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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议政时代的到来

啪啪啪(性教育从此开始...)
警示:18岁以下未成年人禁止入内!
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体制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研究政治学的学者,对西方的政治体制有很深入的了解,但是你却反对中国实行西方式的选举民主?
  潘维:我认为当下中国需要破除制度迷信。现在很多中国人陷入一种思维,认为所有西方国家的好是因为人家制度好,我们国家所有的不好都是因为制度不好,这就形成了制度迷信。
  社会精英的舆论中有一种观点也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政治模式却落后、失败,认为中国政治体制已经成了我国进步的最大障碍。可制度是人定的,也是人来执行的,活人可以轻而易举绕过死制度。人心坏了,什么制度都没用。制度是根植于社会的,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制度不是空中楼阁。
  西方的多数决有三大困境。第一是概念困境。反对票没投给当选人,为什么投反对票的人要服从当选人,要“被”代表?第二是道义困境。为什么多数决,为什么数量决?多数既不代表正确或者智慧,也不会天然导致少数的自愿服从。第三是逻辑困境。只要社会分成两个以上的集团,多数决就意味着当选者得到相对多数票,绝对少数票,从而必然成为少数决。因为三大困境,选举制的“成熟”有两个苛刻条件:人民普遍认同这个游戏规则,以及人民有服从既定规则的习惯。这两条都是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不是必然的。
  中华政体最突出的特点是拥有一个统一的执政集团。统一的执政集团是中国的强项,也是软肋。当这个集团变得腐化,信奉私利而非民本,绩优选拔制就崩溃,分工制衡就失效,这个集团就丧失先进性,于是国家崩溃,人民遭殃。但奇特的是,这个执政集团在中国会周期性地再生,朝代兴衰循环。
  三联生活周刊:你所说的破除体制迷信,是指中国社会不能简单移植西式政体,那我们社会的改革应该以什么为参照物呢?
  潘维:现实的世界没有尽善尽美的体制,每个现实政体都有其优势和缺陷。我希望中国人破除制度迷信,是说我们不要把当下中国社会出现的问题简单推卸为“体制不好”。它容易成为阻碍我们真正面对问题的借口,也会成为一些官员继续腐败的口实。
  中国的体制是内生于中国社会的,不因我们主观的否认而失去现实价值。相反,不恰当的变革反而会使我们失去政治秩序。纵观世界各国历史,政治稳定不一定导致经济发展,但是政治不稳定的话,就一定没有经济发展。
  政治体制其实是一个国家采取的利益平衡方式。各国社会的具体条件不同,平衡利益的方式就不同。世界上有众多的政府体制,如伊斯兰民主制、美国民主制、西欧民主制、中国民主制、日本民主制、拉美民主制等等。这些体制都是适应本地具体情况和外部挑战的历史产物,也都在不断调适,在全球的马拉松式淘汰赛中求生存。
  政府如何管理社会?社会的利益格局决定政府管理社会的方法,可归纳为下述四类:第一是执行和维护关于社会秩序的规矩,第二是代表强大社会集团的利益,第三是对社会团结的整体利益负责,第四是塑造社会的共同利益观念。
  在这样的前提下,通过培训执政者的“责任感”,让政府跳出社会集团利益的禁锢,对社会全体人民的利益负责,政府就能生存。然而,判断和平衡社会“整体利益”非常难,要求精确判断和平衡局部与整体、短期与长期、变化与稳定这三对社会利益。而关于“正义”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是社会凝聚力最可靠的保障,也是政府生存最牢靠的基石。利益是客观的,但对利益的认知是主观的,“利益观”可塑。塑造主流价值观最复杂、最困难。
  所有政府都使用上述四种由简单到复杂的社会治理方法,只因为社会条件的不一样,侧重点不一样,国家的兴衰不同步而显得不同。这样就给人一种印象,好似有一种制度可以避免国家兴衰存亡的规律,但实际上不存在。当年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时,有多少人预料到它今天的衰落?美国也才建国200多年,是个年轻国家,它的长期发展轨迹也需要历史来见证。
  破除制度迷信,再谈其他改革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中国现存的政治体制有其必然性,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政治习惯密不可分。那么,它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在哪里?这种内生性制度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潘维:为什么我强调破除制度迷信?如果制度迷信破不掉,官员的腐败永远有借口。我们过去曾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但是在同样的制度下,我们现在的腐败问题变得如此严重,已成为我们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腐败到了一定程度,经济增长肯定是越来越慢的。任何体制下的国家都有一夜之间止住腐败的经历,这与国家大小、国家贫富无关。强调所谓制度的“顶层设计”,而不去强调领导者自身的作用,其实解决不了问题。治理腐败不是个学术问题,是领导人的决心问题。
