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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宕起伏:失衡的中东

啪啪啪(性教育从此开始...)
警示:18岁以下未成年人禁止入内!
2011 年2 月11 日,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宣布辞职,数万民众在开罗解放广场庆祝。图为志愿者在次日清理垃圾
2003 年4 月9 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市中心的萨达姆塑像被推倒

  2003年,美国改变“冷战”后形成的“东遏两伊(伊朗、伊拉克),西促和谈(巴以)”的外交策略,以一场推翻萨达姆的战争打破稳定的中东格局。美国驻军成为伊拉克权力真空的填补力量,制约着以反美为目标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和地区逊尼派、什叶派力量之间的政治主导权争夺。小布什政府下台后,美国全球战略向亚太地区转移,在中东的战略收缩成为定局。
  2010年底,美国开始从伊拉克撤军,2011年底,美军全部撤离。在这一过程中,一场来势汹涌的政治动荡席卷阿拉伯世界,在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和也门推翻了政府,在叙利亚掀起了持续至今的内战。这些国家的共同点极为突出:专制政权长期执政,经济结构缺乏活力,无法为高比例的年轻人口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以微小的社会事件为导火索,社会群体对政权的不满被全面引爆。
  西方世界赋予“阿拉伯之春”民主革命的意义。但实际上,与伊拉克类似,当专制政权被推翻后,这些国家并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过渡。缺乏现代政党政治经验的社会,在社会矛盾激化和旧秩序破裂时,转而投向了根深蒂固于传统的宗教和部族力量。原先专制但较世俗的共和政体被消解,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政党和地区武装占据了政治舞台,激化了国家内部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宗教派别之间、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持续对抗。
  地区的绝对主导力量美国在这场“民主革命”中秉持了实用主义的策略。与撤军伊拉克相应,它不再直接干预各国局势。对利比亚的空袭也是在法国领导的名义下进行的。它一面帮助利比亚军阀打垮卡扎菲,另一面默许沙特出兵巴林镇压什叶派示威;在埃及,它在民众运动的大势所趋之下放弃了盟友穆巴拉克,在军方将自由选举产生的执政者穆斯林兄弟会赶下台时,它又拒绝承认这是一场军事政变。
  奥巴马政府种种表现说明,在不涉及维护以色列安全、遏制反美势力、打击恐怖主义、维持稳定的石油供应这些根本利益的情况下,美国不愿再为中东背负更多的包袱。美国力量的后撤意味着,在中东变局的再平衡过程中,沙特、埃及、土耳其、以色列、伊朗等地区大国之间的相互之间博弈将更为激烈。而在决定性力量缺席的情况下,多种均势力量的对抗意味着更大的变数,更长期的动荡。叙利亚的3年内战证明了这一点。
2011 年3 月11 日,利比亚石油重镇拉斯拉努夫遭卡扎菲政府军空袭,当地反对派武装试图抵抗

利比亚


  2011年10月20日,在利比亚战事爆发8个月后,卡扎菲及其子穆塔西姆遍布伤痕的尸体被放在苏尔特一家肉铺的冷库里任凭好奇民众围观拍照。卡扎菲时代就此落幕。
  盘根错节的部落力量是推翻卡扎菲政权的主要内部力量。利比亚的部落传统可以追溯到1951年利比亚联合王国建国前,当时由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与费赞三块地区组成的利比亚还只是一个地理学上的概念。这些地方由140多个部落组成,人们用忠诚交换物质利益和安全,所有人无条件地服从首领。
  卡扎菲及其率领的“自由军官组织”在1969年的“九月革命”中推翻伊德里斯王朝,成立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在整个70年代,卡扎菲不断对利比亚政治体制进行调整,但从来不以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为方向。在这里既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宪法,也没有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和部委机构。为巩固权力,卡扎菲依靠自由军官组织,将卡扎法、瓦法拉、马卡哈部落整合为自己的亲信。部落成员占据了各类权力机构的重要职位,部落政治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为强大了。
年轻时的卡扎菲(摄于1973 年)

