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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中的地理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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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中固有的概念。《文心雕龙·神思》篇有曰:“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自此“意象”便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思维工具。可是如同其他理论术语一样,古人对它往往不加界定,以致对它内涵的理解很不统一。鉴于此,袁行霈先生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一文中为它给出了一个定义:“物象是客观的,……但是物象一旦进入诗人的构思,就带上了诗人主观的色彩。这时它要受到两方面的加工:一方面,经过诗人审美经验的淘洗与筛选,以符合诗人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趣味;另一方面,又经过诗人思想感情的化合与点染,渗入诗人的人格和情趣。经过这两方面加工的物象进入诗中就是意象。”(见《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上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二零零九年版,51页)
  这样一定义,“意象”的概念确实比较清楚了。只是,从思维线路来说,有点绕。既然“物象一旦进入诗人的构思,就带上了诗人主观的色彩”,那还有什么物象是没经过诗人主观加工的呢?
  相对来说,倒是上引《文心雕龙》对“意象”的运用更简洁明快。历来注家都认为它“指意中之象,即意念中的形象”(袁行霈先生语)。如此,它与英文中Image的涵义就可谓异曲同工了。
  近十余年来,国内的人文地理学者对于“意象”问题也颇为关注。其直接渊源当然是域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美国的凯文·林奇就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写作了《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一书。时过四十年,中国先是一些城市规划设计、建筑学者注意到此书,继之城市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学者跟进,于是乎“意象”也就成了国内人文地理学界的热词。
  地理学者考虑“意象”没有文学史家那么麻烦,只是将它理解为客观事物在人类主观世界中的反映。换句话说,也就是对地理客体的主观感知。既如此,地理学者不再刻意强调“意象”是否经过某种“加工”,因为环境感知必然受到文化价值取向、知识背景的制约。就是说,凡进入观念世界的客观物象其实都已经过了主观选择。故而地理意象,无论其是否符合观察者的审美趣味,观察者从思想感情上觉得喜欢、惊诧抑或厌恶,都有其自身的研究价值。
  意象的表达自来以文学语域为其胜场。因而人文地理学者在研究地理意象时,少不得须取材于文学作品。至此,中国文学中固有的“意象”与西洋舶来的Image概念不期而遇,异源而同流。
  我接触这一问题纯属偶然。中学时虽然可算个文青,但奉父命选习理科,也就失去了读中文系的机会。大学时进了地理系,其时已在国内人文地理学复兴之后,然而老师们教的依然是自五十年代以降来自苏联的知识结构。比较偏重于科学训练,自然地理之外只讲经济地理。环境感知、地理意象之类,几乎闻所未闻。
  一九九九年,我与林涓合作了一篇《巫山神女:一种文学意象的地理渊源》(载《文学遗产》二零零四年第二期,20—27页)。那以前我注意到,文学史家对巫山神女的意象很感兴趣,但从未有人从地理角度加以探讨。甚至有人认为《高唐》、《神女》二赋并非写景,而是在“造景”(叶舒宪)。正好我在本科时选修过毛政旦教授开设的“山地气候”,课堂上毛先生用他一口的武冈乡音经常念叨“巴山夜雨”,还在黑板上画出多种原理图以示其意,其声在耳历历如昨。因而该文从气候特征、地貌条件和社会状况三方面论证了巫山神女这一意象的地理背景。这是我有意识地从历史地理角度探讨文学意象之始。
  之后又陆续做了一些工作,其中自以为比较重要,也比较费劲的有二。其一是关于唐代的感觉文化区及其地理意象。此前曾以湖北为空间范围,做过一篇《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载《历史地理》第十六辑,166—185页);到二零零一年,机缘巧合,于是借鉴谭其骧先生考虑问题的思路,做了一个对称的工作。即,在时间上截取一段,空间范围扩展至全国。结果是将唐五代的区域观念整理出了一个等级系统,并将各区域的文化意象做了一番清理。
