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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众体验的迷失

  • 包容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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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契贝的短篇小说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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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里的人生

啪啪啪(性教育从此开始...)
警示:18岁以下未成年人禁止入内!
身处盛世的莎士比亚,调集了自己所有的人生经历与横溢才华,在一五九零到一六一二的二十二年内,创作出三十七部戏剧、两首长诗以及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出于时代、社会、文化、经济、个人等诸多因素的不同,莎作“旅行”至中国后的际遇大相径庭。从传教士最早于一八四零年部分引介莎作,到莎士比亚在中国至少有二十五种译名,到一九二一年十月田汉发表第一部莎剧译本,再到朱生豪、梁实秋、方平三个全译本的出版,中国引介与接受莎士比亚经历了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至少有六十多位诗人、学者与翻译家参与到这个独具魅力的领域中来。
  这是一路风尘颠顿、风险频出的历程。翻译所能起到的作用,难于避免的毛病以及所达到的最高境界,都在这一历程中尽现。钱锺书说,这种翻译,让原作得以“投胎转世”,躯壳虽然“换了一个”,但精神姿致“依然故我”。不错,译作是原作的“来生”。经历了上述历程,莎士比亚终于“活”在了中文世界里,并且绽放出了别样的风采。
  缔结莎士比亚英中文学关系的三个全译翻译家,梁实秋译莎三十年,朱生豪译莎十年,方平译莎六十年。他们的人生是译莎的人生,他们的人生因翻译莎剧而完美,他们的人生在漫长的译莎历程中得到了圆满的展开与诠释,他们的人生是“翻译里的人生”!


  鲁迅先生于一九三四年说过:“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有莎士比亚的译本。在日本,《吉诃德先生》、《一千零一夜》是有全译的;莎士比亚、歌德……都有全集。”这段话表达了他希冀中国尽快全面接受西方文学优秀作品的迫切心情,也体现出一种时代的需求。他提到的日译莎作全集,是一九零九年坪内逍遥翻译出版的日文《莎士比亚全集》。而中国第一部《莎士比亚全集》的中译本则出版于一九六七年,较日本晚了五十八年,系由梁实秋独立完成。“成就如此的赫九力士大业(Herculean task),‘五四’以来只有梁氏一人。梁先生翻译莎作近四十年,从一九三零年至一九六七年,这种有恒而踏实的精神真不愧为译界典范。”余光中说。
  一九三零年秋,梁实秋执教青岛大学外文系。当年底,由胡适倡议始译莎剧,计划由梁实秋、徐志摩、闻一多、陈西滢和叶公超五人分工合作,每人每年译两本,五年内完工。可是,次年十一月,徐志摩发生空难,陈西滢出国,闻一多和叶公超又无意于这项工作,仅剩梁实秋一人利用课余独担译莎的全部工程。至一九三六年,梁实秋译出莎剧八种(《威尼斯商人》、《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之悲剧》、《暴风雨》、《李尔王》等),都陆续出版。次年抗战爆发,翻译工作被迫中止。
  此后,梁实秋出任北大外文系主任、随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北碚编订中学教科书、任职国立编译馆、受聘北师大英语系教授、赴台出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英语系教授兼主任(一九五五年改为台湾省立师范大学,任文学院院长)等职,人生如此颠簸多变,夫复何求!一九五九年,梁实秋查出糖尿病,便辞去文学院院长一职,方得暇重拾中断二十二年的译莎工作。他给自己规定,每天译出两千字,遇事耽搁,不论多晚也要完工再睡。他每译完一剧,就将手稿交给妻子装订。程季淑就用纳鞋底的锥子在手稿边上打孔,缝成线装书的样子。梁实秋之女梁文蔷回忆,手稿是完美的,极少改错,绝对清洁,稿纸四角绝无卷边。
  译莎的后几年,梁实秋常感力不从心,没有把握,只是他“硬着头皮,非干不可”。台湾溽热,梁实秋久坐,屁股长出疥疮,只得站着翻译。他大呼:“靠屁股吃饭的人,屁股坏了,可怎么办啊?”这幽默是何等境界!一九六二年十月底,梁实秋又摘除胆囊。术后,健康增进,反而利于翻译。春去秋来,寒暑易节,这一译就是八年。一九六四年,台湾文星书店出版梁译《莎士比亚戏剧二十种》。一九六七年,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版梁译《莎士比亚全集》四十册,三百万字。梁实秋遂被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传人”。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台湾“中国文学协会”、“中国语文学会”等团体联合举行“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出版庆祝会”,与会者近三百人,无不称赞梁实秋的成就。
  对于在有生之年能完成这一事业,梁实秋自感欣慰。在女儿眼中,其父之所以能译全莎作,得益于他坚毅、倔强不服输、排除万难的性格。之后到一九七零年,梁实秋乘兴翻译莎诗三部。至此,梁译莎作全集才算真正告罄。一九八六年,梁译莎作全集由远东出版公司出全。大陆简体字版经远东出版公司授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公司于一九九五年出版,二零零零年又出英汉对照版。
  余光中《梁翁传莎翁》说:“莎士比亚只写了二十年,梁实秋先生却译了三十六年。不过我们不要忘了,莎翁是连续地写,在太平盛世的伦敦连续地写;而梁翁是时作时辍地译,在多难的中国时作时辍地译,从‘二战’前译到‘二战’后,从严寒的北国译到溽暑的南海,且把昔之秋郎译成了今之梁翁。”这是对梁实秋译莎历程最妙的总结。梁实秋说:“我这一生有三十年的功夫送给了莎氏,我自得其乐而已。我从莎氏的著作中,培养了一种人生态度,对世界万物抱有浓厚的兴趣,对人间万象持理解宽容的心胸。”


