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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文化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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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之间的爱恨情仇, 有太多的材料和议题可以发挥。不过, 有一点事实, 却不容忽视。历史上, 台湾的地位没有像今天这么重要:不只是关系亚洲区域性的安全, 而且是全球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焦点之一。另一方面, 历史上中国大陆的地位, 也从没有像今天这么重要:过去千百年, 只是地域性强权, 是自我感觉斐然、睡眼惺忪的巨狮,今天, 已经是全球主要强权之一, 军事和经济上很有地位。
  对于两岸关系和华人地位的解读, 所在多有。由一个社会科学学者、在内地及港澳台高校任教的教师、一个旁观者的立场, 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也许可以稍稍添增新意。着眼的关键所在, 不是两岸的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 而是华人文化的视角。

接力赛的史观


  解读两岸之间的现状, 无可避免要回顾历史。在历史的长河里, 由哪一点切入较好, 自然是见仁见智。由华人文化的角度, 十九世纪中叶是关键所在。
  十九世纪之前, 中华大地所上演的, 基本上是重复的戏码: 朝代伊始, 皇帝登基, 锐意革新, 励精图治, 朝政景然, 社会气象一片欣欣向荣。几十年或上百年后, 帝国周边没有竞争的压力, 内在机制开始腐化。不是宦官就是外戚, 要不然就是唯我独尊的官僚体系, 因循苟且而自我腐蚀, 朝政腐败, 民不聊生; 然后, 天灾加上人祸, 引发革命。旧的朝代被推翻, 黄袍加身于新人; 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一切又重新来过! 中土所上演的连续剧, 剧情大同小异, 只是替换演员而已。然而, 工业革命释放出的产能, 改变了西方, 也对古老的东方文明, 带来不可回逆的冲击。
  一八四二年和一八五八年, 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清政府和英法先后签订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 开启了一连串丧权辱邦条约的先河, 也预告了几千年的世袭制度即将崩溃。而后, 是甲午之战、八国联军, 一再割地赔款。终于, 一九一一辛亥年武昌起义成功, 推翻了千年的帝制。一九一二年, 号称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就此诞生, 名为中华民国。然而, 对抗帝制的权益结构, 和治国所需要的权益结构, 毕竟大不相同。紧接着, 就是复辟闹剧、军阀割据、北伐, 不久就是“七七事变”。八年对日抗战, 过程备极艰辛。
  终于, 日本投降, 大地回春。可是, 由辛亥革命到对日抗战, 一直勉强执政的国民党政府, 已经不堪负荷。胜利后的内战, 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抗国民党的权益结构, 和治国所需要的权益结构, 又大有区别。紧接着的, 就是“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民众辗转于沟壑, 饿死冻死者甚多, 社会秩序几乎瓦解。终于, 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复出, 确立改革开放的路线。政治稳定之后, 经济快速成长。这和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 痛定思痛、生聚教训, 经济快速发展, 可以说是先后辉映, 几乎是异曲同工。
  这么看来, 中华文明的近代史, 是令人掩卷叹息的沧桑史, 也可以说是一个古老文明自我洗涤净化的过程。以跑接力赛为比喻, 国民党等于是跑第一棒, 推翻清朝帝制和对日抗战; 而后, 共产党接着跑第二棒, 阵痛之后重建社会秩序和复兴图强。古老的文明, 经过长时间的挣扎, 终于挣脱几千年帝制的包袱, 逐渐迈向现代的文明法治社会。由一八四二到一九一二年, 再到一九四九和一九七八年, 几乎是一个半世纪!
  在内战时, 国共彼此如水火寇仇; 然而, 由华人文化的角度, 把国共之间的起伏看成是接力赛, 显然要中性和正面许多。