  我们有专门的反贪机构,可是叠床架屋的制度也解决不了贪污问题。我认为中国应该接受自己的制度特色。较之西方300年的进步,中国60年的成就不依靠侵略和控制他国,更代表世界的进步。中华社会60年里创造了近现代史上的世界奇迹,这是事实。“中国模式”代表了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
  中国现在到了复兴的关键时期,如果我们接下来经济还能有20年的高速增长,我们就会感觉安全,就不再怀疑自己的制度。但是如果我们的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倒在了复兴的门槛上,那就令人扼腕叹息了。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我们不去迷信体制的大变革,而是在现存体制内寻求更健康的利益平衡,在接下来的5到10年内,最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潘维:如果破除了制度迷信,就会认识到最主要的是人的问题。我们最需要的转变是恢复党的干部的精神面貌。人们对体制没有信心,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党员干部的精神面貌出现了问题。
  第二,制止党的队伍阿谀奉承之风,需要复兴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风气,这才是党的活力所在。不然处处溜须拍马,表扬和自我表扬。
  另一个要从上而下严惩腐败。目前的现实是腐败盛行,以公利谋家庭私利,裙带关系严重。只有真正放开对官员家庭财产的申报,接受群众监督,这才是真正的舆论开放。
  更开放的城市化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具体到中国社会马上面临的转型,你曾提到我们如何继续接纳大量农民成为城市居民,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潘维:城市化高速发展已经给我们提出了艰巨的问题。如同所有发达国家,我国农民占人口比例也会下降到15%以下。新一代“90后”农民工是不会回乡生活的,如果城市使他们成为城市新贫民,会是今后社会的动荡之源。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我国人口80%以上都是农民,拒绝乡下人定居城市,就丧失了政治上的道德制高点。
  世界上主要有四种可资中国借鉴的城市化模式:(1)欧洲模式,通过向外移民减少社会革命压力,并通过漫长的工业化逐渐减少农民,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2)拉美模式,通过大庄园的土地集中把农民变成城市贫民;(3)日本模式,通过长期的对外战争把农民变成士兵,然后成为工人;(4)美国模式,通过城市自治和先进的城市规划,给城市扩张的自由,迅速把人们聚集在一起,制造城市经济效应。美国的模式与我们接近,但我们又有自己的特殊性。
  中国的“乡下人”是世界上素质较高的一批人,聪明、勤奋、能写、会算,而且无所畏惧。当乡下的安徽人还在为“农民负担”拼命,安徽某县的农民却团结起来卖掉了中关村80%的电脑主板。中国农民最大的缺陷是散漫,很难组织。我们该怎样释放农民进城和造城的压力,变压力为动力?我国农民在市场条件下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与西方大多数国家的小农不同,中国小农非但没有被市场压垮,反而对严密设防的城市和工业经济展开了无孔不入的游击战。现在,安顿大量“农民工”的任务恐怕得靠户籍自由流动,首先让城市人口流动起来,让所有大、中、小城市出现竞相吸引劳动者的状态。或许这样能高速完成建设城市中国的任务。
  三联生活周刊:随着近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土地该如何流转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你是主张耕地坚持集体所有的。
  潘维:确实如此。现在人类的生产方式正在发生第二次大转变,第一次是从农耕时代向制造业为主转变,现在是主导产业从制造业向高端服务业转变。农业早在制造业时代就已经不是主导产业。以美国为例,进入制造业时代以后,美国的农产品足够养活两个美国的人口还有余,然而农业从业者在劳动者总量中的比例从70%以上降到10%以下;食品开支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从70%以上降到10%以下,农产品占财富总量的比例也从70%以上降到10%以下。
  以粮食的单产而言,中国始终是世界最高。这证明小农耕作效率最高。但就商业效率而言,美国的大农业比我们高得多。我们农业人口下降是正常趋势,还会继续有农民离开土地。但是我们的耕地不能私有化,越来越少的农民应该拥有越来越多的耕地,让耕者有其田。而今耕地抛荒现象非常严重,应当规定抛荒土地由农村集体收回。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今天的农村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由于农业税的取消、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等等,农民的日子好过多了;另一方面网络时代农民的自我意识迅速觉醒,他们对政治经济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多了。你怎样看待农村社会的变化?