  一九三三年,二十一岁的“之江才子”朱生豪毕业,到上海世界书局工作。一九三五年是上海文化出版界的“翻译年”。书局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浒建议朱生豪翻译莎作。此举既可纾解朱生豪面对国难的苦闷彷徨,又能给他带来经济收入。二十三岁的朱生豪欣然接受并签订合同,计划两年内全部译出。朱宏达《朱生豪传》记载,当时朱生豪给女友宋清如的信中说:“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 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朱生豪胞弟朱文振《朱生豪译莎侧记》认为,朱生豪“决心译莎,除了个人兴趣外,在日本帝国主义欺凌中国的压力之下,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大概也是主要的动力”。这说明朱生豪是把译莎当作民族英雄事业来看待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朱生豪译出《暴风雨》、《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九部剧。次年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在震天的炮火中,朱生豪逃出寓所,只带了一只藤条箱,装着牛津版莎氏全集和部分译稿。世界书局已被日军放火烧过,一年多的译稿及参考资料尽遭焚毁。八月二十六日,朱生豪从上海避难至嘉兴,后辗转至新塍、新市等地,他这才真正经历、体会到了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尽快译全莎作之念又炽。一九三九年九月,朱生豪到上海《中美日报》任职,写“小言”之余便埋头补译。到一九四二年底,译出《暴风雨》等九部喜剧,把丢失的喜剧补全。在老家嘉兴,朱生豪晚上没有电灯,白天则闭门不出,把全部精力投在译莎上,其妻宋清如则承担了所有家务,二人仅靠微薄稿费维持生计。接着,他又译出《罗密欧与朱丽叶》、《李耳王》、《汉姆莱脱》等剧。一九四三年秋,朱生豪劬劳过度,健康日衰,但他“埋头伏案,握管不辍”,又译出悲剧、杂剧及历史剧四部,连同喜剧共计三十一部。
  朱生豪自幼身体孱弱。一九四四年初,他带病译出《约翰王》、《理查二世》、《理查四世》等四部历史剧,四月写完《译者自序》并编《莎翁年谱》。朱生豪一直忍受着长期病痛,在勉强支撑着译出《亨利五世》第一、二幕后,及至六月,确诊为肺结核,卧床不起,这才不得不放下未竟的译稿。他悲痛地说,早知一病不起,就是拼了命也要译完。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朱生豪带着对爱妻稚子的无限眷念和牵挂,带着没能译全莎剧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年仅三十二岁。
  一九四七年,在朱生豪逝世后的第三年,他所译出的莎剧,由上海世界书局以《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共三辑)为题出版。世界书局打出宣传词:“本年度文化界盛事:喜剧悲剧杂剧,三辑同时出售。朱生豪先生费时十年译成,每辑均附各剧提要、莎翁年谱。原著光芒万丈,世界文学瑰宝,译文优美流利,保持原作神韵。”朱译莎剧问世,译者已故三年,才得告慰亡灵,不禁令人潸然泪下。
  如果说朱生豪是将生命殉于译莎事业的天才翻译家,那么宋清如则是用生命校阅、补译莎剧集的守候者。朱生豪去世后,宋清如一直从事补译与校勘工作,凡三十四载。一九五四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十二册朱译《莎士比亚戏剧集》。为了能出全集,宋清如申请事假一年赴成都与朱文振商议,译出《亨利五世》半部、《亨利六世》三部和《理查三世》一部,剩下《亨利八世》留待秋天回杭州后抽暇继续翻译,至一九五八年全部译完。可叹此译稿还未出版,又悉数毁于“文革”中。
  一九七七到一九七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出版朱译戏剧集单行本,不久又出版《莎士比亚全集》,仍以朱译为底本。另外,台湾大学教授虞尔昌(之江大学一九二六年毕业生)在朱生豪一九四七年译本的基础上历经十年,补译了缺失的十部历史剧,一九五七年由台湾世界书局出版朱、虞的合译本。至今,朱译《全集》以优美的译笔在华人世界仍拥有最广大的读者群。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宋清如走完了她人生的最后路程。一对生死相知的悲情伉俪,合葬在大运河畔的泰石公墓。墓碑上刻着:“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声里做梦,那境界是如何不同;或者一同在雨声里失眠,那也是何等有味。”有爱妻的陪伴,朱生豪不再孤独,他的名字和莎士比亚一起,早已永远镌刻在朱译莎剧读者的心中。


