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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

啪啪啪(性教育从此开始...)
警示:18岁以下未成年人禁止入内!

有情感的房子


  建筑师在“高大上”的建筑上构筑梦想,世界的开放、中国的猛进使我们可能领教各色建筑,经典也好奇葩也罢,美轮美奂、奇奇怪怪都不够形容的。见过了世面,其实内心里最想窥视的还是大师们自己的家居空间,那才是真正安放他们自己灵魂的地方。几年前贵刊曾有过一个家居栏目,讲了不少建筑师为自己建房和装饰的故事,我尤其醉心于周围景观的利用,所受启发直接用在了我的一处海岛住宅建造上。这期的报道又让我满足了一回。
杭州 顾镇涛

如果让我统筹解决雾霾


  北京的金秋10月本来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但今年10月,蓝天白云的日子用手指头都能数过来。京津冀全年大范围的空气质量恶化已经3年多,到今天依然没有拿出让人信服的数据去量化、去分解出雾霾的致因,虽然致因就那么简单——化石能源的污染。一个是汽车尾气,一个是燃煤排放,当然还有一些农村的无序季节性排放。汽车尾气污染的解决有众多发达国家的先例,不在这里赘述,况且我主观地认为,各种燃煤动力排放的污染无论在相对排放量还是绝对排放量上都是绝对致因。
  北方地区的电厂基本上都是燃煤发电,每个电厂的建设起始都是带着可行性研究报告去发改委申请一个立项批文,有了批文就可以去贷款。“可研”中确实包括了“环境影响评价”,电厂的环评中是有关于运行后各种污染物的排放指标的。也就是说,如果地方或者国家的环保主管部门有那么一点责任心,是可以在一个区域内对这些燃煤动力机构的排放进行一个量级预算控制的,当然也许他们做了,但是效果不佳。立了项贷到款就可以上马项目建设,发改委没义务去监管一个电厂的污染物排放,银行只关心贷款的偿付能力和预期现金流,只要并网发电,现金流就是很靠谱的了,何况如果电力企业不赚钱,他们还可以游说发改委涨价。再者,所有的电力企业的负债率都是80%以上,就是靠他们的营运现金流去偿还贷款,并给地方政府纳税,如果由于排放问题让他们限产、停产,最不能接受的就是银行和地方政府。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政府去解决这个污染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闭环,而环保局根本没有权限让一个电厂停产,也没有可能对电厂排放物的总量和浓度进行实时监控。
  说到对策,先从消耗说起。改革开放30多年让每个人的能源消费都有了几十倍上百倍的增长,当人们感叹今天的污染的时候,却从没有想过自己的消耗是不是应该控制一下。80年代,北京家庭的户均电耗不到500千瓦时/年,现在3000也属非常正常。而增速最快的是农村,80年代的家庭电力消费是50~100千瓦时/年,现在和城市的消费水平差不多。所以,让我解决雾霾问题首先要号召大家节约能源,接着运用市场化手段,强化多消耗多付费。多付费的部分不会给发电企业,因为让他们自己监管自己的污染是不可能的,而是成立“治霾”基金和组织。1千瓦装机容量,按年5000小时运行,可发电5000千瓦时,上网到使用终端,实际卖给用户约1200千瓦时(电网传输损失约75%)。每千瓦时收0.1元“治霾”基金,一年120元,一个装机容量120万千瓦的火力电厂一年就有近1.44亿元的治霾经费。
  以北京2000万常住人口计,以每人实际消耗1500千瓦时/年(含所有生产生活用电),北京就可以用掉3×1010千瓦时/年,京津冀地区至少有8000万常住人口。按照终端消费0.1元/千瓦时的“治霾基金”,北京的“治霾基金”量级预算一年就可以有30亿元。京津冀地区以10年为界,上千亿元的资金治理不好这个“雾霾”么?当然这个钱不能给发电企业,最好也不交给政府,因为政府的运行效率实在不高。
  有了钱,另一个必须有的就是“权力资源”。既然地方政府原有的行政体系比较难推动,那么能否在“人大”体系下设立一个特别的临时机构去管理协调这个事情呢?在一定层级的“人大”机构成立专门机构,能够在行政体系上与相关机关和执法部门形成平等沟通,必要时需要一级行政执法者予以法规上的支撑与支持。但是这个也许是最难推动的步骤,确实是我们个人不敢也没法想象的。
  然后就是操作层面,首先重中之重就是数据。有了数据信息我们才能确定污染源和污染的程度,所有的燃煤动力单元其实都有环评,每一个燃煤动力企业,根据其发电量、耗煤量和燃煤的参数种类,基本可以评估出企业的污染排放量。用这些编制预算,纵横向地统计所有燃煤动力企业,标定位置和排放量及影响范围,设定这些理论值。动用一小部分“治霾基金”对每一个燃煤电厂进行外围的排放检测,对数据采集、集中、验证理论值进行修正。据此数据,再根据实时污染情况,气象信息等数据资料是可以总结出一套污染排放和雾霾天气和气候关联的相关性。再有就是选择独立的科研机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大量的科研机构都是这些发电大企业的二级甚至三级单位,如果让他们自己检测自己也是非常不靠谱的。由独立的科研机构制定减排的技术方案,逐步制定减排预算,再在执行中验证可行的量化减排进程,不断修订技术方案,使其更加有效。只要这个程序系统在相对独立的程序和系统中运行,实际的减排效果和雾霾天气的转变定在5年、10年内有所质变。
北京 高先生