  卡扎菲对国家政治控制力的下滑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外交上,利比亚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美国关系恶化。从1982年起,美国就以利比亚支持恐怖分子及在国外搞颠覆活动为由,宣布对利比亚石油实行禁运,并对除食品、药品和医疗设备的所有出口到利比亚的美国产品强加出口许可证,从利比亚撤出2000名石油技术人员,并要求西欧盟友参与制裁。
  战争的紧迫感令利比亚不断花费巨资从苏联等国家购入武器。但从1986年初开始,由于石油价格从每桶30美元暴跌到10美元。利比亚的石油总收入从一年前的220亿美元跌到80亿美元以下,赤字达到20亿美元。
  在四伏的危机中,卡扎菲本能地在部落政治上走向极端。瓦法拉部落在与卡扎法部落的权力争夺中被排挤,由政权的支持者变成为昔兰尼加的反对派。
  2011年2月15日,班加西人率先走向了街头后,示威游行活动在利比亚多个城市蔓延开来。8天后,东部就基本脱离利比亚政府的控制。随后,交战双方陷入拉锯战。由于利比亚持续的动荡将对世界原油市场产生不小的影响,北约军队决定出兵干预,在3月19日发起了以“奥德赛黎明”为代号的袭击。8月,反对派武装全面控制了首都的黎波里。
  卡扎菲垮台后,利比亚进入国家重建。虽然以班加西为基地的“国家过渡委员会”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为利比亚人的唯一合法代表,但推翻卡扎菲政权的重要力量——民兵武装组织及其背后的部落力量在新政权建立后并未解散,势力反而迅猛发展,同时控制了领土和经济资产,并且试图永久保持掌控权。
  2014年5月16日,班加西爆发了自2011年战争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冲突。退役将领哈夫塔尔以“根除恐怖主义”为由,对当地多支伊斯兰民兵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在持续动荡中,利比亚于6月25日举行了自2011年卡扎菲政权倒台以来的第二次议会选举。选举后利比亚安全局势急速恶化。全国已处于再度爆发内战边缘。美军军方6月21日表示,美国从利比亚撤出公民的准备工作已完成,美军舰艇和海军陆战队正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军事基地待命。时隔3年,又一场内战似乎正在步步逼近。

埃及


  2011年初穆巴拉克的辞职揭开了埃及动乱的第一个谜底,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此后,由原执政党“民族民主党”演变而来的“新民族党”,由穆斯林兄弟会组建的“自由和正义党”,由各种分散、多元力量构成的自由派三大政治势力不断分化组合,以谋取对埃及未来的主导权。
2011 年1 月29 日,数千名抗议者聚集在开罗市中心,要求时任总统穆巴拉克辞职

  在埃及的各派政治势力中,作为连续存在时间最长的现代伊斯兰团体,穆斯林兄弟会的实力最为强大。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的成员人数曾一度达200万之众。1952年,纳赛尔将军建立共和国。世俗的军方与穆斯林兄弟会主张的伊斯兰法治理理念发生冲突。1954年,穆斯林兄弟会数次试图暗杀总统纳赛尔,最终导致政府的残酷镇压。
  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们从这一经历中得到了迥异的教训,包括埃及现代伊斯兰主义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卜在内的一些人走向了极端主义,认为对抗现代国家强制力的唯一手段就是伊斯兰圣战。而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班纳的继承人哈桑·胡代比则做出了更为明智和谨慎的决策。他的继承人乌玛尔·蒂尔米萨尼宣布放弃在国内战略中使用暴力。这一让步使得萨达特总统允许穆兄会作为社会组织而存在。穆兄会对埃及社会的持续影响得以保存下来。
  2002至2004年间,穆斯林兄弟会加入了反对派组成的“变革运动”,抗议对巴勒斯坦人的压制,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并迅速转向国内政治领域,提出包括对选举进行司法监督、停止紧急状态法、改革总统选举流程等一系列政治要求。在穆巴拉克下台后,穆斯林兄弟会成为埃及社会最具有组织性和政治经验的政治组织。2012年6月17日,代表穆斯林兄弟会的“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罕默德·穆尔西得以在总统选举中击败代表世俗派的前总理艾哈迈德·沙菲克,成为埃及历史上首位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

