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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奴”樊建川:百座博物馆的梦想实践

啪啪啪(性教育从此开始...)
警示:18岁以下未成年人禁止入内!

大馆奴


  樊建川的思维相当活跃,说着话,他的脑子里就又有新想法冒出来。“回去要印一件新T恤,把‘大馆奴’三个字印在后背上,以后在馆里就我一个人穿。”对于“大馆奴”这个自己给自己想出来的称谓,他觉得再贴切不过,因而神情很是得意。“现在有‘房奴’、‘车奴’、‘孩奴’,虽然有点苦逼,但都是人们为了生活,无可非议,所以仍然是中性词。可是‘馆奴’不同,给博物馆当奴隶啊,要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什么的颁给我这样一个奖章,那真是最大的奖励了。”
  “大馆奴”三个字也被他坚持用在了三联书店最新出版的口述回忆录上做题目,为了这个题目,樊建川和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斗争”了将近一年。“他觉得矮化了我,可是我觉得很贴切。”从2003年着手建立建川博物馆,身兼“馆长”和“馆主”10年,樊建川现在又提出“馆奴”,心里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微妙感受。樊建川觉得,“馆长”相当于职业经理人,是管理者的角色。“别人给你钱、给你文物,什么都给你,你去埋头做就是了。”“馆主”则是博物馆的主人。“很多馆主一般是不参加管理的。”“我这个‘馆奴’就更特殊了,不仅是主人,还要参加管理,关键是还要参加收集和创造,博物馆90%的陈列设计都是我一个人做的,这就等于卖身为奴,一辈子背的包袱就是它了。”
  樊建川对自己的成绩很满意:“一个人收藏文物、一个人出钱投资、一个人建博物馆、一个人搞设计,像我这样的全世界可能以前都没有。”现在他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已经建成开放了抗战、红色年代、地震、民俗四大系列中的24座场馆,其中展示正面战场抗日历史的正面抗战馆、川军抗战馆、展示美军援华历史的飞虎奇兵馆和不屈战俘馆都是前所未有的。随着知名度提升,参观人次逐年增加,近两三年每年前来参观的游客已经达到100多万人次。这份出乎意料让樊建川也感到惊喜:“如果现在不再买文物、不再建新馆,我们博物馆的日常运营可以靠自己维持。这对于全世界的博物馆都是很困难的事,何况是我们这样没有政府补贴的民营新博物馆。”
  冯小刚评论樊建川:“既是梦想家,又是实干家。”他敢想别人所不敢,也敢于把梦想付诸实践。虽然1999年9月樊建川就申办成立了建川博物馆,但当时主要目的是为了以博物馆的名义购买文物,这样可以避免一些法律上的纠纷。而对于修建物质形态的博物馆,他并没有信心。“博物馆是神圣的,高不可攀,我怎么可能建一个呢?”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两年后,2001年樊建川在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抗日专题展览,这也是他第一次把自己的藏品带到北京展览。“我发现我的东西不比别人的差。”展览结束后,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专家过来看藏品,结果大为吃惊。“他们有点搞不懂了,民间收藏怎么有那么高的水平,一方面怕是赝品,另一方面也想鼓励民间收藏,就问我能不能做一次鉴定。”这一次,当场就有14件展品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相形之下,偌大的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国家一级文物也不过几件。办博物馆首先是文物,有了底气的樊建川又仔细观察了卢沟桥的房子。“我是做房地产的,觉得也没什么了不起。”两个条件似乎都具备,樊建川的想法彻底改变了:我也可以建博物馆。