  方平之子陆宇清说:“在我从小的记忆中,父亲总是趴在写字台上伏案工作,他一生淡泊名利,热爱翻译事业,尤其钟情莎士比亚戏剧,可以说他是为莎士比亚而生的。”台湾大学彭镜禧教授面晤方平后说:“方先生治学谨严而态度谦逊,坚持理想、追求完美而又恬淡风趣,风范令人折服。”这是对方平一生译莎研莎绝佳的阐释,非有这种认真、执著而不可为之。的确,他为翻译与研究莎士比亚倾尽了全部心力。
  方平一九二一年生于上海,一九四八年考入浙江兴业银行,业余时间开始从事文学翻译。他自言与莎士比亚结缘六十年,当从此时算起。方平译的多了,看的多了,修成译莎及莎学专家。他却一直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学者、一个诗人。他持之以恒、一以贯之地译莎研莎,这一译一研就占了一个花甲子!
  “于不怀疑处有疑”,这种敬业精神,是方平从事翻译事业的座右铭。从一开始,他将翻译与研究双管齐下,并使之共同开花结果,这成了方平译莎的一大特色。一九五一年,他发表《〈维纳斯与阿童妮〉考证》一文,次年出版汉译长诗《维纳斯与阿童妮》。之后的十年间,方平不仅出版莎剧译作,如《捕风捉影》、《威尼斯商人》、《亨利五世》等,还发表了十多篇研莎论文,有考证、有注释、有分析。
  “文革”期间,方平偷偷摸摸地译莎研莎,他风趣地说自己就像封建社会中的小媳妇,夜半偷偷出去与自己以前的情人幽会。在特殊的岁月里,方平坚持私下译莎,并写了不少当时无法发表的论文。
  一九七八年后,方平迎来了翻译与研究的新纪元。一九七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朱译《莎士比亚全集》,方平补译《亨利五世》,并校阅朱生豪译文。一九七九年五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方译《莎士比亚喜剧五种》;一九八三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和莎士比亚交个朋友吧》,收入他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一年撰写的十七篇论文。这是中国学者第一部由个人撰写的莎剧论文结集。
  方平译莎研莎事业的顶峰是主编并出版十二卷本《新莎士比亚全集》。一九八九年底,他在《中国翻译》杂志上发出“莎士比亚诗剧全集的召唤”,一九九三年在武汉大学主办的国际莎学大会上偶遇知音。之后四年,方平邀集大陆、香港莎学专家屠岸、阮坤、汪义群、覃立岚、张冲等参加翻译工作,并完成《新全集》编译任务(其中方平翻译二十一部剧)。各位译家专家尽心尽责矢志出新,合力将一部新全集奉献给了广大读者。二零零零年一月,《新全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同年十一月,台北猫头鹰出版社在港台继出繁体版《新全集》。
  《新全集》是翻译家、学者、评论家智力与心血的结晶。在翻译过程中,方平既注意追求译语与原语深层涵义(包括意象、口吻、情绪、氛围等)最大程度的接近,又兼顾如何再现原作诗体的艺术形式,因为这是衡量译文高下分野的依据。方平以诗译诗,采用孙大雨首倡的“音组”译莎作为素体诗(blank verse)。原作一行半,译作还它一行半。本雅明说,“隔行对照版”是一切翻译的原型或理想。《新全集》虽是剧作、诗作的翻译,却达到了宗教作品翻译的理想。


  歌德一八二九年《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认为研莎可以将他区分为“一般诗人”与“特殊的舞台诗人”,且要与古人、近人做比。此说开后世研莎之先河,亦为莎译批评指明方向。莎士比亚再难(nán)译,毕竟朱生豪、梁实秋、方平都啃下了这被译界誉为“译难”(nàn)的硬骨头。三家全译,同源相异,异中有同,相互参比,各有侧重,交相辉映。三家全译虽译体不同,但在处理英中语言、文学、文化气韵中,各得其趣、各得其美;而译文辞章义理,三家之心运与原作皆同轨,语迹俱融,均达化境。
  对于朱、梁、方三个全译本之异,方平生前曾说道,朱译是以文学为出发点,作品内容决定一切;梁译讲究存真,尽量点滴不漏;方译则着眼剧本,考虑舞台演出需要。这真称得上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点睛之论。倘以歌德的眼光去看朱、梁、方三家译品,朱表现出的莎士比亚,是一位具有古风气质的“文学诗人”;梁表现出的则是一位具有今人气魄的“一般诗人”;而方所表现出的另是一种独具舞台表演特色的艺术诗人。让我们去深刻领悟这三位译家各具特色的翻译人生及其译莎的内在精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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