另一些有趣的关系。
  苏珊·桑塔格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切入点,她在《作为隐喻的疾病》中拿结核病(曾经也是绝症)与癌症做比较,结核病呈现出某种精神属性,不同的文学作品对结核病的描述都侧重于情感的升华,而癌症却总是攻击那些令人难堪的部位,比如结肠、膀胱、子宫或者前列腺等等。即使癌细胞不在这些地方发起攻击,病人也会因为体内长了肿瘤而感到羞愧。——这似乎天经地义,但人类这种对身体的洁癖是个历史概念。如今每个人都会说“我的身体”,用以表示某种占有关系,仿佛说这句话的主体正站在身体之外。这是中世纪之后才有的观念。巴赫金在谈论拉伯雷和中世纪的身体时候说:“怪诞的身体与周遭世界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身体向周遭世界开放,或在世界中向其自身开放。”在狂欢节上,人们快乐地展示着身体上的孔洞、凸起及赘疣:大张着的嘴,裸露的生殖器和乳房,隆起的肚子和鼻子。这些类似肿瘤的意象用现代眼光看来简直丑陋不堪,但在个人主义与自我意识兴起之前,理性还没有成为个人身体的审查官,身体是世界中的身体,与“自我”共存于甜蜜的混沌中。16世纪起,现代身体观念的前身才开始出现,平和、驯服,与别人保持距离,节食且小声说话,自我封闭。
  如今我们借以对抗癌症的主要武器生物医学的研究对象是血和肉,而不是患病的活生生的人,这种趋势从笛卡儿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有一次访客问他在看什么书,他指着桌上一头被解剖的小牛说:“这就是我的图书馆。”他对于灵肉二元论的立场是众所皆知的,他说:“我饮食、走路、感觉、思考并将所有这一切活动归于心灵。”心灵是人存在的依托,而大到宇宙小到人类身体都只是不同形式的机器,人把自己的身体外化和客体化,这就为解剖学的发展提供了哲学根据。这段时间在癌症研究学上最值得注意的成就是比利时医生维萨里的《人体的构造》出版,彻底推翻了四体液说和盖伦关于癌症病因(黑胆汁淤积)的判断。不过这并没有根除人们对于身体的错误想象。18世纪的医生们仍然怀疑忧郁症和压抑性格会引发癌症,甚至有“癌症人格”一说。值得注意的是,忧郁(melancholy)这个词的词根和“黑胆汁”(melanoschole)很接近。苏珊·桑塔格很敏锐地察觉了其中身体疾病心理化的趋势,她说:“只要生理疾病被看作心理疾病,那它就变得不那么真实了。在整个现代历史中,有关疾病的思考都倾向于不断扩大心理疾病的范畴,疾病被解释成一个心理事件。”病人的自我主体成为患病的责任方,它没有照顾好那部机器,致使它出现了不可逆的损坏。这同样是值得羞愧的。不过与此有关的反例比比皆是,托克维尔曾经惊叹于美国人比任何国家的民众都外向、喜欢社团,但根据穆克吉《癌症传》的数据,美国每年死亡人数中有1/4患有癌症。在欧洲,心理学家威尔海姆·赖希认为,弗洛伊德患口腔癌是因为他情感压抑,但事实是弗洛伊德成年后大部分时间几乎每天都抽20根左右的雪茄。
  对于习惯于机械论的因果关系的现代人类而言,我们总是倾向于找到一个简单的原因来解释不理想的现状。资本主义和化学工业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魔鬼。认为工业化会导致癌症发病率上升的人占了普通民众的绝大多数,这并不新鲜,不过是卢梭在几百年说过的那些俗套的回音:“文明使人类远离自然,并以各种常见疾病为代价。”“代价”这个词听起来也让人联想到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世界上最著名的流行病学家之一、牛津大学教授理查德·佩托和他的同事理查德·多尔经过调查后说,在美国只有约5%的癌症是工业化直接造成的。工业化带来的间接影响可能反倒更大,例如贫民窟和城中村的出现导致卫生状况恶化,居住人群很容易互相传染。