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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视角的中国机遇

啪啪啪(性教育从此开始...)
警示:18岁以下未成年人禁止入内!
6 月5 日,Smartflower 光伏公司在德国慕尼黑召开的国际太阳能展会上展出新的太阳能板

  2007年底,德国最领先的光伏太阳能板制造商Q-Cell的股票值从110亿欧元戏剧性地暴跌为3.9亿欧元。就在股价暴跌前不久,它的时任总裁安顿·弥尔纳(Anton Milner)在被问及亚洲竞争对手的潜在威胁时,曾坚定地说:在未来20年里,德国消费者绝不会购买中国产品。几年后,以尚德、英利绿色能源和晶澳太阳能为代表的企业在技术、产品和销售额上都超过了这家德国公司,弥尔纳也黯然离开了。Q-Cell给德国企业敲响了警钟。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以工程师和制造业为坚实基石的德国经济因受到很快恢复过来的机械制造、汽车业和电气工程的庇护,免于其他欧盟国家所面临的经济急速衰退的风险;但很快,下一个挑战便出现在地平线上——2009年,曾经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世界工厂”角色,出口廉价成衣、玩具和电子产品的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这是一个极富转折性意义的时间点。2010年,中国对德国的贸易顺差接近170亿欧元;而后,寻求产业升级的中国制造业初现端倪,以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挑战欧洲经济发动机德国最核心的工业制造领域。
  2008年始,中欧贸易摩擦便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见诸报道。在很多德国工业企业家和媒体眼中,中国就有点像20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就如《金融时报》所说的那样:“从太阳能板、风能、电信网络,到能源转换和高铁,中国企业与西方竞争对手几乎已能并驾齐驱。他们能很快地从合资企业中吸取‘重新发明’的技术。在其他领域,比如建筑机械、汽车和电气工程,从三一重工到上海电力这些企业,也都迎头赶了上来。”在德国经济中占据最核心地位、吸纳了90万德国工人的机械工程业领域,中国公司似乎开始领先;2009年,中国产品占据了25%的世界市场份额,是德国的两倍。作为回应,欧洲对中国产品采取的“双反”(反倾销、反补贴)不绝于耳。尽管实际上被“双反”的产品在中欧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实际并不高,有种也许不够严谨的说法:其中,反倾销的中国产品实际大概仅占贸易总额的1%上下,但反倾销对单个公司的影响是巨大的。欧盟所启动的“史上最大规模”的“光伏案”,对中国出口征收高额临时反倾销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新能源企业。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有一个判断:经济相互依存度越高的国家,摩擦也会越多。那么换一个角度:这些容易受到关注的摩擦背后,是否是中欧经济依存度的加深?对此,数据是支持的。2009年,实际上还有另一个重大的转折在同时反向地发生,欧盟对中国的出口也在这一年大幅增长。根据外贸数据,受欧洲经济低迷的影响,2009年,欧洲自中国进口下跌了13.4%;相反,由于欧元汇率走低,对中国出口却增加4.1%。这种情况在欧盟对其他经济体出口均受影响的大环境下显得格外显眼。2009年,欧盟对华的贸易逆差大幅下降,从2008年的1690亿欧元下降至1330亿欧元;而仅仅2010年上半年,中国与欧盟双边贸易的总值就达1774.9亿美元,同比增长37.4%。事实上,进入2009年以来,欧盟对华出口就一直保持大幅增长;而随着欧债危机加深,欧元汇率屡创新低,继续刺激了欧盟国家的对外出口,出口增长成为欧盟暗淡的经济前景中鲜有的亮点。欧洲的欧元危机,改变了中欧贸易关系的整体形势:就在欧洲和美国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引起了国际贸易的不平衡时,欧美自己的经济结构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欧洲的债务危机和决策失误反而促成了欧盟长期经济外交与保护主义没有做成的东西——缩小与中国贸易的逆差,构成了中欧双边贸易的一个转折点。
  随着欧债危机加深,欧元持续告急,一方面,欧盟内部经济衰退,急需外资;另一方面,由于欧元的汇率走低,资产价格也相对下降。这样,也是在2009年前后,中欧经济关系出现了另一个转折点。据伦敦顾问公司Dealogic的数据,2003至2005年,中资企业在欧洲企业的总投资额还只有8.53亿美元,2008至2010年飙升至43.9亿美元;而在2011年,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猛增两倍,至100亿美元。尽管相对于其经济规模,中国对外投资总规模仍较小,但多数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即将加快海外投资,而深陷经济危机的欧洲被视为最具吸引力的市场之一。2011年,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和中国中金(CICC)联合发布的研究报告称:“欧洲正在经历中国企业在发达经济体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出现结构性飙升的起步阶段。”这项报告预测,2010至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达1万亿至2万亿美元,预计其中约有1/4将通过并购或者“绿地投资”流向欧洲。