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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暴力与无悔的青春

啪啪啪(性教育从此开始...)
警示:18岁以下未成年人禁止入内!
对于今天的文学爱好者来说,我们身处的时代多少显得有些乏味无聊。人们已经很难看到二十世纪初现代主义运动兴起之后,新的文学形式、文学表达层出不穷,相互颉颃的盛况。文学逐渐退化为对现实生活的琐碎书写和作家们灵光乍现的小聪明。似乎在新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后冷战时代,作家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也随之衰退,留下的不过是一片文学的荒原,让我们无限缅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大师林立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何罗贝托·波拉尼奥在九十年代末的横空出世,会引发全球读者如此狂热的追捧和爱戴。这位智利作家那纵横恣肆的想象力、桀骜不驯的语言以及极富特色的小说形式,使我们能够再次遭遇久违了的文学激情,并在他的小说中重温已然消逝的文学时代。这也就难怪苏珊·桑塔格将波拉尼奥视为“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最令人钦佩的小说家”了。
  翻开波拉尼奥的作品,读者首先会震惊于这位作家的丰富与驳杂。他似乎特别着迷于将文学、历史、梦幻、现实以及政治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吸纳到自己的作品里,创造出一个芜杂混沌的小说世界。对于波拉尼奥来说,形式规整、结构精巧这类小说做法从来都不重要,甚至是某种必须破坏的陈规惯例。在成名作《荒野侦探》里,作家试图描绘“本能现实主义”诗歌运动的发起者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在一九七五到一九九六年间的生命轨迹。不过他所选择的叙事形式,却是用法律系学生马德罗写于一九七五和一九七六年的日记作为小说的第一部和第三部,来包裹第二部那八十九段采访记录—受访者为一九七六到一九九六年间接触过两位作家的人。也就是说,波拉尼奥并没有直接描绘小说的主人公,而是让他们呈现在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背景的人的回忆之中。这就使得小说家笔下的利马和贝拉诺成了由无数马赛克拼合而成的模糊形象。更为有趣的是,每个受访者在回忆两位诗人时,往往还会带出各自对生活、社会的看法;有些人甚至在讲述时完全忘记了利马和贝拉诺的存在,滔滔不绝地谈论他们自己。这就是波拉尼奥作品的标志性特征—“跑题”。考虑到作家毫不掩饰自己对梅尔维尔的推崇,这种东拉西扯的写作风格,的确有几分《白鲸》的神韵。波拉尼奥正是通过这一独特的叙事方式,把当代拉丁美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对人们思想、情感的冲击全部纳入到小说叙事中来。我们由此可以窥见这位小说家的创作野心。
  在谈到自己喜爱的文学作品时,波拉尼奥认为马尔克斯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科塔萨尔的《追逐者》、何塞·多诺索的《没有界限的地狱》以及略萨的《小崽子》是拉丁美洲最优秀的四部小说,并认为这些作品“全部关于失败,并将失败转化为某种黑洞,让读者在其中探险时冷汗淋淋、战栗不止”。事实上,波拉尼奥的这段话也可以看作他本人的创作理念。因为他的作品虽然经常“跑题”,初看上去有些散乱,但基本的叙事结构却正是围绕着某一个点展开,并“诱惑”读者去思考其中的可怕与阴暗。如果说物理学中的黑洞是指某种超高密度的天体,它能够捕捉任何进入其引力场中的物质与辐射,那么在波拉尼奥的作品中也存在着一个类似于黑洞的点,让那些貌似散漫的小故事无法脱离小说的整体,而是最终都指向了那个黑洞。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位智利作家的创作方法称为“黑洞叙事学”。在《荒野侦探》第一部中,马德罗的日记在写到一九七五年的最后一天,他和利马、贝拉诺为了躲避黑帮的追杀,驾车逃离墨西哥城后就戛然而止了。