  其二是以禽言诗为中心展开的研究。一九九六年,我对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中关于禽言诗的那篇著名长注感到疑惑。他认为禽言是“想象鸟儿叫声是在说我们人类的方言土语”。由于修习过一点历史方言地理知识,我想求证在禽言的系统中,有无可能唐代的鸟说唐代话、宋代的鸟说宋代话。经过一番爬梳,将这一想法做了证伪。继之思考,为何禽言诗到唐宋以后才产生出来?从地域上考察,显然与自然环境深有关系。自先秦以降,历代诗人起先以北方人占绝对多数,其活动范围也主要集中于黄河中下游;诗中反映的自然是北方的人鸟关系。中古时期,诗人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南方籍诗人也愈益增多,将南方的人鸟关系带入文学创作,也就形成了禽言诗。
  应该说,这一想法从逻辑上没有障碍;问题是,如何将它证实,令人煞费苦心。历代诗人籍贯分布比较好办,弄点统计数字加以说明就是。历代诗人的活动范围,这就比较麻烦,总不能也去逐一进行统计分析。更要命的是人鸟关系,要讲它在南北方有所不同,简直无从措手—当然可以从各地鸟类的种群结构入手,可是数千年中气候和植被不断变迁,焉知鸟类的种群结构不发生变化?总不能等每种鸟类的地理分布变迁弄清楚了,然后再来探讨各地的人鸟关系吧。那可真应了一句古话叫“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了。
  先师何业恒先生是一位历史动物地理专家,曾耗费十数年精力,梳理了二类以上保护动物在历代的分布变迁状况。可是,这些能说人话的鸟基本上不够珍稀。开头我以为它们只分布于南方,北方鸟类都不会说人话。《诗经》中开篇就是“关关”两声鸟叫,里面的鸟声无一例外地都是叠词或双声词,异常单调。可是,现代资料表明,秦岭淮河一线作为中国动物地理区划中“东洋界”(可通俗地理解为南方)与“古北界”(北方)的分界线,其对动物分布的区隔作用并不十分明显。鸟类跨越这一界线而活动的更是异常普遍。古今鸟类种群结构纵有变迁,这一格局当不至于完全倾覆。
  从二零零九年五月正式开始做这篇文章,近四年时间里,我一直为寻找一条清晰有力的技术路线而苦恼。多亏现在这个电子化时代。利用基本古籍库对历代禽言诗进行统计,发现宋元明清的禽言诗中,九成以上的禽言出自十六种鸟。而这其中,唐代及以前人能识别的只有布谷、杜鹃、鹧鸪、提壶等寥寥数种。这样一来,局势大为明朗:完全可以以这些鸟声的变化为线索进行探讨。这才算抓住了问题的手筋。
  结果表明,唐以前,以中原为主要活动范围的诗人们之所以未能写出禽言诗,并不是没见过在后世能说人话的鸟,而是认为那些鸟鸣根本就不是在说人话。唐中叶以后,一些北方诗人迁移到南方,发现了鸟声在南方自然环境中的意义。受此刺激,宋代的南方诗人才创作出了禽言诗。尽管后来也有一些北方诗人继起而踵作,毕竟朝于斯、夕于斯的南方人对此道更加擅长,因而历代禽言诗人以南方诸省(尤其苏、浙)籍占绝对多数。
  以此与稍早前出现的田园诗、山水诗合而观之,不难发现,地理经验堪称中国文学取得突破性发展的第一等动力。田园、山水、鸟声在先秦文学中都已出现,但那都只是作为背景,并没有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是北方人迁居到了南方,才发现田园其实很美,山水也可以入诗。而从田园、山水以至于禽言,更是对环境感知的不断深化。田园、山水的审美基本上只调用了视觉手段,禽言则还需要听觉的介入。
  截至目前,从地理本位,我觉得最重要的意象有两类。其一是区域意象。在一切与历史相关的研究中,区域显然是最基础,因之也是最重要、最有穿透力的一种观念。一方面,它是对史料进行解读、定位的坐标体系。就数量来说,古人对这种坐标用得最多、最经常的当然是政区名—正因为如此,历史地理学训练中最基础的就是政区沿革和地名考证,在传统时代,它构成了这门学问的核心。无论如何,那些知识相对比较客观、明确。此外,有一些自然山川名,其内涵稍微复杂,但也不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这方面,真正较为复杂的是一些地区名。虽说这中间也有一定规律可循,但由于它们往往出自文人笔下,大多在文学语域发挥作用,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心理的理据交互参杂,常使得其所指和能指不完全吻合,在具体用例中也就表现出相对较强的不确定性。
  这种存在于人们观念中的区域,用地理学术语可名之为感觉文化区。以往学界对于文化区的探讨,主要基于形式文化区。那种研究看起来科学、客观,因为每个区都是根据某项具体指标而划出来的,不是主观认同的产物。然而选取指标本身是一项不免主观的工作。况且,就资料而言,现存史料的分辨率显然不可能一致。例如《史记》、《汉书》中记中原风俗连宋、卫都可以分得很清楚,而广大的南方“楚越之地”则笼而统之、大而化之。因此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对于历史时期文化区域的研究,感觉文化区比形式文化区更有意义。前者是通过古人的认同而复原出来的,它本身就是当时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结构性的一部分。曾经用于指导古人的日常生活,并深刻影响其对世界的认知。形式文化区当然也有意义,但它更多的只是一种思维求证的意义;它对今人的意义可能更大于对古人的意义。
  另一类同样重要的是环境意象。即与环境评价有关,对环境及人地关系有某种指示作用的意象。上述的禽言大体可归属于此。禽言的出现,在文学上是写作技法的变化;而在地理上,则是环境感知从景观到生态的契入;上升到观念上,更是人鸟之间由食物链上的竞争者到生态系统中相互依存关系的转变。当诗人笔端流出“不如归去”、“山深闻鹧鸪”之类辞句时,读者不仅对句中的言外之意悠然有所心会,对诗人所处自然环境也会有一种独特的想象。