  潘维:在血亲关系主导的中国乡村搞西式多数决程序,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我在重庆巫溪做调查时,巫溪县的一个乡镇书记说,每隔三年的“换届”得安排在春节,这样外出打工的村民回家了,不然凑不够“法定人数”。大过节的,村民们在山区骑摩托车往返行政村参选,折腾半个多月,好不容易选出了村主任,就没兴趣再参加村委和村民代表选举了。草草选完后,“代表”们就外出打工,村委会无法有效行使职权。老百姓如果被基层政权的弊端刺痛,怎么会对党和政府有感情、有信任?
  农村的社区怎么治、治什么,事无巨细都由全国统一的法律规定,而中国法律规定全国选村长的方法必须一样。美国各个州选举总统的办法是不一样的。中国地域这么广阔,不同地区的情况千差万别,基层政权需要充分发挥自然社区的作用,党领导科层组织,但要通过与基层社区的密切联系来保持扁平组织的政党特性。“人民”如果分散为自私自利的“个人”,只能找科层体系解决五花八门的“公正”问题。自然社区解体了,“人民”也就没有了,个人问题就会转化为社会问题,社区矛盾转化为社会矛盾。
  华中科技大学农村研究中心就农村上访行为的调查显示,农村税费改革以来,以民事纠纷、社区公共服务缺失等问题为主的“治理型上访”占到农村上访总量的60%以上,而以政府侵害个人权益为由的“维权型上访”下降到5%。与此同时,要求国家照顾的“谋利型上访”数量快速上升,接近总量的30%。一些“谋利型”诉求超出合理范畴,出现了不少无理甚至耍无赖性质的缠访、闹访行为。基层组织如何在这里发挥作用非常重要。让政府部门之间制衡是西方学问;让人民与政府相交互嵌、阴阳平衡是中华学问。
  群众议政将变为常态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制造业已经进入黄昏末日,服务业有取代制造业成为我们主要产业的趋势,中国应该怎样跟上这个形势?
  潘维:农业占人类财富的总量已经下降到15%以下了,有一天制造业也会面临同样的局面。中国面临着由制造业向高端服务业转型的压力,设计研发能力需要大大提高。人类生产方式面临着重大转型,今天世界上最赚钱的公司已不再拥有工厂。
  从2011年的统计看,所有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均占GDP的比重达到70%以上。美国76.7%、日本74.6%、欧盟平均73.1%。无论是较为落后的南欧地区还是资源出口型发达国家,服务业占比都在70%以上。新兴工业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服务业占巴西GDP的67.3%、土耳其63.9%、墨西哥63.4%、俄罗斯58.9%、韩国57.6%、印度55.6%。在中国,服务业仅占GDP的43.3%。
  “服务业占经济总量70%”以上成为今日发达国家的基本标志。上世纪末,“研发”部门还只是企业的一个小部门,而今已经是先进企业的全部。世界上价值最高的公司是做软件的“微软”,然后是提供互联网服务的“谷歌”,再后是专业提供产品设计、不拥有任何工厂的“苹果”。只要有设计能力,终端产品将被“打印”出来。如同先前被“淘汰”的农业,从事“打印”的制造业变成生产的底端,不仅利润低,而且消耗能源和原料,排放污染,甚至还被发达国家强征“碳税”。从事制造业只是落后经济体因就业而进行的被动选择。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主要生产方式的转变,会不会带来上层政治制度的改变?
