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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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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小鬼博弈


  1926年,全世界只有26个民主国家,这些民主国家还在大萧条之后受到威胁。到1942年,全世界只剩下了12个民主国家。但是在希特勒被打败后,民主又复兴了。20世纪的最后20年出现了一股民主化浪潮。2000年,在联合国的188个成员国中,有120个国家被美国的智库“自由之家”认定为民主国家,占到了近64%。
  到2008年,民主经历了一次严重危机。2011年11月,BBC“新闻之夜”节目经济学编辑保罗·梅森在报道G20戛纳峰会时注意到:在欧元区发生危机、希腊和意大利已经崩溃的情况下,只有来自新加坡、俄罗斯、巴西和沙特阿拉伯的与会者笑逐颜开。梅森指出,这些国家除了口袋里有钱之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没有背负民主这一重负。
  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卫·朗西曼在《自信陷阱:从一战到现在民主经历的危机》一书中说,对民主来说,金融危机并不可怕,历史表明,民主政府虽然不善于避免危机、不善于从危机中吸取教训,但是善于从危机中恢复过来。民主面临的真正危机是它过于自信。因为民主政府适应能力很强并且知道它们的适应能力很强,所以它们就允许问题升级。因为它们相信自己最终能够解决问题,它们就拖着不去解决。结果,“民主成了一场胆小鬼博弈。当情况真正变得糟糕的时候,我们会去适应。但还没有真正变得糟糕的时候,我们无需去适应,因为民主最终是有适应能力的”。朗西曼称此为自信陷阱。
  朗西曼通过民主经历的7次危机来分析其自信陷阱。1918年,民主国家面临一场战争的灾难性后果;1933年,全球衰退,美国退出金本位;1947年,“冷战”在酝酿;1962年发生古巴导弹危机;1974年石油冲击;1989年柏林墙倒塌;2008年金融危机。他说,使民主成功运行的那些因素也正是使民主出问题的因素,如灵活性、多样性、民主社会的灵敏响应。它们造成了草率、短期行为、目光短浅。成功的民主有其盲点,导致它们陷入危机。你不可能只要民主进步带来的好处,不要民主放任自流的危害。民主过去一百年间的成功没有带来成熟、有远见、有自我意识的民主社会。民主胜利了,但是没有长大。它们经历的危机更有可能使它们变得洋洋自得:民主学到的是,它们能够在犯错之后幸存下来,所以它们等着系统自己纠错,所以危机不断发生。
  朗西曼承认:“成功和失败相伴而行,这不是民主独有的特点,人类的境况就是如此,这是悲剧的本质。人类的各种成就都会导致自大,最有天分的人往往不自量力。知识多不保证认识了自己:聪明人会干最傻的事情。对个人来说如此,对政治体系来说也是如此。但不能只把民主的困境化为一连串人类悲剧。”民主遭受的是一种特别的自大。在古罗马,获胜的将军身边会有一个奴隶陪伴他进城,这个奴隶在他耳边轻声告诉他,他也是肉体凡胎。民主社会不对他们的英雄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不需要。民主社会成功的政治家不断地被提醒,他们也是凡人。在民主社会,最普遍的体验是挨骂,而不是被盲目崇拜。民主社会的政治家在当上领袖之前都会习惯听到人群的嘘声。民主社会的问题不是他们听不见有人轻声说他们是凡人,民主社会的问题是他们经常听到,以至于他们不知道是不是该把这话当真。

民主到底遭遇了什么危机?


  朗西曼剖析的民主基本上是美国的民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克·马佐尔说:“单单聚焦于美国的历史,不能解答民主在应对危机时是否更加成功。世界上最成功的帝国延续了600多年,如奥斯曼和哈布斯堡王朝,而美国的民主刚持续了200多年。即使单论现代,法西斯主义有着更强的适应能力:墨索里尼政权保卫了收支平衡,实现了国有化和自给自足。击垮它的不是缺乏灵活性,而是军事上的失利。”
  朗西曼对美国民主的前景还是很乐观的,他说民主在过去10年间在四个领域表现得很差:他们在打一场不成功的战争,金融管理不善,没有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面对中国力量的增长他们被吓呆了。但这些是所有政治体制都要面对的挑战:战争、金融、环境的威胁,以及一个似乎真实的对手。《经济学人》专栏作家菲利普·科根则悲观得多。他在《最后的投票:西方民主受到的威胁》一书中说,在欧洲和美国,投票率过低、极端分子党派兴起、不平等日益加剧、人口老龄化都将危及民主的稳定性。互联网让组织和煽动一大群人变得更加容易。如今我们生活的世界里,人们每周都可以参与真人秀节目投票,或者点一下鼠标就可以支持各种请愿,这让每几年才举行一次选举的议会民主看上去越来越落伍。
  《泰晤士报》专栏作家多米尼克·劳森说:“大卫·朗西曼是全球学术界文笔最典雅的人之一。他之前的著作有《善意政治》和《政治上的虚伪》,观点都很新颖。他的新作远没有那么新鲜。本质上他是对托克维尔观点的重访:托克维尔19世纪访问美国时,发现这个国家很有活力,但是由于过于依赖对民意立刻做出反应,所以容易短视。朗西曼赞同这一说法,他补充了一点:正是在民主证明了它最成功的时候,它最脆弱,因为这造成了自满。这就是他所说的自信陷阱。没错,但一千年前人们就明白了这种倾向。如古希腊人所说,傲慢必遭报应,这是人性;而民主多多少少表达的是我们的欲望,所以它也会遵循这一模式。但它不只是民主的机制,独裁者更容易傲慢,所以他们往往会去入侵俄国。”
  英国哲学家约翰·格雷在《纽约书评》上评论说,民主的危机不在于它太成功了,而在于它会跟自由发生冲突。“今天民主被认为是个人自由和社会多元主义的体现,但这种关联很脆弱。朗西曼没有理会以赛亚·伯林等自由派对民主的批评,这些人指出,民主是当选的多数人的统治,自由是个人的自由,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密尔、托克维尔和贡斯当等人认为,民主是必然的、值得拥有的,但他们也担心,跟欧洲的君主政体和帝国相比,民主对自由的威胁更彻底。在他们看来,民主是一种民众的政府,多数人会跟过去的国王和王子一样专横,实际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民主政府受到了更广泛的接受。他们毕生都在设计防御这一危险的设施,包括选举和宪法上的约束。
  朗西曼认为,独裁和民主是政体最重要的差异,非自由的民主只是尚未充分发展的民主,是成长和成熟过程中的一个步骤,总是会带来一个热爱自由的政府。但密尔、贡斯当、托克维尔等自由主义者认为,不存在这样的发展法则。非自由的民主不一定是历史上的一个过渡期。也许一旦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民主就是不可逆的了。朗西曼说,一旦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民主社会就不会变回专制统治。但自由民主并非不可逆的,而且有迹象表明,许多欧洲国家正在经历这种转变。朗西曼说,在意大利和希腊,民主都曾被短期搁置,让位给技术专家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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