当时,帮助中国企业开展海外投资的私人股本公司亚欧联合资本(A Capital)也发表一份报告称,仅2011年第一季度,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就将达17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一直在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加大海外投资力度,以保障中国自然资源的供应,并获取技术和专业诀窍。“走出去”战略的目标也是为了实现中国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多元化。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国内存款在2020年前还可能再增长6倍;要摆脱对美国国债等低收益率投资的依赖,必须转投更多有形资产。而对欧洲来说,深陷财政危机的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等国,为平衡财政收支,正欲实施大规模的私有化,变卖其资产。债务危机意想不到地创造了中欧之间高度契合的资本流动渠道。
  2009年前后,一系列重大的收购案见诸报端:2008年,中铝公司以107.4亿美元收购英国力拓9%的股份;中石化以72.8亿美元收购瑞士Addax Petroleum……一系列大规模的收购和并购之外,还有一些未受到公众大规模关注的小型收购,中资企业获得了数百家较小欧洲企业的控制权,从捷克烟草公司、荷兰制药公司到英国木材厂商等,涉及各个行业。当华为这样的企业在美国的收购并购屡遭失败时,与美国不同,欧盟监管机构对收购欧盟企业的外来资金没有发言权,这使得中资更加青睐欧洲。
  欧洲的疑虑和问题随之而来:中国资本的收购和并购,是为了获取先进的技术吗?跨国企业对于向中国转移高科技技术非常谨慎;从长期来说,正在寻求产业升级的中国很可能成为欧洲在某一产业上的竞争对手,这让很多公司不愿意对华转移技术。于是,这个时期,技术转移和相应的知识产权争议,在中欧关系中始终不绝于耳,“创新”也就成了中欧经济关系中应运而生的一大主题。
  2013年,德国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顺差经济体。这一年,德国对外贸易顺差达到260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排在第二位的中国贸易顺差为1950亿美元,与德国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如果说2013年以前,整个欧洲还未注意到欧洲国际经常项目正在发生的这一趋势性变化,还把注意力焦点集中在对中国出口顺差的不满上,那么自2014年初起,这种情绪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美国也在这时,把过去指向中国操纵汇率的矛头,转向了德国。情势推动着,中欧进一步走近。
  李克强总理10月访问俄罗斯之际,正是一个特别时机:俄罗斯正面临“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孤立,克里姆林宫努力应对其支持乌克兰分离主义者所造成的后果。西方日益疏远俄罗斯,而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企业界却越来越多地传递出进一步向东方转移的信息。而《日本经济新闻》则评论说:“中国正在扩大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各项经济合作均能为俄罗斯带来众多益处,由中国来支撑因欧美制裁而陷入困境的俄罗斯经济的格局正日趋鲜明。”在这种背景下,李克强总理和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共同举行的两国总理第19次定期会晤,对俄罗斯领导人就具有重要意义。
  卡耐基和平基金会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Dmitri Trenin)用“冷战重来”来形容乌克兰政治危机的后果,他认为:“2014年初在乌克兰爆发的政治危机结束了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来,俄罗斯和西方关系史中的一段以合作为基调的时期。这次乌克兰危机则开启了这两个前‘冷战’对手之间的下一个进行高度对抗甚至直接冲突的新时期。”至2014年2月底,乌克兰突然与西方走得太近,以致失去了平衡;美国采取的支持乌克兰民主改革的政策突破了以前的安全极限。
  这场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在2008年进行的俄格战争,战争阻止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向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扩张的企图。欧盟从这场战争和2008的金融危机中吸取了教训,希望通过欧盟2009年发起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与乌克兰及其他五个原苏联加盟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结成同盟,以在欧盟边界的东侧建立起一个“舒适地带”,加强这个地区国家在地缘经济上的亲西方倾向。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欧盟和俄罗斯之间一直在这个地区进行激烈竞争。而俄罗斯联邦则试图将乌克兰和其他大多数原苏联加盟国都吸收到2009年发起的关税联盟计划之中。2014年5月,俄罗斯等国签约成立欧亚经济联盟。