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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贝“绝收”之后:獐子岛困境

啪啪啪(性教育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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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景坤的家住在一片平房中间,比起镇中心像是富裕县城的建筑风格,这一带的平房更像是北方农村,生着炉子的小院里飘出呛人的烟。70多岁的石景坤对现状并不满意,他更怀念小岛在上世纪的光景,“至少那时候,每个人都可以享用这片海。当时的獐子岛,鱼太多了,一个棍子往海里打下去,鱼都能跳到船上来,老百姓靠着这片海吃饭”。岛上的人仿佛天然有和大海打交道的基因,他说,当时比谁家有本事,看的是谁家的人出海打鱼更厉害。
  最先改写小岛生存法则的是人民公社,打鱼的本事不再直接决定一个家庭的生活质量,所有的船、工具都属于集体,成果也属于集体。獐子岛拥有广阔的海域,孕育着极其丰富的鱼、虾、蟹、贝、藻类资源,这种条件下,海岛人的生活并不差,石景坤回忆:“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岛上应该比大陆上过得好,虽然一个人一个月只有二三十斤粮食,但是岛上可以吃鱼总不会饿死人。”
  依靠着资源的丰富和岛上渔民的勤劳,在全国“学大寨”的运动中,这个小岛很骄傲地有了“海上大寨”的称号,还创下了单船捕捞和总捕捞量的全国纪录。獐子岛人也是国内远洋捕捞走出去最早、最远的人。石景坤说,那是小岛人很有面子的时代,他们的海岛是出了名的富岛,大连人有什么,岛上人也有什么,收音机、录音机、缝纫机,家家都有。“岛上之前是依靠发电机自己发电的,整个小岛有36台发电机。80年代初,为了能有常电用,我们决定自己花钱架海下电缆买电,当时的花费是800万元左右。”石景坤笑着比画着,“你能想象吧,那个时候的800万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亿吧。”
  小岛的发展敏感地经历了中国农村经济的每一次变革,石景坤悉数,合作化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商品经济时期、市场经济的确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匹配中,老一辈人没有赶上新的机会,他们自豪的年代已经过去,他有些哀伤地说:“一个岛民是不会想象到自己会失去海的。”80年代后,合作社逐渐解体,黄海海域长山列岛引进了虾夷扇贝的繁育增养殖技术,并尝试底播增殖获得成功。1987年,这项技术在獐子岛开始规模化推广,并建成了虾夷扇贝苗种场,培育的苗种在獐子岛海域进行大规模底播。而獐子岛人世世代代仰仗着的这片海仿佛一夜之间成了公司的海,为了保护扇贝不受破坏,公司不允许老百姓在岸边赶海、钓鱼,这改变了岛民由来已久的观念和生活方式。
  小岛上人的分化也逐渐开始了,1998年,镇上对海洋捕捞业进行改革,远洋渔业以集体规模经营,近海捕捞业进行资产优化重组,对捕捞船、过鲜船和配套设施定价拍卖,这样,小岛上的近海捕捞就从集体经营转为了个人经营。石景坤回忆:“有船长买了大船自己单干,到稍远的海去打鱼,那些只有小船的人只能在近海偷偷打鱼。”
  人与人差距的拉大让石景坤有了不安全感。“我从公司退休后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大海已经不属于我们,甚至是去海边捡海菜和海蜇都不行,这些东西根本不可能影响到公司的扇贝,而且过了那一段时间就‘化’了,谁也吃不上,等于浪费了。”这种变化让他措手不及,他回忆,岛民们放在浅海钓海螺的笼子被公司收走,统一放在一个院子里,多到堆都堆不下,可是大家自知违反了规定,谁也没敢去要;公司为了防止人们到海边捡海菜,甚至找人牵一条狼狗看着。“有人就因为去捡一点海菜被狗咬伤了。”
2013 年10 月27 日,大连獐子岛的渔业工人向海洋牧场播撒虾夷扇贝幼苗

