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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马云生在美国……

假设你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什么家庭背景,天赋也一般。但是你品格优秀、踏实肯干,很幸运地得到进入两家高端公司的机会。
  A公司的员工都很注重着装,女的穿套裙,男的打领带;B公司的员工穿着都很随意,怎么舒服怎么穿,男的几乎没人打领带。
  如果你想通过拼命工作快速升职,应该选择哪一家公司呢?
  美国没有“马云”
  美国经济学家泰勒·科文在上个月刚出版的英文新书《自满阶级》中讲到一个概念,叫作“社会流动性”。社会流动性,指的是一个社会里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跨越阶层流动。简单地说,就是穷人能不能通过个人奋斗变成富人。社会流动性高,说明穷人还有机会,富人的地位就不是永久的。
  这个世界中的大多数人不是富人,所以可能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所处的社会有高一点的流动性。
  科文在过去5年中多次访问中国,他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国家。虽然现在还存在很多问题,可是每隔几年去看一看,以前的问题要么消失了,要么在发展中被跳过了,前景非常乐观。
  给科文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新一代中国富豪马云、刘永好这些人,大都是从底层靠自己奋斗上来的。白手起家,靠努力拼搏成为富豪,这不就是最原汁原味的美国梦吗?
  可是今天的美国底层已经没有“马云”了。所有重要领域都已经有主了,新人根本没什么机会。
  人们曾经寄希望于互联网产业,希望能制造一些新贵,毕竟互联网是全新的领域。可事实上,在互联网领域创业成功的扎克伯格、比尔·盖茨、贝佐斯这些人,他们都出生在美国中产,甚至是上层家庭。互联网并没有提高美国社会的流动性。
  科文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动乱,比如说灾难、经济大萧条,而是持续稳定发展,那么社会流动性就一定越来越低。
  富有家族可以“遗传”给子女的,不仅仅是财富,还有很多,比如智商,有40%~60%的因素是遗传的;优秀家庭还可以给子女提供好的教育,甚至帮子女养成好的工作习惯。
  也就是说,即使一个社会对所有人完全公平,没有任何人拉关系走后门,出生在好家庭的孩子也有更多机会得到好的工作。他们将一代代占据好位置,根本不想把机会让给底层的人。
  穿着随意,有钱人的专利
  想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先得了解两个经济学概念:信号、反信号。
  信号,就是你做一些事情向别人证明你的身份。比如你穿一身很贵的衣服,来证明你有钱。反信号,就是你明明很有钱,但是故意穿一身很普通的衣服。你这么做不是为了给人一个错误的信号,而恰恰是为了给人一个更强烈的正向信号——我不说,你们也应该知道我有钱,我无须证明。
  举个例子。美国出版的书,从作者署名来说,如果这个作者比较自信,那封面上就简单印个名字,比如我叫泰勒·科文,这本书署名就是“泰勒·科文”。可是有些书的封面署名,会给作者名字加一个头衔:“泰勒·科文博士”。这个信號就比较低级了。对读者来说,博士算得了什么呢?
  有头衔,而署名的时候不用,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反信号。
  在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一起吃午餐的照片上,两人衣着随意,吃的东西不过是汉堡加薯条。不知道的人很难想象这是两位超级富豪,但关键就在于,人人都知道这是两位超级富豪,他们无须证明。
  反信号可不是顶级富豪的专利,现在美国的“一般”富人,也都是反信号的大师。高端画廊的老板知道,西装笔挺的人不太可能买特别贵的画,真正的大买主可能是T恤衫加牛仔裤;高端餐馆的服务员也不会对衣着特别正式的人高看一眼,这样的人要么很年轻,正在向女朋友证明什么,要么是某个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生怕得罪一起吃饭的日本客户。
  公司大老板无须证明,二老板也无须证明,每个层级的员工都无须证明,因为人尽其才。可这也恰恰是高度匹配的结果,说明这个公司里的每个人都已经找到自己的位置,既不担心被别人抢走,也不指望更进一步。
  在这样的公司,你从底层做起,还有多大上升的可能性?科文说,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韩国、中国都有一段时期,员工流行穿正装上班。这些员工西装革履,朝气蓬勃,一看就和同一个地铁车厢里那些邋遢汉不是同一类人。他们证明了自己的身份,发出正向的信号——我正在积极向上流动,而且充满信心。如果街头有很多人打领带,我们应该感到非常庆幸,因为我们赶上了一个普通人仍然有上升机会的时代。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宽容大度、从容不迫,体现在一个人身上,这是自信;而体现在一个社会身上,就是低流动性,就是阶层固化。这是社会成熟的表现,但也暗藏危机。
  (大浪淘沙摘自微信公众号“罗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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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12期 | 标签: | 0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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