亚努科维奇治下的乌克兰习惯于游走在欧盟和俄罗斯之间,为他们自己谋求利益。基辅本决定要与欧盟签署政治和经济的联系国协定,但亚努科维奇在2013年11月突然宣布暂停谈判,并接受了来自俄罗斯的慷慨一揽子财政和经济援助。这个决定导致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活动,抗议者和警察在独立广场上长期对峙。对俄罗斯有疑惧、坚持乌克兰独立的西部人很快介入,并得到一些寡头政治家族的支持和金钱资助,好把亚努科维奇赶下台。最终,基辅的亲西方分子和反俄的乌克兰西部民族主义分子获得了胜利。普京立即做出了反应,马上公开启动莫斯科早就为应对基辅参加大西洋联盟这一不测事件而制定的一系列应急计划。一切都高速运转起来,反击代替了防守和机动;主要目标是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更理想的结果则是将这个国家拉回到莫斯科所设想的欧亚一体化计划中来。
  俄罗斯竭力阻止基辅控制乌克兰整个东南部地区的战略意图落空。美国则公开给予基辅十分有力的政治支持,副总统乔·拜登、国务卿约翰·克里、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和许多其他美国官员都来此访问。2014年5月25日,乌克兰成功地提前举行了总统选举,寡头政治家、抗议运动的主要支持者波特罗·波罗申科取得了彻底胜利。俄罗斯被视为侵略者,被逐出由主要工业化国家组成的八国集团,G8再次成为G7;欧盟也降低了与俄罗斯的外交关系级别;俄罗斯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进程也被搁置;美国及其盟国对俄罗斯的官员、公司甚至有可能对它的全部工业领域实施制裁。一波又一波的制裁,加上在政治上孤立俄罗斯,造成了俄罗斯的证券市场跳水,大量资本外流。军事方面,北约也正在重拾原来在20世纪40年代末为自己定下的任务,阻挡俄罗斯。正如特列宁所说:“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人们曾以为欧洲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已经成为历史书上记载的事情,现在却吃惊地发现,那样的战争又再次成为一种现实可能性。”
  这一危机,在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上,提供了一次地缘政治的契机。美俄对抗使美、中、俄三角鼎立关系变得高度不均衡,为了恢复这种平衡,能发挥主导作用的,则是中国,而不是美国,莫斯科会更加依赖近年来保持着友好关系的中国。除了中国,俄罗斯还会尽量结交其他的非西方伙伴,以此来削弱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和影响力。从双方市场的角度看,中俄经济的互补性,使彼此存在大量合作契机。李克强总理在俄罗斯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约50项政府间和企业间合作协议。李克强在接受“俄罗斯24”电视频道采访时表示,俄中已达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半数俄罗斯人认为中国是对俄最友好的国家。
  乌克兰危机,还促使欧盟与中国走近。乌克兰危机由乌国国内的亲欧和亲俄阵营争权演变成最终的美俄博弈,本来在事件中有中心位置的欧盟却退到了边缘。今年3月,反政府活动发酵成欧盟跟俄罗斯之争,普京政府出手,支持克里米亚举行全民公投,随后支持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欧盟跟临时政府签署联系国协议的政治部分以及和美国对普京政府做出的反击(如取消一次欧俄峰会、抵制俄罗斯索契G8会议、暂停俄罗斯加入OECD的谈判进程)成效都非常有限。意识形态上,欧盟及美国提倡的是一致的,都希望乌克兰朝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的方向推进;在利益上及地缘政治上,欧盟与美国却是有分歧的。乌克兰夹在欧盟及俄罗斯的中间,从基辅到柏林的距离仅1200公里,乌克兰的不稳定局势对欧盟国家,尤其是中东欧国家,有直接影响。在贸易及金融方面,欧盟国家跟俄罗斯的关系也比美俄间密切。此外,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欧盟内一些国家如法国、德国公开反对美国的做法,在外交政策上并非美国的随从。欧盟主要大国不愿跟俄罗斯真的闹僵,虽然欧美暂时对俄罗斯的反击行动是一致的,但各自的考虑及利益差异很明显。
  现在的德俄关系来之不易,是双方多年努力的成果,德国总理默克尔花费了不少精力及时间跟普京建立领导人间的个人关系。德国与俄罗斯也有非常紧密的经济关系。德国政府的数据显示,2013年德国向俄罗斯出口额高达360亿欧元,从俄罗斯进口额高达400亿欧元。俄罗斯是德国机械、汽车、汽车零件、化学产品,以及农产品的重要市场;同时,俄罗斯为德国提供大量维持德国经济及人民生活的能源,德国超过2/5的天然气及1/3的石油均来自俄罗斯。很多德国大公司在俄罗斯有战略性的重大投资,德国有6000多家企业在俄罗斯境内经营。2013年,德国企业对俄的投资就超过200亿欧元。地缘上,德国是欧盟大国中最接近乌克兰及俄罗斯的,人员交往密切,如果乌克兰局势不能稳定,德国是最易受牵连的。但欧盟却失去了处理乌克兰危机的主导权。欧美并没达成经济制裁的内容,普京也越过欧盟直接跟奥巴马商议是否让乌克兰联邦化,最终,乌克兰事件成了美俄对峙,欧盟也失去了俄罗斯的友谊和影响乌克兰进程的渠道。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对欧盟来讲,与俄罗斯关系愈加密切的中国的沟通角色就更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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