盛与衰,去与留


  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多的创富故事通过不同的渠道、不同人渲染的版本传到獐子岛,一批在体制里当船长的人最先动了心,胆子最大的一批人付诸行动。1985年3月,中国第一支远洋船队开赴西非捕鱼作业,獐子岛人在其中也发现了商机,两年后他们建造了一艘超低温金枪鱼钓船,成为中国首个参与远洋渔业的集体企业。当时国家只批给国有企业远洋捕捞资格,獐子岛人就借助别的公司进行代理,但这个决策也让獐子岛人亏损了几千万元。
  蔡铭志就是在这时候离开小岛的,现在回过头去评价,他算是离开者中成功的案例。但他并不愿意承认自己已经离开獐子岛,他向本刊记者强调:“我在岛上有房子,偶尔还会回去住一段时间。”他生在70年代,少年时光见证了这里集体经济最为辉煌的时候。“我很小就出海,在那时的观念里,我这种越是野的、往外跑的,越被人看作厉害的、有本事的。但是这种曾经让我很得意的评价标准随着改革开放的步子慢慢就转变了。”
  獐子岛集团现任董事长吴厚刚在当时负责这个乡镇企业的经营,他的思想观念是对海洋资源统一开发、统一规划、统一利用,实现从传统渔业的转变,按照他的观点:“集约化最大的特点是劳动效率高,而我国大部分的渔业地区都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开发资源,它的结果就是一哄而上、一哄而下。”
  但一批与蔡铭志相似的出海能人并不适应这种新的管理。“成立了渔业公司后,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根本就不懂大海的人成了领导,懂海的、出海的人,一出去就是和大海打交道,简单、直接,人也变得越来越粗线条,回来很难在那种体系里有发展的可能,外行领导内行,那种感觉非常不舒服。”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岛上的经济模式也从传统的打鱼转向了养殖业,又有一批人脱离了体制,蔡铭志说,这批人走得比他晚,但是都对大海有信仰一般的热爱,不喜欢躲在近海养殖扇贝。“我们这批人是依靠着渔民的本事富起来的,90年代初,我离开的第一年就挣了将近10万元,这在当时也算是了不起的事情。”
  2001年是獐子岛的企业改制年。这一年的4月7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准,集体经济改为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镇上以集体投资和个人参股形式成立了集团公司,镇政府60%,三个岛屿村各10%,獐子岛渔业10%,如此实现了政企分开。次年6月3日,担任镇党委书记并兼任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吴厚刚卸去了行政职务,成为公司的职业经理人。
  蔡铭志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再回头看獐子岛公司,他觉得新世纪刚刚开始的10年,公司是在飞速发展。2006年,改制5年多的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挂牌上市,迅速成为中国水产业第一股,不到两年时间里,股价从发行价25元快速攀升至151.23元。营业收入也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从2005年的5亿多到2011年的近30亿元,资产总额从2005年的7.44亿到2011年的44.2亿。
  “但是海洋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总觉得他们不够懂海,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超出了大自然的限度,2006年,有日本人来参观,新闻上报道的是感谢獐子岛提供了很好的海产品,但是我所听到的消息是,这个人提到了岛上的扇贝投苗过密。”蔡铭志说。
  2012年是獐子岛从辉煌期进入改制后的第一个低谷,几年前的大扇贝变得个头儿小了很多,亩产也从110公斤降到了84公斤,而岛上正常的扇贝亩产一直在80到120公斤之间,这样的降幅在当时已经是股民难以接受的。公司在2012年对减产做出的解释是,当年采捕的扇贝是2009年播下的苗,公司在这一年海洋牧场开发深度向50米等深线探索。因为虾夷扇贝过去是在20~30米等深线播种,四五十米深的海和二三十米深的海一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底质、水温、流速、压力、光照、盐度等等,这一系列变量都会影响产出。
  按照獐子岛公司对外界释放的信号,今年应该是一个摆脱颓势的年份。7月14日的机构调研中,獐子岛曾表示:“现根据存量调查显示,底播虾夷扇贝存活率同比大幅增长。”但是“冷水团”接踵而至。
  在王杰明看来,公司遇到的问题不仅是产量本身的问题,仅从人员变动来看也显得并不正常,高管离开得太多了,包括他本人在内,从2010年开始,共有5位副总裁、10位高管离开。“如果一个人离开,你可以说这个人可能有问题,但是如果十几个人都离开,你难道不需要反思?”王杰明并不愿意对獐子岛现在所遇到的危机做出评价,“獐子岛公司和我本人已经没有关系,但我不希望岛上的老百姓的利益受到损害,岛上有这么好的自然资源,如果公司出现问题,其他人当然愿意接手,但是到了那时候,老百姓估计就不会有股份、红利拿了。”而吴厚刚则向媒体表示:“我们能够抗住这些压力,但很多人拿我们跟蓝田比,这没有依据,对我们不太公平。实际上我们的股东是老百姓,我们是老百姓的企业。”
  作为公司的局外人,蔡铭志考虑的事情更加感性,他觉得悲哀的是:“那么富裕的一个岛,公司在之前发展得那么好,但那些守在岛上的人,最善良朴实的岛民,却没过上富裕的生活。”但是蔡铭志现在早已经远离海岛,他除了表达愤慨之外,也觉得无奈。“海岛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没有穷和富的差距,各自凭着出海的本事过日子,现在岛民分化成了不同的人,在公司体制里有发展的人、出走做生意的人,如果不是前两种,那就只能继续做一个本分的岛民,但可怜的是,你并不能完全地享有这片海,路子只能是给公司打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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