工业化的另一个间接影响是发达的交通工具造成了烟草的世界性流通,《癌症传》里说,20世纪早期全世界约有4/5的男人抽烟,直到1950年吸烟和癌症之间的因果关系才被证实,但大量廉价的香烟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成为日用品,肺癌的流行已经不可避免。这些都是工业化的间接影响,但很难为此去责备蒸汽机。肺癌的例子至少说明了一点:癌症发病率的改变和其他疾病一样,从根本上来说与文化和社会的变更紧密相连。这种影响有时候也可能是双向的,人们用癌症的特点来表达他们对社会的不满。苏珊·桑塔格的著作里提到了癌症与现代消费社会之间的隐喻关系,癌症被用来比喻那些不受节制的、畸形的、混乱的增长导致的经济灾难。癌细胞的繁殖是失控的表现,就像发达资本主义是一台依赖消费欲来运转的巨大机器。
  有些医生的治疗手段耐人寻味。威廉·霍尔斯特德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当了33年外科主任,他对癌症和身体的粗暴态度足以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他在19世纪末提出了一个“离心理论”,认为癌症有一个核心致病源,它会向四周以发散状态传播。一般的医学史会赞扬霍尔斯特德,他的手术确实使一些病人延续了几年寿命,但这种理论以及实际操作显示出对身体的极端蔑视与冷漠。比如对乳腺癌患者,他不但切除病人的整个乳房,还要切去前胸一部分肌肉和锁骨附近的淋巴,有时甚至要切除肋骨,而这些都是在一个没有完全得到验证的理论前提下的行为。但那时候许多仅仅是怀疑自己有乳腺癌的女病人都求着医生给她们切除乳房,好像这是某种原罪,切掉才能健康生活。这种思想在100多年后也没有绝迹,今年在美国有一位叫罗斯的24岁模特就宣布打算切除自己的乳房,她说:“乳房并不代表全部,也不能界定你的人生。与美貌相比我更想要生命。”好像身体的完整是件危险的事情,而她并未查出有任何癌症。
  霍尔斯特德的治疗方法是在机械论医学发展的逻辑之下进行的。人体是零件的组合,医生护士要保证的是所有的零件的指标都正常,这些零件可以被修改或者矫正,必要时切除。但对于病人来说,怎样的治疗是能够接受的?手术、化疗和放疗这样的治疗方式会给患者带来多大的伤害?就像索尔仁尼琴在《癌症楼》里所写的:“生命的最高价值究竟是什么?到底为它该付出多少代价?而多少不可以?”这个界限谁能定呢?是医生吗?疾病使人丧失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感,德国作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舞者的身体》里,一个舞者因重病丧失舞蹈能力后住院治疗,最后她不满医院强奸式的治疗,打算重新获得对身体的支配。“她封闭了身体,用锁链将它捆绑起来。因为这是她的躯体,供她自由支配的财产,她住在这个寓所里,其他人没有必要来扰乱她的寓所。”福柯说医院从18世纪以来不断强化的查房把病人置于“几乎无休止的考试场景之中”,病人很容易心烦意乱。《纽约客》评价《癌症传》时说,病人进入的不仅是一个病房,而是一个将个人的身份扒掉重新标记的机构,她有一个病历号、一个手镯和一套病号服。化疗病房是无菌环境,这样她和家人与朋友的关系就必须按照她的治疗规律重新调整。病人现在只是一个病号了。身体不再携带身份信息,也不能制造欢愉,它成了累赘,它是病人最后要死去的地方。从外面看,医院就像是一个壁垒,它以机构的形式让死亡从公共视野中消隐,没有人愿意看见、听见和想到墙内以各种方式走向终点的死亡。“我们注定什么也干不成,注定只能背着恶名从这个世界消失,但我们所有最好的东西,犹如我们还没有干涸的一片水面,我们所留下的全部纪念就是通过见面、交谈、帮助等方式互相捧给对方的一掬水。”索尔仁尼琴这样描写病人们的最后时光。