  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也包括樊建川的家人。“大家都说文物捐给国家就可以了嘛,没有必要掏钱搞这事。”流沙河回忆:“我虽外行也明白,这是个无底洞,任你金山银海,也填不满。所以,不敢说半句鼓励妖精的话。”“妖精”是成都老报人车辐先生生前对樊建川的评价。“旧时蓉城,人怪异谓之妖,物怪异谓之精。妖精之称,实有赞美之意。”但总归,樊建川的决定已超出常人的理解范围。力排众议需要勇气,尤其是樊建川心里也很清楚:博物馆做出来一定是赔钱的。“但我一直想做,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这是一个甲子,是我们民族的一件大事,我想,我必须有所舍弃了。四川有2000家房地产开发商,少我一个没什么,收藏战争更有意义。”
  10年前,樊建川提出要建30个博物馆,这是他自己想象力和财力的极限。“结果还没死呢就实现了。”现在他把目标提高到了100座,这个目标和10年前的目标一样,让人觉得遥不可及。“不一定能够完成,但是如果到死那天我都还在做,即使建不成也不会有人在背后骂我。但也说不准10年风生水起我又做成了。”樊建川说着笑起来,他对下一个10年还是乐观的。“到那时我就真的不做了,就在博物馆里当讲解员。”现在他最想建的是一座新中国60年纪念馆,这座纪念馆的具体形态已经在他的脑海中盘旋多年:像一座通天塔直冲云霄,60层的高度能把天捅破;每一层代表建国60年中的一年,每一层都播放着那一年最有代表性的曲目。“这个馆真建好了,让我马上死都可以。”
  10年前,别人笑樊建川是“傻儿”,拿几乎全部身家投在永远收不回本的博物馆上,2007年的决定让他之后的持续投入显得更“傻”。2007年底,他在安仁镇口述了遗赠,要在身故后把博物馆和收藏的文物全部捐赠给国家。“我父亲告诉我,人活在世上就两件东西,第一,你有一条命,第二,你有一个背包。你是一个兵,命是拿来拼的;背包是拿来干什么的?命拼完了就扔了。我这条命就是用来建博物馆的,我的500亩地、800多万件文物,这就是我的背包。”
  妻子用一个星期的时间理解了樊建川的苦心,签字同意了他的遗赠计划,但是另一份遗嘱却坚决不肯签字。这份遗嘱里,樊建川希望把遗体捐赠给重庆三医大,并希望用自己的皮绷一面军鼓放在博物馆里。“谁要敲一下,我就出现在声控电视墙上给他唱首歌,他必须给我的博物馆捐1000元钱。我死了还能给博物馆继续做贡献。”虽然妻子一直都没有被说服,樊建川却坚持每天用手在身上拍打。“医生说这样有助于皮肤和脂肪分离,还提醒我注意不要生疮。”多少人看不开的生前身后事,他说起来轻松得像在说笑话。
  

博物馆聚落


  博物馆聚落,这是樊建川在建立博物馆最初就想到的空间形态,他自己将想法归结于多年的江湖阅历。“你看各地皮包一条街、手机一条街、汽配一条街,你必须把它做成一条街,它才能成为一个目的地。比起专卖店,商场会给人更多选择,有人可以买药,也有人可以买到家具,各凭兴趣选择。”在“聚落”之前,樊建川觉得更形象的词是“超市”,打破博物馆的神圣性,使之成为一种邻家的、普通的文化业态是他的初衷。“做事是要想后路的,你把它建起来,就要想着让它活下去,要问能不能让它活1000年。”聚落的定位给了樊建川通过10年20年来慢慢扩大的时间和空间,同时相应配套设施,如酒店、餐厅、商店等的发展到位,使得博物馆可以依靠旅游商业地产的模式来养活自己。