矛盾的性质


  一九四九年之后, 海峡两边有两个政权, 使用同样的语言文字, 都尊称对方为“匪”。元旦文告里的字眼(汉贼不两立、统一、祖国等等), 几乎无分轩轾; 只要换个主词和受词, 彼此可以通用无碍。然而, 两者之间的关系, 其实触及很多文化里的深层因素。直到现在, 还未必为人所知, 或可以坦然面对。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惊觉对日本了解有限,开始投入人力物力研究。本尼迪克特广泛搜集资料,完成一代经典《菊与刀》。日本人的性格,有如一种对立的组合:既有菊花般的幽雅凄美,又有刀剑般的锐利冷峻。
  对于日本人的性格,书中还有诸多有趣的描述:英、法、德等老牌殖民国家,作战时一旦死伤超过四分之一,指挥官就可以(应该)投降。可是,日本军人传统的武德是绝不投降。可以切腹、跳崖、投海,但是不投降。不止如此,军队里基本上没有军医──不处理伤残,任他们自生自灭。
  国共内战时, 一九四八年的这场恶斗中,号称国共内战史上的三大战役之一、为期四个月的“徐蚌会战”(淮海战役),战况惨烈,死伤枕藉。国军有八十万人,共军有六十万人,结果共军以寡击众,国军死伤和被俘共五十五万五千人──内战由此战局大事底定,国民党撤守台湾。
  在徐州的“淮海战役纪念馆”里,看到图表数字、照片雕像,心里一阵怅然:同一个民族的子弟,骨肉相残至此。这些归于尘土的英灵,难道不是别人梦寐所系的子弟父兄良人吗?当战局急转直下,伤亡直线上升时,国军指挥体系为什么不下令投降?华人文化里,关于军事的教战守则,“投降”似乎不是标准作业程序的一环。为什么?在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里,会不会形成投降这种游戏规则,显然涉及很多复杂的因素,不容易一以贯之。然而,以小见大,由每个人的生活经验里,也许可以稍稍琢磨可能的曲折。
  凡是下过棋、打过扑克牌或其他球类活动,多少都有类似的经验:如果这一局已经大势底定、不可能起死回生,那么干脆弃子投降,重新开始。希望在下一回合里,能够扳回一城。也就是,只要是多回合赛局(repeated game),单一回合的输赢有限,无需过分计较。
  中华地理上是一个完整、自给自足的区块,对外征战的机会不多,和近邻交手的次数非常有限。“多回合赛局”的概念,并不容易形成。在内部的摩擦中,多半是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成王败寇、你死我活式的冲突,输赢在此一举,没有多回合赛局可言。因此,环境使然,不容易雕塑出多回合、重复赛局的传统,对应的“这次投降/下次再战”的做法,也就无从出现。
  相形之下,欧陆地区,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史不绝书。既然常打仗,就有胜有负;这次输了,下次再来。无需玉石俱焚,无需不成功便成仁。久而久之,形成彼此都接受的游戏规则─死伤到一定程度,投降了事。投降,也未必可耻或屈辱。
  哪一种文化传统比较好呢?由旁观者的角度,其实不容易做出判断。然而,地球村的出现,却为这个问题带来新意: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得不和其他社会重复交往互动。也许,对于中华这个古老文明而言,也终会慢慢褪去“汉贼不两立、不成功便成仁”的教条,逐渐琢磨出与时俱进的教战守则。

由传统到现代


  在华人文化里, 对于立场不同的人, 视之如寇仇; 单纯事件的是非, 很快上升为道德上的善恶, 已经有悠久绵延的传统。落实到现代社会, 特别是政治领域, 至少有两点观察发人深省。
  首先, 自一九五零年起, 台湾推动地方自治, 开始选举地方首长和民意代表。地方自治, 观念上一清二楚: 是地方自己处理自己的公共事务, 财政上大体自给自足。一九八七年, 党禁解除, 民意代表全面改选; 地方自治, 只能说符合形式要件, 实质上还远远不足。新政党成立之后, 最明显的改变, 是各级民意机关本身的预算大幅增加。到底是自肥或是工欲善其事, 当然各说各话。
  其次, 台湾推动地方自治, 各级选举中, 也一再出现贿选买票作票的情节。半个世纪以后, 选务工作已经大致上轨道; 投票过程本身, 已经争议不大—只要接生过程顺利, 不论是男是女都好。可是, 民意代表组成的“议会”(“立法院”), 功能却几乎近于瘫痪。主要原因, 可以说就是文化中延续下来的成分—彼此不只是立场不同、不只是对公共政策的看法不同, 而是视对方为坏人/ 敌人, 杯葛到底。民主的形式(选举、代议等)已经粗具, 但是实质上能否有效运作, 反映民意和分配资源, 还依然是漫漫长路。
  华人的社会和历史, 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前和之后, 可以说是在两种非常不同的轨迹上移动。之前, 是唯我独尊的地区性强权; 之后, 是备受列强欺凌的睡狮。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自我洗涤过滤, 二十世纪中叶开始, 又面临融入国际社会、自我定位等等的考验。
  另一方面, 随着地球村的形成, 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 也给这个古老的文明带来刺激和挑战。有人尝云: 忘却历史, 就是背叛未来。 这句话的真义, 不容易掌握。然而, 历史并不会被忘却, 而是通过代代相传, 慢慢地延续和蜕变。愈能正视历史, 愈知道由何而来、目前的状况和限制,以及当下可能较好的选项。对华人社会而言, 历史是包袱, 也是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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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11期 | 标签: | 28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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