六陈镇为何频频被淹


  “雨断断续续下了两昼一夜,街道全被淹没了,水都浸到了腰间。”舅妈在电话里告诉我,“我打算上街买菜,还没走到圩门口就退了回来,根本进不去。”前不久的一场暴风雨,将我的家乡广西平南县六陈镇的街道变成了汪洋大海。我对舅妈描述的场景一点都不觉陌生,因为在我记忆中,洪水每年都要围困一两次集镇,每次短则半天、长则三两天才会彻底退去。为何一下大雨,集镇就成“瓮中之鳖”?
  家乡的集镇四面环山,众多小河流从各个山坳弯弯曲曲蔓延而出,最终在集镇西面汇聚成一条江——白沙江,而后直穿集镇,一路往东奔流。据老人介绍,上世纪60年代,白沙江江面宽阔,江水很深,每天都有运货和载客的船只穿梭其中,两岸人声鼎沸,场面很是壮观。一开始,我还将信将疑,因为我自小看到的白沙江,与传说中的白沙江完全相反:河道狭小,河床到处都是高出水面很多的淤泥与沙子,在有些泥滩上,杂草丛生;河道里沉积着很多垃圾,塑料袋、玻璃瓶、菜叶子是最常见的了;在部分河段,抽沙机将河道里的沙子吸完,形成了一个个深浅不一的“深井”,这些“深井”成为垃圾最好的栖身场所,我曾有一回特意跑去“探险”,发现里面竟然漂着死猪死狗死鸡,臭气熏天。白沙江承担着整座集镇以及众多村庄的排水任务,可如此糟糕的河道怎能胜任?河道越来越窄,还被各种垃圾堵塞,应有的疏散功能丧失,一遇暴雨,集镇不被淹才怪呢。
  白沙江为何重疾缠身?这不得不提到集镇的开发现状。最近几年,集镇到处都是工地,所有地皮都被出售精光,为了继续获取丰厚收益,当地政府不惜牺牲生态环境,对集镇四周的山岭进行挖掘,开辟出一块块住宅地。这样一来,山岭的绿色越来越少,沙土黄色越来越多,降雨时,沙土就会随着雨水一起冲进白沙江,成为白沙江的“主人”。而随着集镇人口的不断增长,垃圾也随之增多,但政府处理垃圾的能力却没有增长,很多居民都将垃圾往街边或河道里扔。清洁工收集垃圾也没有尽职尽责,很多垃圾都成为漏网之鱼,日积月累,自然而然就将下水道堵得水泄不通。此外,收集到的垃圾都被运往山腰填埋或燃烧,但工作不尽责导致不少垃圾裸露在外,刮风下雨天,垃圾肆无忌惮像长了腿似的到处狂奔,最终汇集于白沙江。
  去年我看到挖掘机正在对白沙江流经集镇的河段进行淤泥清理,高兴的同时总觉得积重难返,政府舍不得投入高成本,对白沙江下游进行疏通,只是一味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很担心效果好不到哪里去。避免集镇年复一年被淹的命运,只有动真格的。
北京 赵华夏

奶奶级民工


  9月22日,我老家湖南醴陵市浦口镇南阳花炮厂发生火药爆炸事故,官方公布数据显示13人死亡,1人失踪,33人受伤。不久,醴陵市公安局公告了14名遇难者的详细信息,包括出生年月、身份证号码和家庭住址,令人震惊的是遇难者全部是女性,最小的仅25岁,50岁以上的占了9人,其中57岁的就有3人。“奶奶般”的年纪,本可以在家带孙照顾家庭,但她们却消逝在爆炸中,而那些被炸伤或烧伤的工人们也将面临一辈子的惨痛。
  醴陵是湖南东部的一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县城,曾经是全国经济百强县,烟花爆竹和陶瓷是主要的支柱产业,也是富民产业,和全国大部分农村一样,由于人多地少,大部分村民选择“洗脚上岸”,离开农田从事第二或者第三产业。这次“9·22”事故中不少高龄妇女遇难,是“奶奶级”民工的忧伤,折射出县域经济的发展短板,警示我们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退,社会保障不足和水平不高的弊端也正在逐步显现。
  烟花爆竹产业,在大部分地区还属于手工制作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生产工序来说,主要步骤有“打泥头”、“配药”、“造粒”、“插引线”、“装药”、“切线”、“封口”等,这些步骤中60%是由人工操作,很多还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性。产业链上的工人大部分都是相对较为细心的女性。由于青壮年农民大部分选择外出务工,在外面不好找工作的40~50岁人员,成了本地烟花爆竹企业和陶瓷企业的主力工人,而50岁的年纪,在城里是工人退休的年龄,在老家农村也该进入守着儿孙照料家务的阶段。可是这些“奶奶级”民工,一般就在家附近的企业就业,拿计件工资,大部分都没有购买“五险一金”(超过50岁也没有可能购买了)。
  我有不少50岁以上的乡邻就在这些企业打工,国庆节回家休息,一位54岁的邻居告诉我:“干一天能挣150元,我们又没有退休工资,田也包出去给别人种了,现在多挣点为自己养老。”我问她,不是农村也有了养老保险么?她说:“有是有,60岁以上才可以拿,现在每个月才60元,根本不够花啊。”这是最朴素的声音,也是基层的真实现状。我想,只有社会保障更加完善,这些本应该在家带着儿孙嬉戏照料家庭的“奶奶级”民工们,才有可能离开生产线,退出劳动市场后回到家中安享晚年生活。
湖南株洲 江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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