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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和消费:下一个十年的关键词

啪啪啪(性教育从此开始...)
警示:18岁以下未成年人禁止入内!
改革到了关口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的下滑,我们该怎么判断?它是不是中国模式出现的一个短期调整?
  刘胜军:对中国经济形势的看法,不同的人由于立场不同,利益不一样,得到的判断也会不同。学术界目前有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眼前的下滑并不只是小的调整,这种局面并非偶然,而是我们在过去30年形成的经济增长惯性下必然出现的结局。眼下我们的社会矛盾累积到了临界点,如果不及时化解,社会可能面临动荡,经济下滑只是一种预警。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模式是成功的,将来中国仍旧可以发挥政府投资的巨大作用,我们经济增长的局面还可以维持20年。
  就个人而言,我对目前宏观经济的不景气只是有些小的担心,并不严重。其实早在2001年,美国学者章家墩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作《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预言中国模式2011年会全面崩溃。当时中国银行体系的坏账特别庞大,连周小川也承认,我们的银行已经技术性破产,所以,当时认为中国经济会崩盘的这个判断影响过不少人。但是后来的发展比人们预期的要乐观得多——政府强力推进改革,其中对国有经济体系的强硬改革和中国加入WTO对局面的影响深远,造就了我们新一轮的高增长。
  只是从悲观大预言到这10来年的高速增长,又给大家造成了一种高枕无忧的麻痹情绪,掩盖了我们发展中的很多矛盾。所以,眼前的经济下滑,我认为不会造成重大问题,但是给我们发出一种警示,就是我们该怎样反省过去30年的发展模式。
  总的来说,我认为明年经济形势会慢慢好转,但是经济发展模式中的深层次问题仍旧没有解决。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过去依靠的经济增长动力,今天发生了哪些改变?
  刘胜军:从中国过去经济增长动力来看,一个是加入WTO带来全球化的红利,“中国制造”的全球市场份额从7%猛增至15%左右。另一个是人口红利,还有一个就是中国投资驱动,就是靠国家资本的高储蓄率实现了强制性的投资驱动。
  但是这三条路现在都已经走到尽头了,人口红利已经过刘易斯拐点,又加上人口老龄化可能会提前到来。至于“中国制造”,由于有污染环境,以扭曲成本的优势来参与国际竞争等,也是不可持续的。投资驱动也已经走到尽头,如果再继续这个模式,现有的问题就会越来越突出。由此,我们要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就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造成目前局面的原因,有一种说法是认为,中央推出的“4万亿”救市政策过度刺激了经济。我们今天来看“4万亿”的政策,会有不同结论吗?
  刘胜军:我们的高速增长遭遇了2008年外部剧烈的冲击,GDP的增长一度下滑到6.2%。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珠三角”出现大量的民工返乡潮。这对于一个以GDP连续创造10%左右奇迹的经济体来说,出现了经济有可能严重下滑的信号。“4万亿”的出台并非毫无道理,但是忽视了地方政府体制性的扩张冲动。在“4万亿”的旗号下,那时候银行放贷成了政治任务。关键是地方政府出台了10万亿元的投资,这样导致上一轮刺激计划有一点失控。
  我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关键就是在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本来这个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可是现在又重现了,银行新增贷款在2009和2010年出现井喷,接下来就出现了地方债务平台问题、房价上涨、通胀上升。于是又一脚踩了急刹车,造成了现在经济下滑的局面。
  这次经济下滑后,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急剧萎缩,可是房价并没有下来。虽然通胀下来了,可是我们的经济明显下滑了,也就是说我们的控制通胀是以经济下滑为代价的。原本土地出让金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40%,房地产以及上下游对GDP贡献比较大,这一下子就出现了很大的停滞。再加上我们的4万亿中有1.5万亿给了铁道部,高铁每年消耗的投资近7000亿元,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冲击。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现在中国社会的认知分歧比较大,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到了需要深化改革的关口?
  刘胜军: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很多决议,并未得到有效执行,突出表现在央企垄断和“国进民退”现象上。其二,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日甚,一些本该取消的审批权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在一些领域出现了更多的审批“设租”行为。其三,“国强民弱”的社会格局继续强化。改革出现困局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目前政府自身的改革已经成为核心问题,无疑需要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
  对中国模式的反思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很早就在谈论投资驱动型经济的弊端,但是这些年我们的投资率依旧非常高。
  刘胜军:中国模式本质上就是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2011年我们的投资率达到了惊人的50%,这从世界范围来看都是可怕的。欧美发达国家投资率一般为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高速发展中国家也就百分之三十几的水平。
  现在我们对高投资采取行政性打压,中央政府有财政盈余,地方政府的日子就很难过了。本来它们40%的收入靠土地出让金,现在这块收入大大减少,可是硬性的支出不会减少,比如“三公”消费、公务员工资等。最近深圳政府开始与企业协商税率,今年1~3季度的地方收入中,罚没性收入急剧上升,这些都说明了地方政府的日子不好过。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我们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有哪些?
  刘胜军:第一,环境污染。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环境压力很大,环境污染的成本外化为社会矛盾。
  第二,腐败问题。从已经揭露的案例看,贪污金额的数量级增长很快。
  第三,收入分配差距在拉大。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5。中国很多富豪财富来源是没有合法性的,或多或少依靠权力或是与权力结盟。我们社会的不少贫富差距,往往是因为与权力关系的密切程度不一样导致的,而不是因为人们是否勤劳。过去邓小平说,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但必须合法致富。
  在以上三个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外,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也不乐观。欧洲现在的失业率达到11%,美国的失业率虽然控制到了8%以下,但仍处在渐进式的复苏中。今年1~3季度,我国净出口对GDP的贡献是-5.5%,出口形势非常不好,所以我们可谓正处在内外交困当中。
  三联生活周刊:唱衰中国模式的声音一直存在,中国模式与亚洲“四小龙”的腾飞模式是不是极为相近?
