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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夏埃尔·库普夫米勒:讲述卡夫卡在《阳光下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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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米夏埃尔·库普夫米勒的德语老师对同学们说,如果他们不读点卡夫卡的作品,那他和他们之间就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使当时十六七岁的库普夫米勒深受触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埋头于卡夫卡的作品,然后开始写作。“我发现了阅读的神奇,而在写作上失败了。”直到二十出头以后,他才又获得了自信:“从此永远不再读卡夫卡。”

几年前,当库普夫米勒创作第三部小说的时候,突然想起卡夫卡与多拉·迪亚曼特的爱情故事,并渐渐确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题材。于是,他的第四部小说《阳光下的日子》讲述的就是这个故事。“卡夫卡也是人,是一个像我们一样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人。”这是库普夫米勒想在书中展示给我们的卡夫卡,而不是向来被阐释为分裂者和绝望者的一个挣扎在写作与生存矛盾中的圣像。

近日,《阳光下的日子》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各语种文学研究会评选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而来到中国,本刊记者对米夏埃尔·库普夫米勒进行了专访。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前几部小说都是围绕着社会的焦点问题展开,这次为什么选用讲述一个历史爱情故事来表达自己?

库普夫米勒:这部小说虽然是爱情小说,但还是涉及一个基本主题,跟我前几部作品是一脉相承的。它在研究人处于时间紧迫、空间紧迫的情况下,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会怎样生活。我此前的三部小说都属于社会题材,描述了欧洲当前的政治生活或与此相关的生活。这种社会焦点话题让我突然觉得太过烫手,于是想是不是应该退一步,可不可以不要去探讨那么焦点的话题,而是去写其他的题材。我现在已经50岁了,开始思索我作为作家是从哪里来的,会想到为什么我选择走上作家这条道路?答案是很大程度上受了卡夫卡的影响,我由此才想到写这样的一部作品。虽然这是一部历史小说,但当时面对的社会状况跟我们现在的状况有点相似,那时候也是经济危机、通货膨胀,跟我们现今的情况很相似。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有关卡夫卡的故事,其素材都来自于他过去的信件和日记?

库普夫米勒:当年卡夫卡和多拉之间的通信在他死后由多拉保存并带到了柏林,在1933年被盖世太保搜查并没收,之后就完全失去了踪迹,再也没有出现过。我不知道这些信最后到了哪里,这也恰恰构成了小说中的空白——我们可以用想象去填补的空白。其余资料来源则确实是有据可考的,关于他所生活的社会发展背景,有很多的文献资料可以查阅,还有他跟其他人之间的通信等等。另外,有关卡夫卡的研究一直是发展得非常好的,他当时见了谁,跟谁有什么谈话,谈了什么全部都有记录,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卡夫卡最后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另外,多拉后来在英国接受过一个访问,写了10页的回忆录,关于卡夫卡在柏林的生活以及她认识卡夫卡的过程,都有讲到。包括小说里他们俩在公园散步碰到一个丢了洋娃娃的小女孩,为了不让她伤心,卡夫卡冒充洋娃娃给她写信的故事,都是多拉在采访中讲到的。

也就是说,我从之前的卡夫卡研究中获得卡夫卡的声音,通过多拉的采访和回忆听到多拉的声音,把两个声音混合在一起,就变成了我的声音,写成了这样的故事。而故事里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两人内心的波动变化,怎么才相识两周,卡夫卡就放弃一切跟着多拉去了柏林?这一点是我要塑造的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恰恰是需要塑造的内心波动在这本书里占很大比重,理智地依据史料来写和自由想象之间怎么平衡?

库普夫米勒:对于我来说,史料跟我的想象之间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他们全部需要用我的语言讲述出来,所以一切都是一个创作的过程。当然,历史学家的写作跟我还是不太一样,很多有据可考的东西仍然需要一个再创作。

三联生活周刊:这本书的主人公是卡夫卡,但书中始终用“博士”或者“弗兰茨”称呼,从未出现过“卡夫卡”,好像是有意避开,有什么样的用意?

库普夫米勒:之所以会把卡夫卡这个名字隐去,是我在写作过程中的一个需要。因为一旦写上卡夫卡,立刻会让人想到卡夫卡被大家赋予的那种身份和固有的形象。他代表了神话,是一种灰暗的沉重的主题,所以我刻意不去提他的名字。当时的社会习俗也是这样的,因为卡夫卡获得了博士头衔,大家很重视这个头衔,所以陌生人或不太熟的人见面都会这样称呼他。称呼变成“弗兰茨”,就代表了他们两人的关系变得密切,她可以直接称呼他的名字,而不用称呼他的姓。

三联生活周刊:在叙述上,我们能看到书中有很多明显的留白,通篇没有直接的对话等等,能不能谈谈自己用这样的叙述方式想营造的阅读效果?

库普夫米勒:我在叙述上采取了近景描写和远距离描写相交替的一种方式。作为叙述者有时候要尽可能地去贴近,做细节描写;有的时候要拉开距离,就像是种游戏,要不断地转换叙述的视角。我尽量使用简单的语言。在动笔写这本书之前,我又重读了卡夫卡的作品,在写作中尽管会忘掉一些东西,但也会不自觉地引述卡夫卡当时说过的话,或者把他作品中的一些重要叙述写进去。

另外,你提到的留白,其实读者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个故事讲完,我在叙述时尽量留下一些空白,里面的人物就像跳舞时一样,有个人要退一步,另一个人才能进一步。这本书的一个特点是并没有很多直接对话的描写,因为说那么多并没有那么重要,卡夫卡也并非一个爱说的人。

三联生活周刊:其实对于你来说,小说的语言比故事本身重要很多?

库普夫米勒:是的,在我创作时分为三步,第一步是选择题材,第二步是选择什么样的形式,第三是语言,对我来讲,语言特别重要。我一直想去创作音乐,在音乐里找这种旋律,语言跟音乐一样,一方面是美感,美学上的表现力,另一方面是要把事情讲清楚。我希望用最简单的语言把东西说清楚,这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相处的一种原则,当你去朗读自己的作品时,会知道自己的语言是不是足够的好,足够的清楚和足够的有美感。

(感谢实习生甄紫涵整理采访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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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52期 | 标签: | 10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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