  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上,博物馆聚落的形态就能够具体化。樊建川没有选择修大房子,而是将抗战、红色年代和民俗三大系列分拆成24个陈列馆陈列,而每间馆设计的参观时间为40分钟,以保证观众的新鲜感。“就像小时候一节课的长度。”而且他还把24个馆穿插开来、重新排放位置,这使得观众从川军馆走出来就进了兵器馆,再一转身又进了三寸金莲馆。“其实这是生活常识,我们读书的时候,课程安排都是分开的,数学完了是语文,没有一个学期全讲化学的。为什么分开上课?就是转移兴趣。”在樊建川看来,这种设计可以让观众一直保持新鲜感,不至于太过疲惫。
  建川博物馆聚落占地达到500亩,这是一般省立博物馆占地面积的10倍以上。樊建川依照这个面积考察了北京、上海、重庆多个地方,却没有地方政府同意给他土地,因为没有人相信建博物馆会需要500亩地,都认为他是借着博物馆圈地搞房地产开发。最后只有大邑县相信了樊建川,2003年除了拍下安仁镇的500亩土地,他还出资5000万元收购了安仁镇十几个老公馆。后来,落户安仁镇被樊建川看作一种“天意”。这个始建于唐代的历史文化名镇是抗战名将刘湘的家乡,镇上更为出名的则是“阶级斗争”中的反面典型——刘湘的叔叔刘文彩的庄园,这与博物馆的抗战、红色年代主题都颇为吻合。
  博物馆的长期生存能力是樊建川最为担忧的事,在最初的建筑设计上他就提出严格的要求。“不能安空调,一定要自然采光、自然通风。”每平方米的建筑成本被要求控制在两三千元。樊建川的小账本算得很清楚,空调每个馆都开的话,一天电费就要几万块。“一天多2万,一年成本就是600多万元。可是现在我们几十个馆,一天的日常支出总共才10万块。”除了请来徐尚志、彭一刚、程泰宁等多位建筑设计大师担纲展馆的设计,樊建川还请了日本著名建筑设计师矶崎新来担纲设计侵华日军馆。矶崎新也因此受到日本右翼的信件威胁。“矶崎新曾对我说,你不给钱我也做。他的理由是:从前,两国人民都是受害者,今后若要有好的未来需要从理解开始。理解来自沟通,博物馆是沉默的沟通使者,他的设计也是沟通。”
  樊建川还创造了一项奇迹:全世界还没有人用9个月建成5个博物馆。为了赶在200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这天开馆,樊建川被推上了冲刺跑道。因为虽然2004年4月开始挖地撬土,但是由于土地批文的中途延误,真正大规模开工时已经是2004年11月了。当时每个馆的工地上都立着倒计时的木牌,樊建川经常晚上就睡在工地上,垫上几张建材包装用的纸板打上两三个小时的盹儿。博物馆光陈列一般都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樊建川感慨当时也是“无知者无畏”。“天天在建筑工地上骂人,这边装电梯,那边装玻璃,顶还没有封,就开始布展柜,8月15日开馆,三天前都觉得不行,就是这么拼出来的。”
  在樊建川看来,民营博物馆要想生存,不是做一流,而是一定要做“第一”。虽然“第一”依赖于文物的数量和质量,但毕竟酒香也怕巷子深。2005年12月27日正式开馆的当晚,樊建川专门开大会讲营销。因为在8月15日还没有等到批文就“预展”的情况下,博物馆的宣传受到限制,最惨的一天,一张门票都没有卖出去。
  “要很现实,理想才是终极目标。”除了积极走出去做“建川博物馆聚落旅游项目推介会”,樊建川还到各地去演讲,讲文物,讲历史,讲博物馆,来增加博物馆的知名度。为了建博物馆,樊建川卖掉了成都的办公楼,卖掉了加油站,卖掉了铺面,几乎把十几年做房地产赚的钱都投进去了。10亿元投资,光利息一年就是七千万元。“10年前我在中国财富榜上就是200多名,如果我像做博物馆这么玩命,名次肯定在这个基础上会保持或进步。但是财富的成功对我来说一点都没有吸引力。”
  他明白投资再也收不回来,只指望着博物馆能够维持生计,养活500多名员工。500人里有150名左右是安保人员,其他主要是保洁和水电工,管理层只有十几个人。这些人散落在500亩的空间里仍然比较紧张。博物馆毕竟是特殊行业,樊建川也曾想请深圳的一家公司来管理。“他们的报价我们实在承受不了,所以就自己摸索,10年间也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2008年,建川博物馆聚落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他还在博物馆里辟了间卖字的画室。“不分尺寸,一幅字1万元。”这项生意不错,他已经卖了十几幅字,而所有收入和他卖自己唱碟的收入都直接进财务账,用于发工资和交水电费。樊建川唯一有点不满的是,自己卖50元的唱碟居然在上海有了盗版,“而且只卖5块钱”。