穆尔西上台后的最大悬念在于埃及军方是否能够向其移交权力


  穆尔西于2012年12月26日颁布总统令,宣布前日在全民公投中获得通过的宪法正式生效,这部带有伊斯兰教法色彩的宪法的出台引爆了强烈抗议。世俗民主派和自由派认为,穆兄会可能利用投票箱上台,劫持民主,建立实行“沙里亚”的伊斯兰国家。
  与此同时,穆巴拉克政权垮台后,本来满目疮痍的埃及经济再遭投资锐减和旅游业衰落的双重打击。穆尔西未能制定出可行的解决方式,经济困境更加严峻。根据埃及国际合作部的统计数据显示,该国的年经济增长率从2011年革命发生前的7.2%直降至2012~2013年的2.1%,失业率却从8.4%上升至13.2%,贫困率从2010年的19.6%上升至2013年的25.2%。
  2013年7月4日,在反政府动乱持续数日后,埃及军方解除了总统穆尔西的全部职务。国防部长塞西宣布废除临时宪法,提前举行总统大选,并委任最高宪法法院院长曼苏尔为过渡总统。此后,伊斯兰力量和埃及军方之间长期存在的敌意骤然激化,国内暴力冲突不断升级。2013年7月16日下午,国家进入紧急状态。8月15日,埃及经历了“阿拉伯之春”开始以来最为血腥的一天。埃及军方在开罗阿达维耶清真寺外广场和复兴广场对前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展开了武力“清场”,导致数以千计的人员伤亡。
  据统计,从2013年7月至2014年1月末,共有3143名埃及人在各类政治暴力事件中丧生,1.7万人在超过1100场示威和冲突中受伤。同时,极端组织也加大了对埃恐怖袭击的力度。截至2014年1月底,共有281名埃及人死于恐怖主义袭击。
  军方以高压回应动乱。2013年8月17日,临时政府总理贝卜拉维要求解散穆斯林兄弟会,并将其从法律上定为非法组织。10月9日,埃及社会团结部部长宣布,将穆兄会从非政府组织名单里删除。
  2013年12月1日,埃及修宪委员会完成并通过了最终修订版的新宪法草案,临时总统曼苏尔向全体选民发出公投倡议。当月中旬,埃及政治过渡路线图的重要一步——新宪法草案以98.1%的高支持率通过,这是埃及自2011年发生政治动荡以来的第二部宪法草案。
  新宪法草案由247项条款组成,相较2012年宪法有较大改动。在政党制度方面,新宪法草案明确禁止以宗教为基础成立政党;在议会制度方面,草案决定改“两院制”为“一院制”,取消协商会议(议会上院),且取消议会中工人和农民代表比例不得少于一半的强制性规定;在司法制度方面,则允许军事法庭审判平民等。草案还规定,国防部长的人选必须是军人,并需得到最高军事委员会同意。新宪法草案强化了国家机关的执政地位,军方、司法机关和警方可以联合起来对付穆兄会。实际上,被赋予自治权的军方是新宪法的最大赢家,而伊斯兰主义者是新宪法的最大输家。
  对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及其支持者的大规模抓捕,在埃及全境展开。2014年3月起,审判陆续在明亚、盖勒尤卜等省份进行,逾千人被判处死刑。6月3日,埃及最高选举委员会宣布,前军方领导人塞西以96.91%的得票率战胜左翼政治家萨巴希,赢得总统选举。革命3周年后,埃及重回军人总统时代。
  面对埃及局势,美国在战略利益与现实政治主张之间进退维谷。在穆尔西民选政府被推翻后,美国国务院以防止埃及国内冲突为由,于2013年10月9日宣布暂停对埃及15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包括暂停交付一些大型军事装备及对埃及政府的现金援助,直到埃及在民主过渡方面取得“可信的进展”。之后,美国继续释放混合信号,一面对新政权的高压统治予以谴责,一面又宣称希望结束双边关系危机,更新援助力度。
  在阿拉伯世界,沙特是埃及军方重新夺权的最坚定支持者。前总统穆尔西被罢黜后,沙特国王便成为第一个向埃及军方发来贺电的外国元首。此后,沙特联手阿联酋、科威特等海湾国家向埃及提供了累计超过12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埃及内阁去年底将穆尔西所属的穆斯林兄弟会定性为恐怖组织后,沙特亦追随埃及将其列入恐怖组织名单。6月初埃及总统选举结果出炉,沙特国王即在十几分钟后向塞西发去贺电,并呼吁埃及的援助国召开国际会议,帮助埃及度过当前的经济危机。沙特的积极响应既是出于巩固传统的盟友关系的需要,也是出于对地区伊斯兰主义政治崛起可能威胁本国君主统治的担忧。
  在地区以外,俄罗斯也积极介入埃及变动。今年3月,塞西远赴莫斯科,就一份20亿美元的军火协议与公开支持其竞选总统的普京展开了讨论,被视为对美国“放弃埃及”政策的回应。与此对应,6月22日,美国国务卿克里火速造访埃及,并宣布将解冻在埃及前总统穆尔西去年下台时遭到冻结的5.75亿美元军事援助款,并迅速拨款。此外,美国还承诺向埃及提供10架阿帕奇直升机,用来打击在西奈半岛的武装分子。

