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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斗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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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人相轻,由来已久。三国曹丕《典论》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清人尚镕的《书后》进一步解说文人相轻的原因,主要有四:“一由相尚殊,一由相习久,一由相越远,一由相形切。”用今天的话说,“相尚殊”,是审美口味不同而导致见解分歧;“相习久”,是长期厮混而造成轻视心理;“相越远”,是政见不同而势如水火;“相形切”,则是心胸狭窄而一味苛责他人。要之,无论相似还是相异,相近还是相远,文人之间,容易彼此轻视,进而刺痛对方。
  1935年6月,鲁迅《再论“文人相轻”》中说:“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从圣贤一直敬到骗子屠夫,从美人香草一直爱到麻风菌的文人,在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遇见所是和所爱的,他就拥抱,遇见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拨。”不过鲁迅与人论战,基本靠笔,不靠手,即使与林语堂在南云楼虎视眈眈,还是没打起来,也算为“文人相轻”保留了非暴力的调性。
  文人相轻竟至于大打出手的,亦不鲜见。所谓“猩猩之火,可以撩猿”,文人之间因轻蔑或异见而燃起的怒火,极可能化文斗为武斗。譬如晚明陈子龙与艾南英在七录斋中辩论朱(熹)王(阳明)异同,话不投机,陈竟以手批艾之颊。又如清代学者汪中与洪亮吉同舟论学,争辩汉宋,汪之口才不及洪,一冒火,竟将洪推下江去,幸好舟子救得及时,洪才没被淹死。再如清代两位版本目录学名家黄荛圃与顾千里,也曾因细故而打架,搞得纸屑四溅,就像拖拉机开过废品收购站。
  文人相轻而诉诸武力,在晚清和民国就更为风行了。伍立杨说:“清末民初的文武之间,距离和分野的痕迹都不大明显,有的武人文采甚佳;相当数量的文人,也时时葆有武装行事的气质……甚至可以说携有相当分量的暴力倾向。”学者杨国强发现,在晚清民初的新学家中,“尚武”之风备受推崇。譬如后来做了文学家的周作人,当时在《绍兴公报》上专论“军人之尊贵”,鼓吹“国民尚武之心”;杨集群也在《武学》杂志上热烈倡言:“兵乎,兵乎,为立国之本,为文明之标志。”1905年,湖北新军在黄陂募兵96人,其中廪生20人,秀才24人。杨国强对此评论说:“这些都是本来的读书种子。秀才当兵,说明了文武之道此消彼长。由此折射出来的,是新旧代谢之下的价值易位和人心变动。”
  近现代知识分子喜欢打架,除了个人性格外,或也可放在上述背景中考察。
  戊戌变法之前,由康有为幕后策划、梁启超任总主笔的《时务报》,请来章太炎担任撰述。章太炎为人极狂傲,可以从死掉的学者一直骂到在职的大总统。在时务报馆,康派极强势,自然招来章之反弹,加上双方从学术思想到政治观点均有分歧,遂至开骂。章斥康派为“教匪”,后者则骂章为“陋儒”。骂架升级,竟成打架。康派一群人由梁启超带队到报馆,拳击章太炎;章也不是木头人,立即动手还击。在章太炎《自订年谱》中,只记有打架之事,未说梁启超亲与,也未详述战果。金宏达《太炎先生》中则说,梁启超被章太炎狠抽了一个大嘴巴。斗殴事件后,章太炎即离沪赴杭。好汉难敌四手,报仇不晚三年。日后《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章氏出语极狠,也可部分看作是那次斗殴的回声。
  章太炎的弟子黄侃,也是个狠角色,不但继承了师之小学,也继承了师之怒火。黄与词曲家吴梅都在中央大学中文系任教,一日系里于酒家聚会,席间黄与吴一言不合,遂至激辩。黄侃忽奋臂攘袖,一记黑砂掌袭向吴梅脸蛋。吴急闪,未中,旋回敬一拳。两人于是起身离席,准备在满血状态下PK一场,被同事们拉住。《黄侃日记》“癸酉年五月”条下,有记载此次冲突。
  后来两人还打过一架,起因是在教师休息室抢沙发。当时吴梅端坐沙发小憩,黄侃进来就发飙,对吴梅大吼:“你个瓜娃子,凭啥子坐这里?”吴梅答:“凭词曲。”双方就又干起来了,不过都只受了点儿皮肉小伤,不严重。学者打架多是婆娘架,必杀技是指甲、搂抱和拉拉扯扯。此后,教务处便把两人的课错开日子排,以成牛郎织女隔河相望之势,好消减摩擦。
  黄侃一生好骂,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也被他痛骂过多次。不过陈独秀似乎对黄侃颇有雅量,1920年陈在武汉高师演讲时,还感叹说:“黄侃学术渊邃,惜不为吾党用!”
  但不要因此就认为陈独秀是个好脾气的总书记,他也喜欢打架。青年时代,陈独秀与革命党人吴樾争夺刺杀晚清五大臣的机会,竟至扭作一团,满地打滚。疲甚,吴问:“舍身一拼与艰难缔造,孰易?”陈答:“自是前者易后者难。”吴对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遂作易水之别(后吴在炸弹行刺中当场殒身)。
  陈独秀也是毒舌,据说有一次大贬湖北学人,让“骄傲的湖北人”熊十力听后“毛发倒竖”,就此弃武从文,竟成一代新儒家。
  熊十力早年曾入陆军特别学堂习武,参加过武昌起义,任过军政府参谋,因此在文心之外,犹裹有武气。熊十力一生与人打架次数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是与诗人废名之战。汤一介《“真人”废名》中记载,当年废名和熊十力都研究佛学,常为此争论,邻居也习惯隔墙听到两人的高声辩论。有一天辩论声戛然而止,旁人好奇,过去一看,两人竟打起来了,因为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所以都发不出声音。周作人《怀废名》中也记载了二人打架之事:“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地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如此看来,知识分子打架毕竟比小流氓要强一点儿,皮肉或伤,但感情不伤。
  与废名大约同期的新诗人梁宗岱,也负气好斗。萧乾曾回忆说,林徽因有次当面数落梁宗岱的一首诗不好,梁很不服气,就当众抬起杠来。林徽因是当时那群聚会文人的“神仙姐姐”,梁都要与之抬杠,可见多么好斗。不过梁再好斗,还不至于跟“神仙姐姐”动手,他打架的对象至少是男人。
  翻译家罗念生曾撰文回忆与梁宗岱那一打的风情:“1935年,我和宗岱在北京第二次见面,两人曾就新诗的节奏问题进行过一场辩论,因各不相让竟打了起来,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过身来压倒他,终使他动弹不得。”
  梁宗岱还曾跟同在复旦大学的一个中文系老教授打架,据当时一位旁观的学生回忆:“两人从休息室一直打到院子当间,终于一齐滚进了一个水坑,两人水淋淋爬了起来,彼此相觑一下,又一齐放声大笑……”
  上面讲的这些文人打架的故事,大多是即兴意气之举,没有预谋,更没有阴谋。打的时候光明磊落,打完之后磊落光明,放之当今,真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了。
  (曈 曈摘自湖南人民出版社《十三亿种活法》一书,喻 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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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07期 | 标签: | 9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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