  给别人建博物馆这是樊建川没有想到的一个方向,长远看来却可能成为博物馆一笔很大的收入来源。“我给别人做策划、做陈列、做管理,还可以提供所需文物。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一个人懂文物、懂建筑、懂艺术、懂布展、懂管理,还要懂和政府部门打交道,我不敢说绝后,但应该算是空前吧。”这是个可以清楚看到的前景,现在四川、山东、天津多地的博物馆都已经邀请他们去做策划。成为中国最大最好的博物馆提供商成为樊建川看到的希望。“办博物馆就能谋生,做喜欢的工作同时又能生存,这就是人生最好的状态。”

收藏癖


  樊建川的时间表里没有周末和假日,年初制定的计划到年尾总会发现被临时加入了更多内容。他从博物馆建立就没和家人在一起过过春节,每年都是和博物馆里的安保人员一起过。周末了,妻子有时会带女儿和外孙女到博物馆来和他小聚。樊建川从不觉得自己特别有才华,但他充分肯定自己的勤快。“毕竟事情还是靠一件件干出来的。”收藏和博物馆几乎是樊建川生活的全部。“我比一般人喜悦的是,做这个工作是我爱的事,所以就等于天天在玩,不觉得特别累。”
  博物馆的成功首先基于樊建川几十年文物收藏的成绩,而新的工作也并没有影响他对收藏持续的痴迷和亢奋。他最早的藏品是自己四五岁上幼儿园时的一张成绩单。“我觉得人是有个体差异性的,我可能就有收藏癖,看到旧物就总想搞明白是谁在用,背后有什么故事。”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樊建川的证书、照片和从高中起开始记的日记都被他保存下来,40多年坚持记的日记没有一天落下。他对过去、对回忆的执著确实有别于常人。
  明确的收藏意识源自“文革”时期,樊建川最初的目的只是想知道父亲为什么被批斗。父亲樊忠义14岁就从山西老家出来当兵,1940年他加入阎锡山的晋绥军参加抗日,3年后在掩护战友撤退时被俘,然后在伪军的矿井护卫队当了一阵子兵,直到1944年被八路军俘虏后参加了革命。“文革”时期,樊忠义已经在宜宾县担任民政局局长。樊建川回忆,自己后来热衷于修建正面战场馆和不屈战俘馆,很大程度是受父亲经历的影响。“我父亲说,我的那么多哥哥出门,也许当八路军,也许当晋绥军,也许参加民团。我们在战场上打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把自己的兄弟打死了。”“文革”时,樊建川的任务则是偷偷帮父亲收集传单、小报,抄录和父亲有关的大字报内容,再拿回去给父亲看。
  别人的收藏多是风花雪月、才子佳人,樊建川却总是爱那些“火爆”的、粗粝的东西。他收藏了很多“文革”遗书,其中一份上世纪70年代的遗书,上面还有很多黄色的痕迹。樊建川看完了才发现那是尸水的痕迹。“遗书放进衣服口袋后把自己挂起来,‘革委会’很多天后才找到,尸体已经腐烂了。”20余年里,他还捡了2万余本日记。“我是想保留一些历史的细节,我想,对我们国家、对我们社会肯定是有用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樊建川的收藏来源局限于废品收购站和垃圾堆,寻宝似的发现一尊残缺的毛主席石膏像或者烂了洞的印有“文革”语录的脸盆。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全民大搬家,樊建川的收藏进入快速增长时期。日记、宣传画,每次他赶场都能买上两三捆,而这些“文革”文物在当时是被收藏界人士认为不入流的。樊建川有一阵专门收集“文革”镜子。他找了小皮卡拉了很多新镜子到村子里去,车上还放着大喇叭广播:“乡亲们,好消息,现在四川有个特傻的傻瓜,准备用新镜子换你们的老镜子,还给补点钱。”一下子,他就收到了5万面镜子。收藏市场搞活以后,樊建川的藏品开始呈几何数字增长。“过去收到1000张烟标可能花了10年,但是有市场后,不费吹灰之力就收到一两万张。”
