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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消失在水里,火能消失在哪?

啪啪啪(性教育从此开始...)
警示:18岁以下未成年人禁止入内!
“在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野蛮的。”当阿多尼挑明诗(至善)与大恶之间犹如刀锋对峙一样的关系后,诗人再难绕开这个令人惊惧战栗的命题。遗忘或者对抗?保罗·策兰选择后者,把世间词语在刀锋处敲碎,把滴下的血涂在书页上。
  该怎样讨论盛可以这部与策兰诗作同名的小说《死亡赋格》?
  它们的相同处一望即知。主题所呈现的,都是某桩历史事件对知识分子性灵的无情摧毁,都有一个悲剧性的核;文本结构上,对赋格这种复杂而严谨的复调音乐皆有所借鉴,强调对位技术;修辞使用大量的隐喻。众多句子犹如一群鱼的游动,不是草鱼、鲢鱼、鲤鱼,是深海里真实而又抽象的鱼。作者骑在鱼背上出没于现实与梦境之间。
  又或者说某些关键词,比如洞穴。在策兰的诗中,洞穴是“在空中掘出的坟墓”;在盛可以的小说里,洞穴是源梦六初见时的“一个美好雌性密集的天鹅谷”。洞穴乃幽闭恐惧之处,亦为梦幻美妙之所,它建构于人的精神和社会生活中,同时包括了柏拉图关于人的哲学寓言、卡夫卡对现世的变形书写、陶渊明对理想社会的渴望,以及种种基于“洞穴之喻”生产出来的文学影视作品。
  它们还不约而同地预言了“诗人之死”。
  一九七零年的五月,一个钓鱼者在塞纳河下游发现保罗·策兰的尸体。
  如果说策兰的投河自尽是一个人在历史面前捍卫个体尊严的结果,盛可以笔下的“诗人之死”要更为复杂,呈现出三个维度:一是黑春的死。他是诗坛三剑客之首,是广场游行的组织者与指挥者,为天鹅谷的创建留下纲领性文件。他是天鹅谷真正的精神领袖。他的骨灰搁在密室的陶罐里,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他的死与策兰没有太大区别,当他写完那份同样名为《死亡赋格》的纲领文件后,他说“我的肉体是多余的”。二是杞子的死。自命为“天鹅谷的精神领袖阿莲裘”的她,其实是诗的朗读者,黑春狂热的追随者。她发明神秘机器,使天鹅谷成为现实。这种“现实”最终演变成瘟疫,吞噬掉了她。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还死于源梦六对天鹅谷的逃离,“完美”因此崩溃。三是天鹅谷的死。这是一群理想主义者的死,一个乌托邦的结束。它的死描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崇高“梦想”是如何沦为一场巨大“梦魇”的全过程。这是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社会事件。更让人痛心的是,它的死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支配它运转的法律与制度、那台跨时代的神秘机器、喝了能让人忘掉往昔岁月的黑茶等等,被付之一炬。它甚至没有留下一段可供后人凭吊的历史。
  它们还有什么不同?
  对极权主义批判的文本已经堆满地球上的图书馆,那么它是不是一段已经告别了所有人的噩梦,一首被诅咒的插曲,一个人类精神上短暂的麻痹时刻?盛可以说了一个“不”。
  第一,当人们谈论民主与自由时,乃至不惜为它抛头颅洒热血,却并不一定真正清楚它们是什么,更毋论给出相应边界。所以那些在广场上呼喊的诗人,一旦有机会实现政治蓝图,便迅速走向自己的对立面。所以额头上用墨汁写着“爱”的黑春,在逃亡路上会成为一个追求“富国强民要从基因着手”的哲人王。
  第二,如果说民主根源于“避免更坏”,极权主义则根源“渴望更好”—汉娜·阿伦特指出的“人的孤独”是极权主义得以兴起的土壤,不是那颗理念的种子。因为“渴望更好”,而不是权力本身的腐蚀性,具有“无可挑剔的灵长类活物形象”的千藏,才会在与稣菊里发生不被允许的性行为后,选择自我惩罚,独自在磨房里戴着黄金镣铐劳作至死。他是天鹅谷这个“人间天国”心甘情愿的殉道者。这个名单,还包括被天鹅谷安排给源梦六做妻子的芙也蓉,与坚持要让孩子接受酒精检验的腆着大肚子跳舞的稣菊里。对他们而言,天鹅谷即是美梦所在。把他们“从美梦里摇醒是可恶的”。
  第三,为什么“唯一的缺点是嗜好妇女”的源梦六要跑到深山野岭里去吹埙?“失踪的杞子”究竟意味着什么?现代性正在全球范围内狂飙突进,它的三大根源,民主自由原则、工具理性及国族意识,形成五种基本冲突:一是知识体系,二是资本与权力,三是国族利益,四是技术与伦理,五是代际。无数漩涡在构成时代的湍流时,把人嚼烂撕碎,而世界已经祛魅,不再有一个主来修补我们碎裂的灵魂。“失踪的杞子”是不再孤独的象征,孤独之子在永恒的时光之旅中对人与人之间美好关系的想象,是所有个体短促、偶然、若烟花开灭一生中的永恒之物,随时被奉献于祭堂成为召唤众生的旗帜与图腾。所以,再多姑娘都不能让源梦六的灵魂平静,相反,姑娘越多,他就越孤独。人活在肉体之上,而不是肉体之“中”。