  刘胜军: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1994年写过一篇《亚洲奇迹之谜》的文章,试图解开“四小龙”之谜。但是他研究后的结论是,这些奇迹是假象,本质上是依靠投入而不是效率的增长,他将缺乏技术含量的东南亚经济增长称为“纸老虎”。比如新加坡人的高储蓄率,1966年新加坡人的储蓄率是11%,1990年达到了40%。他们的经济增长靠的是大量的要素投入,这与苏联模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注定无法长久。
  “冷战”时期,在美苏对抗之初,苏联在短期内靠强大国家机器的动员力量创造奇迹,可是最终不能持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研究发现,在美国20世纪的经济增长中有一个因素是劳动和资本不能解释的。这个因素就叫作“索洛余量A”(Solow Residual A)。索洛给它的定义是技术进步,而我们在实际的经济计算工作中,这个“索洛余量A”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指TFP。也就是说,现代经济增长主要的来源不是来自投资,而是来自效率的提高,这是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一个社会最终的进步依靠效率而不是投入,美国人均GDP的提高80%是依靠生产效率的提高。在克鲁格曼这篇文章出来之后的三年,就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的高投资是怎么来的?
  刘胜军:我们的税收占财政的比例很大,我们120多家央企掌控经济的能力非常厉害,2010年,中石油和中石化这“两桶油”的利润,超过民营经济500强企业之和。2011年,我们的银行业利润占到全球银行业利润的将近30%。
  第二是我们的生产价格被扭曲,劳动力、土地、环境等,几乎所有的生产要素价格都被严重压低了。
  说到资本价格,我们的利率是被管制的,实际利率长期非常低,一年期存款利率跑不赢通胀,不贷款是傻子。
  三联生活周刊:眼下中国储蓄率升至50%的历史高位,靠消费来驱动经济的想法并不容易。
  刘胜军:除了企业储蓄与政府储蓄大幅度上升外,居民缺乏消费的安全感亦是关键原因:首先,虽然居民收入有所增长,但在经济增长“蛋糕”中所占的份额不断降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在1996至2008年间下降了12个百分点。其次,由于长期的利率管制,居民财富保值存在很大挑战。再次,由于中国股市目前仍然是财富掠夺而非价值创造为主的市场,居民难以通过股权投资分享经济的成长性。第四,房价高企,严重透支居民未来20年收入,导致“中产阶级贫困化”的奇怪现象。最后,中国在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的发展滞后和历史欠账,导致居民缺乏安全感。
  创新机制缺乏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在这一轮经济下滑中,地方政府的日子尤其不好过?
  刘胜军:我们现在是政治经济一体化、地方政府公司化。政府本来是一个执法机构,可是它现在却以追求GDP为主。它既要创造税收,你又让它去关停污染企业、保障我们的食品安全,这不矛盾吗?市场经济的主旨就是个体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可是它有个前提,就是我们以前说的“费厄泼赖”,政府的职责就是保证公平竞争的环境,它应该是“看不见的手”、是“守夜人”。制衡市场经济唯一的体制是法制,市场经济与法制是孪生姐妹,政府如果手中权力过于强大,就导致了法律边缘化。
  三联生活周刊: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企业创新成为很重要的要素。我们也在问自己,中国那么多企业家,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个乔布斯?
  刘胜军: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动物,企业行为取决于制度环境的导向,而现有的制度环境存在诸多不利于创新的“负向激励”:1.知识产权保护不力;2.央企靠行政垄断做大做强,市场经济的“费厄泼赖”难以保障;3.土地、资金、劳动力、环境等主要生产要素价格被显著扭曲,致使企业可以靠“扭曲的成本优势”赚取利润、获得生存空间;4.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和审批权,寻租成为企业最快捷的“商业模式”;5.由于法治尚不完善,再加上企业家寻租成为常态,这导致企业家安全感缺失,重庆打黑更是充分彰显了企业家在公权力面前的脆弱性。于是乎,富人移民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中国几万家企业加起来还不如一个苹果公司,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的致富机会往往与权力结合,躺着就能发财。为什么要像乔布斯那样,把自己给累死了?而且就算花了10年研发出来的新成果,推向市场几个月可能就被人仿制了,谁愿意去创新?在一个畸形的环境里,企业家到底是在创造价值,还是在瓜分财富,这是值得讨论的。那些靠科技研发而致富的企业家会不一样,钱来得比较干净。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可以期望的经济增长动力从哪儿来?政府在短期内应该进行哪些经济改革?
  刘胜军:经济增长第一要靠中国企业创新,另外就是靠内需消费拉动经济。要提高消费内需也很简单,只要增加老百姓的实际有效收入,但怎么增加它的有效收入呢?要么就增加收入,要么就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所以,围绕这两个因素来推动政府体制改革,就是我们经济增长的希望所在。
  具体而言,政府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第一,大面积、大幅度减税,包括对企业、对个人的减税。另外一个核心,政府要放权,政府不能够再继续管IPO,不能让融资从一个企业的基本权利变成像目前的特权,这是非常扭曲的。
  另外,废除类似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机构,国务院今年10月出台的新“两个凡是”是个进步:“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财政民主化,如果说能迈出这一步,那么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因为这是很多问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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