叙利亚


  2011年3月初,叙利亚南部城市德拉市的15名小学生在公共场所涂写反政府标语,遭到警方拘押。3月15日,数十名叙利亚人在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哈米迪亚市场游行,揭开了反政府活动的序幕。3月18日,德拉市爆发了上千人参加的游行,随后抗议风暴蔓延至叙利亚全境。示威者提出结束国家紧急状态法,呼吁政治改革,争取自由权和惩治腐败等多项政治要求。
  作为回应,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宣布结束自1963年开始实施的“紧急状态”法案,保障民众“游行示威权利”。但政府的让步反而激起民众更大的热情,反对派提出新的要求,如重组安全机构、修改叙利亚宪法等。4月22日,叙利亚出现了最大规模的抗议,政府镇压行动也开始升级,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此后局势逐渐由和平抗议转向暴力冲突。
1971 年,时任叙利亚总理兼国防部长哈菲兹·阿萨德(右三)访问莫斯科

  叙利亚此番危机的爆发与国内经济、政治、宗教问题密切相关,加上外部因素干预,矛盾进一步激化,事态迅速向恶性循环方向发展。
  叙利亚什叶派占总人口约20%,而逊尼派则占到国内总人口的70%,教派间利益此消彼长。掌握叙利亚政权的阿萨德家族属于什叶派的分支阿拉维派,只占叙利亚总人口的6%,阿萨德掌权后,被认为是异教徒的阿拉维派开始掌控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并由此成为叙利亚社会的特权派别,以阿萨德家族为核心,阿拉维派形成了掌控叙利亚的利益阶层,并控制着该国的安全部队:巴沙尔的弟弟马赫尔·阿萨德领导着该国精锐部队——共和国卫队和第四装甲部队,巴沙尔的姐夫阿瑟夫·沙乌卡特是军队的副总参谋长。
  1976年,叙利亚国内爆发了持续6年的叛乱,1982年2月发生在西部城市哈马的大屠杀成为高潮事件:哈菲兹·阿萨德将叛乱归因为哈马的穆斯林兄弟,派出军事力量进行了镇压,对哈马的逊尼派穆斯林实施了焦土政策,叛乱者控制的清真寺和其他建筑物被重炮夷为平地,导致几万人被屠杀。2004年,东北部城市卡米什利的库尔德人发动了反政府暴乱,此后数月,叙利亚警察与当地的库尔德人和阿拉伯部落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对峙和冲突,造成了至少30万人死亡。这些过往历史,都为叙利亚的宗教、民族分裂埋下了火种。
  而阿萨德家族在40多年的专制统治期间,长期对内实行高压政策和严密监控,积压了大量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叙利亚民众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2000年,巴沙尔就任叙利亚总统后曾力图改革,承诺在政治上,释放政治犯,放松言论控制,打击贪腐行为,禁止神化领导人;在经济上,推行9个五年计划,提出了改革、发展和现代化“一揽子计划”,吸引外资,改善民生。但由于受到复兴党内部元老和既得利益层的制约,改革进程缓慢,经济形势恶劣,失业率高达20%。同时,政府部门腐败问题严重,巴沙尔的弟弟马希尔以及他的叔伯兄弟都不同程度地涉嫌贪污腐败,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官僚作风盛行,国内矛盾并未缓和。
  叙利亚位于中东十字路口,扼守重要的能源走廊,在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力量和以逊尼派为首的阿拉伯力量的角逐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使得叙利亚的政治格局受到了更多外来力量的干涉。