  第四,盛可以指出极权主义在未来卷土重来的可能路径。没有杞子发明的神秘机器与那杯黑茶,天鹅谷就不可能完成普遍的“洗脑”,把人与人最隐私的性行为也暴露在机器的镜头下。换而言之,科技进步在赐予人自由的同时,正在打开一条更危险的奴役之路—国家能轻而易举地凌驾于社会之外,控制每一个人。现代化要完成对人类社会生活与生产方式的全方位数字化改造,它不会因为某地未奉行自由与民主就不降临。数字化的全球浪潮是福音,但这种以精确计算、有效控制为主要特征的工具理性,不可避免地要蔓延至社会领域,它让人异化,犹如流水线上出产的物品。这为一种新型极权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充分的技术准备与心理准备。技术进步并不天然地增加自由。拜金狂潮又何尝不是极权主义的另一张面庞。只不过那个发号施令的独裁者不再是具体的人与组织,而是提供着“层出不穷的物”的资本与提供着“结构成网的泛滥信息”的传媒意志。人被他们所创造的物所豢养、规训,被那些按照传媒意志所挑选出来的信息所蒙蔽、摆弄。
  水消失在水里,火能消失在哪?
  阿多尼所指的诗(至善)其实是一个狭义的概念。诗是极复杂的,把它圈定在一个道德范畴内过于单薄。诗是人对美的最富有激情与想象力的表达。而极权主义从不缺乏对美的狂热追求,并且比诗人更加自信,自认为已经掌握了“某种不言而喻的历史必然性”,或者“科学理性”;而且它追求的,自始至终只是一种整齐的美学,使人单调若一,若钟摆,若超市被堆放的商品。或许可以这样说:极权主义的领袖必定具备某种非同寻常的诗人气质,在他看来,众生与词语并无太多区别,并且他只热爱其中一种排列组合。他要用奥卡姆剃刀剃去“旁枝逸出”,让世界处于一种可被朗读的清晰节奏中。
  阿伦特在梳理极权主义的根源时,试图把它与专治政治、暴君体制、独裁制度区分开,“它的政治活动依循一种与其他政治形势完全不一样的价值系统,所以传统的立法、道德,或者是普通常识,以功利为鹄的的诸种范畴都无法帮助我们处理、判断或者预测他们的活动途辙”。这种吊诡的价值系统是什么?除了诗,就再难找到其他解释了。
  我很不愿意指出诗与极权主义的这种隐秘关系。所以我很惊奇盛可以的直觉。换句话说:诗人切切不可掌握国家机器,那是他的灾难,更是所有人的不幸。
  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历史是人创造的,但自保罗·策兰以后,人已发现那根历史的绳索还套在自己的颈脖上。人这种两足无羽生物沾沾自喜的每个“一小步”,或许都在让绳索勒得更紧。时至今日,从繁华的美国纽约街头,到索马里乡村的树荫下,随处可见惊人的无知与普遍的愚蠢。事实上全球都在进入一个低智商社会,一个“新的黑暗无知的时代”。马克·鲍尔莱因写了一本《最愚蠢的一代》,提出一个让美国教育界困惑不已的问题: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知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过:图书馆、博物馆、大学、历史频道、维基百科、《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一切都在鼠标下,但我们没有看到年轻人,至少是美国年轻人,包括高中生和大学生,在历史知识、公民意识、阅读成绩、国际竞争力方面的提高。为什么?因为他们把时间都花在了社交网站、IM(通讯软件)和手机短信上了。
  这个时代就是波普尔所预言的“开放社会”吗?
  我还是情愿在极权主义的原始意义上讨论它,即一个由政府的主要意识形态主导或影响着大多数人民的社会。这样至少它是可以被理解的,可以被讨论与言说的。不妨说:极权主义是由现代技术支撑,被国族意识(孕育了各种复杂意识形态)武装起来的专制体制中,最富有组织性与道德倾向的极端表现。它是集权的一种,最绝对彻底的集权。那么,我们可能要注意到以下这个可能性:
  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繁衍存续为第一要义)的角度来看,民主与专制这两种政体并无正义与邪恶之分,是人作为一种总的集合在面对着智慧地球时的选择,是为了应付其自身及世界的变化所采取的策略,是对资源的分配及更多的获得。某时间段的最优,并不意味着一直最优。匮乏时代,专制对资源的集中相对高效。从匮乏进入相对有余,民主成为新旋律。但若某日,科技不能再带来足够增长,人类再次陷入极端匮乏,极权主义则可能以新的旗帜、新的面貌、新的学说,重新俘虏人心。
  文本是属于阐释的。我之所言或有所溢出,这种溢出是建立在盛可以以非同凡响的勇气提供的这个可供阐释的文本基础上。盛可以的勇气究竟体现在哪里?