于是在那篇幅最长的第二部里,读者只能通过旁观者的视角了解到,利马和贝拉诺在此后的二十年中拖着受伤的灵魂,在拉丁美洲和欧洲四处游荡。他们离开墨西哥城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成了让人始终感到困惑的问题。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模糊地感到每一个细节都在某种神秘事物的吸引下发生了变形,却弄不清楚它究竟是什么。直到第三部的结尾,我们才能从马德罗的日记里获知:利马和贝拉诺为了摆脱黑帮的骚扰,曾在圣特莱莎周围的沙漠里杀死了一个黑帮分子和一名与之勾结的警察。而正是这一事件蕴涵的残酷与暴力,成了两位诗人永远无法破解的心结,让他们在今后的岁月里变成了六神无主的孤魂,只能通过四处游走来打发余生。至此,第二部中利马和贝拉诺那些令人费解的行为方式才终于得到了解释。在这个意义上,发生在墨西哥边境小城圣特莱莎的暴力事件在《荒野侦探》中就成了一个引力巨大的“黑洞”。它改变了利马和贝拉诺的人生轨迹,让这部小说的所有情节都指向了那里。
  或许将这种“黑洞叙事学”发挥到极致的,是波拉尼奥的遗作《2666》。这部长达八百多页的巨著由五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文学评论家》的内容是四位研究阿琴波尔迪小说的欧洲学者,为了探访他们的研究对象来到了墨西哥小城圣特莱莎,在当地一名哲学系教授的带领下四处调查。直到小说进入第二部分《阿玛尔菲塔诺》,我们才知道第一部分中那个浑浑噩噩的哲学系教授,是一位在皮诺切特发动政变后流亡国外的智利学者。他因为无法忍受妻子离家出走,才和女儿一起从西班牙迁往圣特莱莎。在第三部分《法特》中,故事的主人公又变成了美国记者法特。他到圣特莱莎报道一场拳击比赛,却意外发现这座城市充斥着各种惨无人道的暴行。出于记者的职业道德,法特试图对这些暴力案件展开调查,但却遭遇了各种阻挠,最终只是带着阿玛尔菲塔诺的女儿回到了美国。或许全书最具特色的是第四部分《罪行》。波拉尼奥在这一部分中完全放逐了人物与情节,用近三百页的篇幅记录了上百起发生在圣特莱莎的杀人案件。由于这一部分的语言呆板平实,所记录的案件又极端残暴,使得阅读对读者来说成了某种酷刑。人们穿行在连绵不断的暴行中,始而震惊,最终麻木,这或许是波拉尼奥试图抵达的阅读效果。而在《2666》的最后一部分中,此前行踪诡秘的阿琴波尔迪终于出场了。这位德国作家在“二战”结束后就隐姓埋名,专心从事文学创作。在小说的结尾处,阿琴波尔迪由于外甥克劳斯被指控为圣特莱莎连环谋杀案的凶手,在妹妹的要求下奔赴圣特莱莎为克劳斯提供帮助。
  延续了波拉尼奥作品一以贯之的“跑题”风格,《2666》的五个部分其实都可以作为独立的长篇小说出版。特别是在第一部分中,波拉尼奥以睿智风趣的语言调侃文学研究的学术生态,让人读来忍俊不禁,称得上是一部优秀的学院小说。不过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虽然《2666》的小说叙事显得散漫而毫无章法,但各个部分却和《荒野侦探》的叙事结构一样,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墨西哥边境小城圣特莱莎。似乎这座虚构中的城市具有某种神秘的吸引力,让波拉尼奥为之沉迷,使得他一再让自己笔下的主人公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共同遭遇那些骇人听闻的刑事案件。在这个意义上,圣特莱莎以及发生在这里的残暴罪行,同样构成了内在于《2666》中的黑洞,吸引着小说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人物。如果我们再联想起小说第四部分中那些连篇累牍的犯罪记录,那么波拉尼奥试图在《2666》中书写的主题,正是生活中那些因为过于普遍而让人熟视无睹的暴行。
  而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波拉尼奥为何对暴力如此痴迷,以至于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其进行反复书写,并以之作为结构小说的黑洞?在《荒野侦探》获得戈列斯奖后发表的获奖感言中,作家直截了当地宣称:
  在很大程度上,我的全部写作都是献给我们那一代人的情书或告别信……我们曾为了一个理想而奋斗,并把全部高尚的情感献给了它,虽然那个理想早在五十年前就已经死了。我们有些人是知道这一点的,但当我们读着托洛斯基的著作,或本身就是托洛斯基分子时,我们除了这么做又能怎样呢?因为我们像所有年轻人一样,愚蠢而高尚,奉献一切却又不求回报。现在,那些年轻人已经消失了,要是他们没有死在玻利维亚,那么他们就死在了阿根廷或秘鲁;如果他们在那里活了下来,他们会在智利或墨西哥慷慨赴死;那些没有被杀掉的人接下来会在尼加拉瓜、哥伦比亚或萨尔瓦多惨遭屠戮。整个拉丁美洲都播撒着被遗忘的青春骸骨。
  因此,波拉尼奥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暴力并非无源之水,它直接连接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拉丁美洲风起云涌的左翼革命运动。作家和他的同代人在那个高举理想主义旗帜的红色年代,选择与被侮辱被损害的弱者站在一起,为了公平、正义进行不懈的抗争。然而让人心痛的是,这些热情无畏的革命者大都命运悲惨,一批批倒在了右翼政府的屠刀之下。虽然晚年的波拉尼奥曾在各种场合对革命进行过尖刻的讽刺,但他们那一代年轻人的鲜血与生命却化作了一份沉甸甸的记忆,永远地压在了他的灵魂深处。可以说,正是那些播撒在拉丁美洲土地上的青春骸骨,在波拉尼奥的作品里构成了一个难以辨识的黑洞。于是,不管这位小说家的想象力如何飞扬、笔下的人物如何变化、设置的情节怎样发展,它们最终都在黑洞引力场的作用下扭曲、变形,永远无法逃逸出去。这个黑洞与暴力有关,但更是一份对革命、理想与青春的永恒祭奠。
  或许最能体现作家这一心结的作品,是出版于一九九九年的长篇小说《护身符》。曾在《荒野侦探》中接受采访的莱科图雷,这一次则是以小说第一人称主人公的身份登场。凭借自己那热情、开朗的性格,她与无数年轻的无名诗人结为挚友,并获得了“墨西哥诗坛之母”的绰号。有趣的是,莱科图雷似乎患有某种精神疾病,常常分不清自己究竟生活在哪个时代。无论身边发生了什么事,她的记忆总是会返回到一九六八年,军警冲进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校园,肆意殴打、强奸、逮捕青年学生的时刻。作为整座校园唯一的幸存者,莱科图雷躲进了教学楼里的女厕所,靠吃卫生纸坚持了十五天才免于罹难。与死去的青年学生相比,莱科图雷侥幸保全了性命。但由于这一事件对她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使得她的精神和那些年轻人的生命一起停留在了一九六八年。那个残酷的时刻正构成了莱科图雷生命中的黑洞,让她永远也无法走出由暴力与鲜血构筑的心灵牢房。而整部作品最让人震撼的地方就出现在小说的结尾:莱科图雷于幻象中看到无数年轻人组成了一支军队,高唱着战歌,义无反顾地向悬崖走去。她知道这些年轻人将要奔向死亡,但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在迷离恍惚中,她似乎听到他们的“歌声里谈到了战争,谈到了整整一代牺牲掉的拉丁美洲青年人的英雄伟业”。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护身符》中的“墨西哥诗坛之母”看作波拉尼奥本人的化身。因为他和莱科图雷一样,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拉美左翼革命运动中目睹了太多同龄人的牺牲与鲜血。一九六八年,波拉尼奥一家从智利迁往墨西哥城,这让当时还非常年轻的作家亲身经历了那场震惊世界的特拉特洛尔科广场大屠杀事件。此后,他放弃了学业,积极参与左翼革命运动。一九七三年,由于智利总统阿连德信奉马克思主义理念,推动社会主义改革,触动了美国和智利国内资产者的利益,政变即将爆发的传闻在整个拉丁美洲流传。此时年仅十九岁的波拉尼奥已经成为一名托洛斯基主义者。在切·格瓦拉那本《摩托日记》的感召下,他搭乘大巴一路向南,从墨西哥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帮助那时候已经岌岌可危的阿连德政府。然而他刚一抵达智利,皮诺切特就发动了政变。智利总统阿连德手持一支卡斯特罗赠送给他的冲锋枪,带领总统卫队亲自参加战斗,最终不幸遇难。政变发生后,波拉尼奥被指控为恐怖分子,和无数年轻人一起被关进了监狱。幸好狱中的两名守卫是作家小时候的同学,偷偷将其释放,这才让他侥幸逃过一劫。