  樊建川有自己收藏的三条标准:一是对记载历史有意义的,二是特别容易被人遗忘的,三是标志性、反映社会变迁的。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后,他第一时间跑到商店买了一箱奶粉。温州动车相撞事故后,他又去现场收集了一集装箱的残骸。“明天,今天就会成为历史,你选择性地、系统地收集它、说明它,它就会焕发出意义。这种意义除了它本身的意义,还有你挖掘出的意义。我现在特别注重收集有毒的食品,比如粉条。当你收集一件时并不觉得有什么,但当你收到1000件时,这个社会的毛病你就看得很清楚了。”
  收藏抗战文物则是源于樊建川的军人情结,父亲和岳父都是抗日战士,他自己也有11年的兵龄,这使得他对战争有一种天生的关注。但是真正点燃樊建川收藏激情的是电影《血战台儿庄》。川军师长王铭章中弹负伤、杀身成仁的形象让樊建川震撼。“于是我开始收集川军资料,阅读、研究川军抗战史,一串数字让我震惊。以前东一件西一件地收藏是一种爱好,后来我利用全国建立起来的网络收集变成了责任。所以只要有值得收藏的抗战文物,我会在第一时间前往。”
  2000年,日本老兵东史郎在日记里详细记载了他的分队长桥本光治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虐杀中国人的情况,却被桥本光治以“不实”、“毁损名誉”为由告上法庭,说根本不存在东史郎所说的杀中国人的那个池塘。而樊建川第一时间从藏品中找出了民国时期的《最近实测新南京市详图》,这幅图就证明了东史郎日记中记载的池塘确实存在。2004年,樊建川还收集到一套七本的日军日记,它从一个士兵的视角记录了从1937年8月参加侵华战争到1940年3月回国的内容,这套《荻岛静夫日记》是目前国内存在的侵华日军最完整详细的战地日记。
  手写资料二三十吨、书信三四十万封、日记一万五到两万本、像章上百万枚……800余万件藏品,每件藏品都是樊建川亲自经手,其中经鉴定的国家一级文物有153件。丰富的藏品能够在博物馆中展示的还不过百分之一。让樊建川现在最困扰的就是文物太多,库房没法登记。库房登记最多的一年是20多万件,可是樊建川持续着一年2000万元左右的购买力,最多的时候全国一年要发往成都200多个集装箱。“到死都登记不完,总有一天我不买了,加上资金充裕一点,再加一点人手,登记的速度会快一点。”张艺谋、冯小刚、陆川拍电影都到他这里寻求道具上的帮助。韩三平看了他的库房,恨不得挂上“中影道具库”的牌子。为了这些文物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今年“建川研究院”就会挂牌成立,秦晖、吴思都将被邀请作为特聘研究员。
  

最好的时代


  樊建川钦佩王铭章,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几米高的字,上面是王铭章临死前的遗言:“你们快撤,老子死在这里很愉快!”樊建川总觉得自己和王铭章有种身份上的亲切感:都是川人,都是军人,也都是有钱人。十几年前,樊建川在成都经营房地产做得风生水起之时,身边的朋友都劝他移民国外,还带他一起去加拿大考察。“我真的去办移民加拿大的手续了,最后又后悔了,还损失了几千加币的手续费。”为什么不走,樊建川也说不清楚,“就是不想走了”,虽然他也知道几亿的身家在国外怎么过都舒服,“但我就是要死了把文物都捐给国家”。他随后就写下了王铭章的这句遗言。