  小说文本虽然是在批判叫喊着“民主与自由”分子的盲目与无知,其矛锋所指,当不受那些额头上贴着“民主斗士”标签、骨子里为投机分子们的欢迎。这意味着其阐释与传播将相对匮乏。
  另外,“五零后”作家能够面对自己最重要成长阶段的精神创伤,“六零后”为什么没有?是因为消费社会的兴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放弃了写,其他一小部分被赎买?很难想象一位七十年代出生的女性愿意来做这样的事。小说的语言与结构不在普通公众的经验范畴内,“黑”在词语之间弥漫,是一种飘动的颜色,更在某些时刻沉淀,凝萃成一种坚硬的固体,要崩掉读者的牙齿。这让更广泛的阅读变得相对困难。
  这部作品的缺点与优点一样明显,比如没有指出极权主义通常所具有的“人民性”(暴民与精英的结合及互相想象);极权主义语境下必然出现的残酷的内部斗争,也没有在天鹅谷内发生。再挑剔一点,天鹅谷统治的技术逻辑并不成立。
  可这些又有什么关系呢?
  它已经说了足够多,还提供了那么多动人的人物形象。相对于极权主义所具有的魅力,我情愿一个人对极权主义所抱有的,只是一个充满厌憎的天真想象。德国有部电影叫《浪潮》,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一个信奉“无政府主义”的老师,因为学生自由散漫,别出心裁提出一周的“独裁”实验,建立起一个叫“浪潮”的组织。五天时间,一个极权主义魅力领袖和一群纳粹分子形成了,而让他们沉溺其中难以自拔的是什么?是“纪律与责任,荣誉与牺牲”—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国家政体里,这十个字都是值得鼓励的,也是必需的。
  极权主义是一些人的希望,又是无数人的厄运。对于探讨它的当代小说而言,最大的价值,或许就在于能否从人的情感深处唤醒这种厌憎之心,通过人的命运、语言的魅惑、事件的戏剧性等,把对极权主义的警惕直接建构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层面,以情动人;而不是对极权主义的实质及形式进行缜密思考,给出理性的证明,以理服人。
  对小说而言,最好的时代已经远去,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尚未来临(当它进化成更与个人心灵息息相关的当代小说)。现代性在把人打碎,时间、知识结构、人际关系、对世界的理解方式等,这是一个在基因层面的打碎。要回到作为人的整体,作为“一”的自洽,只能是求诸上帝,或者在某些时刻去阅读文学,不能指望理性与逻辑—没有比它所导致的傲慢更糟糕的事情了。在我看来,当代小说最重要的职责将是:启人深思,帮助人们在喧嚣中发现孤独,分享生命,在众多一闪即逝的脸庞上瞥见天堂。当代小说的任务不再是对永恒与客观真理的追求;不再是对那些结构工整、旋律优美之物的渴望;也不再迷恋对道德及所谓人性的反复拷问。那些已被发现的,已经被盖成楼堂馆所的,不再具有重复建设的必要。在由故事构成的肌理之下,那些少有读者光临的小说深处,世间万有都在呈现出一种不确定性—而这是唯一能确定的事件。
  读完这部当代小说的晚上,我发了一条微博:“看完了一个同龄人的长篇小说,呵,吓了一跳。再过五十年,也许现在被视为夹缝里的七十年代,会被视为一个群星辈出的大时代。”有朋友问我这个同龄人是谁。我之所指即盛可以。目前整个人类社会的结构是为男性准备的,女性要取得通常意义上的成功,只有两条途径:一是成为奢侈品;二是成为女汉子。女性要改变“第二性”的宿命,最匮乏的不是女演员与女总理,而是桑塔格与阿伦特这样具有深邃目光的写作者。性别即是战争,这与极权主义、自由主义是一对天然死敌一样。
  一个女性要想飞出这个“透明的玻璃瓶”何其困难。活着已是一种幸存。幸存者大抵是趋利避害的心态。要有勇气去面对头破血流这种事,已经不容易;更关键的是,还需要一个在价值观与方法论上的充满激情与天才的全新架构,这或许只有以一种必死者的方式站立、书写、思考,才可能获得。作为写作同行,我对盛可以所体现出的“飞出玻璃瓶”的可能性,表示敬意。唯有此,人才可能去亲历自己的一生,一个女性才能获得她应有的尊严。
  我很喜欢殷海光说的一段话,最后抄录于此,以为共勉:“我们实在无力去揣摩包含了人类心灵的宇宙是怎样形成和为什么形成的……据我所知,道德标准,正义感,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等等,二次大战以后,这些可贵的品质已受到严重的考验,代之而起的是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但这些心性不曾消失,有些人继续珍惜着它们,这也许就是人类希望的幼芽。”
  (《死亡赋格》,盛可以著,刊于《江南》二零一一年第五期;又见台湾印刻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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