  可以说,正是这一死里逃生的经历让作家终身难忘,并对其思想与创作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荒野侦探》、《护身符》、《2666》和一系列短篇小说中,皮诺切特发动的政变以及作家本人在政变中的遭遇,曾以各种形式在波拉尼奥的笔下被反复书写。智利政变成了他永远无法解开的心结。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他甚至声称自己的身份只是那一代年轻人中的“幸存者”。如果说莱科图雷的生命历程在墨西哥军警冲进自治大学校园的时候就已经终止了,她在之后的岁月里总是在回忆中不断重返那一时刻,那么对波拉尼奥来说,智利政变所造成的创伤性体验,同样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使得他笔下的所有故事都成了对自己同代人的缅怀与追忆。离开智利之后,波拉尼奥与挚友马里奥·圣地亚哥一起发起了“本能现实主义”诗歌运动,将诗歌作为自己最主要的创作形式。与大多数诗人的命运相似,选择诗歌就意味着选择了理想、选择了边缘、选择了寂寞与贫寒。作家在此后的岁月里,就像《荒野侦探》的主人公利马和贝拉诺那样,在拉丁美洲和欧洲四处游荡,从事过葡萄采摘工、夜间露营地巡视员、售货员、码头工人等各种工作。波拉尼奥的选择似乎表明,他要把自己的生命书写成一面青春的旗帜,像拉丁美洲那些被屠戮的年轻人一样,拒绝长大,拒绝成熟,拒绝向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逻辑屈服。
  然而让人感到有些酸楚的是,随着波拉尼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娶妻生子,并在西班牙小镇布拉内斯定居,他迫于生活的压力开始了小说创作。因为只有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才能被商业逻辑认可,并有可能为作家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似乎在冷战终结,整个地球都开始向右转的时代,波拉尼奥也不得不搁置自己的理想,向生活做出妥协。二零零三年,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作家决定在死后将长篇小说《2666》拆分成五部作品单独发行,并要求出版商不能一次性全部出完,而是要用五年的时间依次出版。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尽可能多地为自己的两个孩子留下一笔财富,让他们过上富足的生活。幸亏波拉尼奥的家人不愿意破坏作品的艺术价值,坚持按照小说原貌出版,这才让后人能够更加便利地阅读这部巨著。考虑到波拉尼奥当年是一个视金钱如粪土的“愤怒青年”,他在临终前的决定让人免不了为时代的变化唏嘘不已。今天,阅读波拉尼奥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成了某种时尚,他的名字也在文学爱好者的口中逐渐演化为身份与品位的标签。人们似乎更愿意关注波拉尼奥笔下那些机智的评论、有趣的故事,却对里面纠结着作家生命隐痛的黑洞视而不见。然而无论他的作品如何被人解读,他的选择如何被时代改写,波拉尼奥都用自己在生命最后阶段写下的作品,为拉丁美洲土地上的青春骸骨树起了一座纪念碑。它标记着那些年轻人的无悔的青春,提醒着我们,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公平与正义是可以用生命去捍卫的价值。
  (《荒野侦探》,〔智利〕波拉尼奥著,杨向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2666》,波拉尼奥著,赵德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一二年版;《护身符》,波拉尼奥著,赵德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Roberto Bolano: The Last Interview & Other Conversations, Melville House Publishing, 2009; Roberto Bolano: Between Parentheses: Essays, Articles, and Speeches, 1998-2003, New Direction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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