  从2006年起,美国政府开始秘密资助叙流亡组织“公平和发展运动”600万美元。借助美国经费,该组织于2009年4月在英国伦敦成立了巴拉达电视台,利用舆论在叙利亚制造分裂和派系斗争,用人权、民主攻击巴萨尔政权,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叙利亚问题爆发后,中俄否决了美国向安理会提出的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决议草案。美国绕开联合国,孤立中俄,拉拢“反巴沙尔国际阵线”,全方位支持叙利亚国内外反对派。2012年7月,希拉里在华盛顿再次会见叙利亚反对派领导人,要求西方大力培植反对派,向其提供武器,组织海外军团,当时的总统候选人麦凯恩也曾公开表示:首先支持他们,第二给他们武器,第三与我们的盟国一道建立庇护所,不派地面部队,使用盟国的空中力量保护那个地区,并帮助这些人进行公平的战斗。
  沙特阿拉伯在叙利亚爆发起义后,统治者政策分歧不断,随着叙利亚暴力活动加剧,主张采取强硬路线的人胜出,2013年叙利亚危机进入白热化后,为阻止俄罗斯对叙利亚当局的支持,沙特阿拉伯多次向普京施压,包括以“会尽量约束伊斯兰极端分子袭击俄罗斯”换取“俄罗斯放弃巴沙尔”的暗示。根据阿拉伯国家外交官的说法,沙特和卡塔尔等海湾君主国家已向叙各反对派组织提供了大量资金和武器。
  作为叙利亚的盟友,伊朗和俄罗斯在危机中充当了阿萨德政权的后盾。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之后,美国可能对叙利亚动武引起伊朗领导层高度重视。伊朗总统鲁哈尼、议长拉里贾尼等政要2013年8月31日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应对叙利亚危机的措施。伊朗议会代表团紧急出访黎巴嫩和叙利亚,向两国高官通报情况协调立场:伊朗强烈反对任何外来军事干预,如果美国对叙利亚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不会保持沉默。
  俄罗斯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在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爆发后,正是俄罗斯的斡旋使美叙两国免于直接冲突。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政策目标非常明确:确保俄罗斯的石油利益和军事基地,保持俄叙两国的传统盟友关系。俄罗斯多次邀请叙利亚最大的反对派组织“全国联盟”到莫斯科会谈。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从未说过,叙利亚危机的解决必须在保留叙利亚现总统的条件下才能进行。
  在叙利亚危机之初,政府军频频失利,阿勒颇、拉卡等城市接连陷落,首都大马士革遭受两次“总攻”。但随着局势发展,政府军逐步夺回战场主动权,不但挫败反对派两次向首都大马士革发起的“总攻”,又在中部城市霍姆斯和大马士革城市周边的战斗中接连取胜,基本巩固了从首都到沿海地区的战略核心区域,维系了叙利亚政府的生命线。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在上世纪60年代上台后,引导国民强化国家认同,叙利亚民众反对外来干涉意识很强;过去几十年里,阿萨德家族的执政维护经济精英利益,保障民众基本生活需要,复兴党在叙利亚仍有较好的民意基础,加上阿拉维派内部的团结,阿萨德政权在最初的摇摇欲坠中逐步站稳了脚跟。
  而派别林立的反对派内部则在不停分化。目前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大约在100个以上。成立于2011年8月23日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由100多位反派团体代表组成,已经获得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少数国家承认,美国称其是“唯一合法的对话者”。在2013年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后,在确认美国不会军事干预叙利亚局势后,各方势力重新洗牌。立场较为世俗的“叙利亚自由军”和宗教色彩浓厚的“支持阵线”、“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等武装组织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反对派阵营自相残杀情况变本加厉。进一步削弱了其在战场上的协调作战能力。