  樊建川说自己的血脉里流淌的始终是传自父亲的行伍精神。“打仗哪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冒险使得他的半生经历也称得上跌宕起伏。1975年,高中毕业的樊建川到宜宾县日成公社当知青。一年半的时间里,他拼命劳动却饿昏在田里两次。为了改变命运,原本近视眼的樊建川毛遂自荐去当“替补兵”,这一下就在冬天零下四十几摄氏度的内蒙古要塞驻守了两年半。“劳动量非常非常大。我干得吐血,写信给父亲,我父亲给我寄了云南白药,叫我去买瓶酒,吃点云南白药。”
  为了能够回到城市,樊建川又重新复习高考资料,备考军校,全军七八十人报考,却只招一个人。“每次选择也会害怕,但是结果打了才知道,肯定要去拼,最后走过来也许还有一点运气的成分。”樊建川如愿考上了西安政治学院,并在毕业后进入重庆三医大教书,这一教又是8年。
  樊建川是个不能容忍平庸生活的人,他对博物馆创造性和“第一”的追求其实在人生的前段就已经体现出来。让人艳羡的大学教师身份他不能满意,因为这是一个平淡得可以看清楚自己如何老去的职业,而在调任地方、眼看就要升任宜宾市市长之际,他又毅然从常务副市长的位置上辞职,这也是源于价值创造上的不满足。“公务员系统是一台机器,你最多只是个零件。想要做的事如果是100,能做到10至15就已经不错。而我现在想的是100,甚至能做出150的效果。最明显的是我们的壮士广场,我开始并没想到它会有那么好的效果。”
  1993年,辞职下海的樊建川误打误撞地进了房地产行业,最初他在一家成都的港资房地产企业做办公室主任。一年后,就和几个朋友凑了100多万元起步,办起“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从银行贷了1000多万元开始买地修房子。到2001年七八年的时间,樊建川已经把企业做进了四川省行业的前十名。而对于他来说,这种成功只是意味着他终于有足够的钱来大量收藏文物了。
  从知青、军人、教师、官员、房地产商到博物馆馆长,樊建川每一个身份的变化都有着浓厚的时代痕迹。他说他庆幸生在这个时代。“共产党执政这60年是最波澜壮阔的60年,取得了最大的发展,教训也最为深刻。我可以一个人投资、一个人收藏、一个人设计建造博物馆,并不是我有多厉害,应该感谢的是这个时代。同样是我,在我生命力最旺盛也就是当知青的时候,我一个人拼命劳动养活不了自己;同样是我,现在我可以养活自己,还可以做这么多事,这就是时代的力量。”
  樊建川也收藏绣花鞋、金丝楠木家具这样风花雪月的藏品,但更关注粗粝的历史记忆。“做的人太多的东西,你就没有必要去做。”在他的概念里,一个社会里总要有一部分人做社会的脊梁。“13亿人里有95%的人享受生活,这没有问题,只要是自己劳动所得。但总有一部分人是奉献更多的,比如那些守唐古拉山口、守海上孤岛的士兵。我也守过两年半的边疆,今天有人帮我守,我才能过舒服日子。13亿人里,有人是几年里为社会多做点事,有人在一辈子为社会多做事。”
  与藏品的历史对话中,樊建川感慨着民族“善于遗忘”的特性。“好处是伤口容易愈合,弊病是如果不明白教训,就还会再次发生悲剧。”博物馆的作用现在也已超出了他“为了和平,收藏战争”的初衷。这几天最让他振奋的是民政部发出通知,及时将符合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医疗救助、临时生活救助以及社会福利保障条件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相应保障范围。借助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让符合条件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孤寡对象优先优惠进入敬老院、福利院。“我们10年前建的正面抗战馆一定是起了作用的,它是认识的基础,每年都会有上百万人来看,大家就可以一起来呼吁。其实救援老兵,就是救赎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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