  也许我们错过了一些东西才走到今天这一步。谁知道呢。替代疗法总是存在,英国王室就一直是顺势疗法的支持者。对于一些患者来说,正统医学的作用有限,不如去寻找痛苦程度较低的疗法。正统医学界鄙视替代疗法,但评价一种医学干预是否成功,是极端困难的事,因为一个人不知道是最近实施的医疗干预治愈了自己,还是身体进行了自我修复。其次,治愈疾病的原因,往往不是取代或修复身体出问题的部分,而是在自我康复中实施了有效干预。
  195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鲍林曾经主张维生素C对癌症具有治疗功效,他认为这是一种“矫正分子”,能够调整人体分子浓度来实现和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1973年,在斯坦福医学院受冷落的鲍林辞职,但他的独立研究已经不能从正统机关和基金会获得研究经费,一度很困窘。他的合作伙伴卡梅伦向《柳叶刀》投稿讲述他们的初期研究成果,也被拒绝。在鲍林的威望作用下,国立癌症研究所委托一位专家主持一次对照临床实验,但找来的病人都已经在之前接受过放疗或者化疗,不符合鲍林的要求,几次测试结果显示维生素C没有显著作用,但鲍林患癌症的妻子(一开始就服用一定剂量维生素C)却在确诊后又活了5年。这件事最后成了鲍林不太占上风的糊涂账,随着他在1994年去世,维生素C抗癌的研究结束了。这个例子至少说明了偏离主流的研究有多么困难,虽然每年癌症研究获得的资助已经非常可观,但相对于这个强大的病魔,这些经费还是太少了,以至于偶尔换换思路都很容易被斥为伪科学。
  伦敦癌症研究所的麦尔·格里夫斯写了一本《癌症:进化的遗产》,解释了现在生物医学在癌症研究上的主流方向:基因。身体在医学研究者眼里依然是一个等待解剖的客体,一个机器,只是现在我们意识到这个看似简单的机器意外复杂,多怀了几分敬畏。基因研究的结果让我们对癌细胞多了一些认识,它不再是一个机械因果关系内的闯入者,不再是一个带着可疑包裹的外国恐怖分子。它是我们身体(也许还包括灵魂)的一部分,是进化的结果。格里夫斯说,会损伤或导致细胞DNA发生突变的微生物和植物毒素在自然界无处不在,而理论上只要一个细胞突变就足以导致恶性癌症。外来的有毒侵害为细胞创造了一个竞争性生存条件,那些利于修复的细胞发生一些变异来适应当前环境,但同时在这些有利变异中,也有极微小的可能产生一些有害变异,我们自身的修复和防御系统反而可能被策反,产生癌细胞。这也很类似癌症治疗的过程,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格里夫斯最惊人的结论是:“癌症可以看作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成功的复杂生物体的基本特点带来的必然后果或者内在进化惩罚。”这就是说,我们的灵与肉都是正常细胞和癌细胞同时进化的结果,福尔摩斯与莫里亚蒂共同构成了故事,我们的疾病真的成为我们存在的方式了。这种存在不是机械论的和单维的,一方面,商业化和社会化使得人口中的癌症风险上升;而另一方面人类又在享受现代化带来的长寿。我们对于癌症的态度也许应该冷静一点:人类既然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存活下来,已经说明了正常细胞对癌细胞具有长期优势,这一场斗争可能永远也不会结束,因为人大概永远也不会进化到完美的地步,但我们对癌症的优势会扩大。在这段时间里,人类和身体的关系将改善,身体不再是被技术鄙视和切割的对象,它期待一场和解,它会是一切问题解决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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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50期 | 标签: | 7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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