沙特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中,沙特的吉达市街头涌现抗议人群,在首都利雅得,人们为了争取妇女权利纷纷走向街头,网络上还宣扬要求更多民主的言论。为遏制骚乱的苗头,2011年3月1日,沙特开始发放总值360亿美元的社会福利。3月18日,国王阿卜杜拉宣布了新的社会福利措施,涵盖涨工资、发放现金补助、新建50万套住房。在政改层面上,针对妇女权利问题,阿卜杜拉还宣布给予妇女选举权,允许她们参加2015年的地方选举,此外还特赦了一位违反驾车禁令的女性,使其免受鞭挞处罚。他还承诺3个月内成立反腐委员会,而且还增加6万个军警职位,声称“要对任何试图破坏国家安全和稳定的人给予打击”。国王这些“软”功夫,从表面上起到了平抚民生的作用。
  同时,沙特极为警惕外部的威胁。2011年2月14日,巴林示威群众聚集首都麦纳麦珍珠广场,与警方冲突升级,最终造成60余人身亡。骚乱初期示威者要求获得更好的工作,赋予什叶派平等的政治权利,示威后期演变为呼吁推翻逊尼派当权者哈利法王室家族,其王室地位岌岌可危。就在巴林内乱愈演愈烈之际,3月14日,沙特派兵进入巴林,镇压了示威活动。这也是中东动荡以来,首次出现外国出兵跨境干预一个国家局势。
  巴林内乱始自什叶派,什叶派示威引发的外溢效应波及沙特东部,使得沙特什叶派问题浮出水面。18世纪伊斯兰教瓦哈比派创始人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瓦哈卜,发起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试图恢复伊斯兰教的本来面目。1740年左右,他投奔了部落酋长穆罕默德·伊本·沙特,双方结成联盟。瓦哈卜借酋长的实力传播教义,而后者则以瓦哈比教义为精神动力,开拓疆土,建立国家。现代沙特王国,也正是在这两股力量的作用下创建的。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瓦哈比教与什叶派之间的教义存在严重的冲突。沙特是唯一否认什叶派穆斯林身份的国家。政府禁止什叶派编著、印发本派宗教著作,长期不准什叶派宗教读物进入沙特,从而限制什叶派教义宣传。此外什叶派的宗教场所严重缺乏,什叶派不得自由修建胡塞尼亚和清真寺。什叶派的宗教活动也被限制,不得公开举行纪念侯赛因死难阿舒拉节。在沙特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中,瓦哈比派主义被尊为正统思想。什叶派的历史和文化完全排除,甚至还出现诋毁、扭曲的现象。官方教材中公然指责什叶派朝拜的行为,政府还规定什叶派教师不得公开自己的信仰,否则会受到重罚。
  经济上,什叶派的生活水平也很低。沙特东部居住了大多数的什叶派,东部地区石油资源丰富,但这些民众的生活并未得到改善。直到1987年,东部省才出现了第一座现代医院。阿美石油公司中,有四分之一的员工是什叶派,但极少能进入管理层,大部分什叶派员工都从事体力工作。而在参政方面,什叶派的参政渠道也被限制。国家机关里,顶层官员中也难觅什叶派的身影。什叶派女性的地位更低,什叶派妇女不能在学校长期任教,相较于一般沙特妇女所受的限制更多。
2014 年6 月27 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左二)访问沙特商讨伊拉克和叙利亚危机。沙特外长费萨尔亲王到机场迎接

  正因为如此,中东什叶派力量的任何消长都会牵动沙特王国的神经。1979至1989年,沙特什叶派受伊朗革命的鼓动,举行示威游行,焚烧汽车,砸毁商铺,还袭击了银行。官方不得不出兵2万,进行武力镇压。
  “阿拉伯之春”后,沙特一方面需要妥善处理什叶派问题,另一方面还要警惕逊尼派极端主义势力。沙特与逊尼派极端势力之间关系复杂而又矛盾,沙特希望在与地区什叶派政权的较量中利用逊尼派极端主义势力,另一方面,逊尼派极端主义势力视美国为敌,与美国合作的沙特也可能是他们的袭击目标。
  英国《卫报》和德国《明镜》报道,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国务院内部文件称:“沙特继续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关键性财务基地。”外界猜测,沙特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最大的财主。6月,ISIS与伊拉克政府焦灼交战,伊拉克局势陷入混乱时,沙特只是进行呼吁伊拉克建立和解政府。但在7月初,伊拉克边境撤离2000多的士兵,使沙特边境防守呈真空状,沙特国王下令部署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国家面受潜在的“恐怖分子威胁”。3万沙特士兵严守与伊拉克边境。此时,沙特不得不重视ISIS对本国安全的威胁,也不得不重新审视中东当下格局。另外如果极端分子公然挑起教派矛盾、激起沙特什叶派与邻国什叶派里应外合,那么激烈的动荡势必震动沙特这个阿拉伯世界的“稳定之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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