  潘维:在发达国家的高中端服务业中,雇员和雇主一样都是在创造“知识”,社会地位的流动性比制造业时代大得多。由于不再代表“先进生产力”,作为阶级的产业工人不可避免会走向衰落,传统的阶级斗争衰落,“世界政治”崛起。第三产业的核心成本是高等教育的成本。
  统治者的宫廷政治是农牧时代的产物;以政党为基础的选举政治是制造业时代阶级斗争的产物。在服务业占主导的时代,信息和知识普及、分工不是确定的,阶级界限日趋模糊,所以“当选”与“代表性”日渐脱节。只是由于选举制度,选民们被迫在“都不满意”中挑一个。
  在发达国家,选举制本身的正当性正遭到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的质疑。一度辉煌的代议制终将走向没落,这也是我不赞成中国简单照搬西方选举制的一个原因。今天的发达国家,以政党政治为核心的“阶级斗争”正在被“社会运动”取代。“社会运动”的发动者多是此起彼伏的“市民会社”。市民会社围绕某个议题或“符号”突然发难、突然崛起、突然消失,比如美国因经济危机而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移动互联时代政治生态的不稳定性或不确定性已初露端倪。以移动互联技术为支撑的“社交网络”改变了社会生态。一个群众普遍参与到日常政治的时代到来了。抵抗群众的参与会遭到群众或迟或早、以各种形式进行的报复,最终淹没政治家。在第二产业时代,精英政治是常态;在第三产业时代,精英政治日渐难以维持,群众议政将变为常态。
  三联生活周刊:它给中国带来的影响会是什么?我们在新一轮研发能力的竞争中,与西方的差距是在缩小还是在拉大?
  潘维:近10年来,这种差距在拉大。如果我们国家还在拼命补贴制造业,不注重创新研发能力,有可能再次被甩到时代潮流之后。我们还在以农耕为主的时代,发达国家就进入了制造业为主的时代,所以中国贫穷。现在,日本开始放弃不景气的索尼、松下,韩国对高端服务业和制造业并重,都在全力面对第三产业时代。
  “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今天看也非常正确,只有高速增长才可能有比较平均的分配。中国人均GDP的水平还比较低,未来维持比较长的高增长是可能的。投资拉动经济是我们发展的一个阶段,日、韩等东亚国家也都有这样的阶段。近年来西方集中攻击我们靠投资拉动经济,可是这种模式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我们大量投入基础设施,先进的基础设施代表未来,未来年轻人将挣很高的工资。
  但是我们的经济增长确实有不少问题。美国、德国、日本这样的经济体都不会主要依靠房地产来拉动经济。一个大国如果靠少数人炒房子来拉动经济,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盖房子本身没有错,将来流动进城的民工都需要房子住,只是哪些人来盖房子,谁来挣这个钱,这是需要讨论的。“居者有其屋”对一个社会太重要了,土地供应不会因为需求的增加而增加,国家越富强土地就越贵,这就需要国家、集体、地方政府、个人四方都来合作参与,四条腿走路。换句话说,住房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作”、获取“资产型收入”的,不应是少数人赚钱的工具。
  今后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高端制造业、服务业、新能源、环保产业、养老产业上来。美国人发明了开采页岩气的技术,降低碳排放的前景非常好。进口石油若大幅下降,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可能终止。这就是高端研发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美国和欧洲总共才有8亿多人,远低于我国的13亿多。现代化在中国的全部含义就是追上美欧的人均产值。为了中华的现代化,我国必须保持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升级我们的制造业,进入设计研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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