  当然,历史上还有许多表达更直接、流传极广泛的环境意象。如秦汉时所谓“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这一意象影响之深,以致唐人张谓要特地撰《长沙风土碑铭序》为之辩诬,文中写道:“郡邻江湖,大抵卑湿;修短疵疠,未违天常。而云家有重膇之人,乡无颁白之老,谈者之过也。”(《全唐文》卷三七五)可以说,直到唐中叶以后,所指地域已转移到太湖流域的“江南”一跃而成为发达地区的代名词,“卑湿”这一意象才从“江南”字面上彻底剥离。凡此种种,毫无疑问都是很引人入胜的历史地理问题。
  换个角度,如果考虑到对古典文学更有助益,个人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另两个方面。一是如同上述对巫山神女意象的分析,利用历史地理的知识背景对古典文学中的类型化意象进行探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地理意象,类型化的趋势非常突出。例如中古乐府中的“巫山高”、“陇头水”,唐人吟咏中经常出现的“淮南落木”,以及唐宋词牌中的“望江南”、“八声甘州”等等,各自包含了独特的意蕴。它们与所言地域间的联系或隐或显,很值得展开做专题研究。
  毫无疑问这种探讨属于文学地理的题中应有之义,甚至不妨说是其中较为核心的内容。近年来文学地理的研究引人注目,特别在文学史界,出现了若干种专著。但那些研究一般都是对作家和作品进行一些统计分析,因而其中所谓“地理”往往只表现为平面的分布态势,或者是作为背景的人文社会环境。事实上,地理因素完全可以参与文学创作过程。它可以点燃诗人的激情,成为作家发挥想象力的凭据,从而形成一些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语料,寄托某些特定的思想情感。
  也有人从文学角度对一些地理意象进行过探讨。如唐宋文艺作品中的“潇湘”,近年来艺术史、文学史学者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他们主要着眼于其中的“意”。台湾学者衣若芬女士在《潇湘山水画之文学意象情境探微》一文(载《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二十期,二零零二年,175—222页)中认为,“潇湘”的意蕴有恨别思归、愁苦闲适之类。地理学者出于自身的敏感,对此更关注的是其中的“象”。即,潇湘作为一个地理实体而给人留下的空间感、场景感。这种空间感不是哲学、社会学意义上用以形容“公共领域”的“空间”,而是有长宽高、有声光色的物理空间给人的感觉。在这里可以看出视野的分殊。其实是相得益彰的。
  二是文学作品中的空间逻辑。这方面也许有人觉得应该与“意象”分开讨论,但文学中的事有时很难分得很清楚;考虑到它实在重要,并且往往非文学史家所长,在此一并予以特别强调。
  上文曾述及地名是对文学作品进行空间定位(往往同时也是时间定位)的坐标。事实上,它还有更深一层意义。因为地名所代表的不止是孤立的点、线、面,它们之间还存在着内在联系,有一种不以作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空间逻辑。无论作品中的文学世界与客观的物质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关系,忠实反映也好,抽象折射也罢,其空间逻辑都应该是清晰有序的,而不应该是混乱、胡来的。因此,空间逻辑往往可以为古代文学作品的考订提供一种坚实的客观参照。
  文学史家对于历史地名向来很重视。但由于其目标只在于理顺作品,带有很强的实用倾向,因而他们所做的地名考释往往只强调具体语境,而不关心普遍情形。这就比较难以掌握历史地名运作的通则。例如,他们不太考虑历史地名的“特指”与“泛指”,也就是地名的本义与引申义。以至于见到杜甫在某首诗中用“江汉”包举巴蜀,便以为“江汉”这一地名中本来就有“指巴蜀”这么一个义项。一个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地名,活生生被他们硬劈成两个。
  更要命的是,他们还会从个人的想象出发,对历史地名做出一些纯逻辑的推论。例如,他们注意到嘉陵江有条支流在某些文献中曾被称作“西汉水”,便说嘉陵江流域有江、有汉,因之可称“江汉”。他们注意到三国时孙吴曾领有今湖南省境,便断定今湖南在历史上亦可称“吴”。全然不顾“江汉”、“吴”这两个地名在历史上的实际使用情况。这从实质上已不是在研究历史,而是在创造历史了。要研究历史,这样做演绎是不行的,得做归纳。得从古人对某地名的具体用例中,找出其得名的确切依据,以及其使用的实际情形。那样的结论才是科学、合理、可信的。
  近年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地理在古代是一门很实用的学问,是古人日常生活所需、不可一日或缺的。因此,从地名之间的空间关系,可以对文学作品做出一些基本判断。比如哪些是写实的,哪些是虚构的,等等。由于空间关系很直观,一目了然,通过空间逻辑得出的判断往往比其他逻辑更过硬。中古时期的小说对人物、时代往往虚构,而对空间场景却大多采取征实的态度,以至于史家经常引用唐传奇作为空间史料。这应该是中国文学中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特点。
  (《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张伟然著,中华书局二零一四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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