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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的未竟之功

啪啪啪(性教育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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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知道夏志清,是读到钱锺书一九八零年为《围城》所写“重印前记”里的一句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里对它做了过高的评价,导致了一些西方语言的译本。”我很喜欢《围城》,是以对此印象颇深。后来大陆翻印张爱玲的作品,我读了更中意,介绍又说张受重视亦得力于夏志清的举荐,于是这个人对我来说真的成了一件事了。这时我已打听到,“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叫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香港出了中译本,即《中国现代小说史》。接下来我想的就是无论如何赶紧设法买一部来读。
  前不久找出母亲一九八六年去香港时写给我的几封信。其中一封写道:“这里有《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夏志清著,据店员说夏志清只著此书,是否?书价五十五元。”另一封则说:“我只买了一本夏志清著小说史(这书有点折角,只此一本了),是香港翻版的,我逐章逐句对过,也问过售货员,是完全一样的,就便宜多了,原版是五十五元五角,翻版是三十五元,打了折扣(正在春季大减价),为二十八元八角。”按照当时的黑市汇率,这已经花掉我整整半个月的工资了。母亲在同一封信中还问:“张爱玲的书要吗?”说实话除《秧歌》外,其他都是后来才买的—“伤哉贫也”。
  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如今还在我的书柜里,版权页印着“一九七九年七月初版,一九八二年二月再版”。母亲信中所说的“翻版”又是什么意思呢。查此书封底贴有“友联出版社”的价签,可知并非盗印;但我见过不少港台书,再版、三版乃至N版,并非以保存下来的纸型付印,而是用先前的版本复印,版次越多,字迹就越模糊。此书亦不例外。当年没买几乎贵了一倍的初版本,诚为憾事。《中国现代小说史》二零零一年改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又买了一部,发现除卷首添加的“出版人的话”、“《中国现代小说史》再版序言”和“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不到三十页内容之外,其他部分还是用友联版复印的,而且比我的友联再版本字迹更模糊。
  这些自然是后话。当年《中国现代小说史》到手,只顾一口气读完。借用前人的说法,正是“读了之后眼上的鳞片倏忽落下”。以后我对中国现代文学所发的一点议论,可以说都是受了这本书的启蒙。我始终对作者存着一份感激之心,可惜没有机会当面向他表达。
  几年前我写文章说,长久寂寂无闻的张爱玲、钱锺书,曾经备受冷落的沈从文,经过《中国现代小说史》着力推举,早已人所共知,而且大受欢迎;与之相伴的是,作者的文学史观至少有一部分先为普通读者后为有关学者所承认。这是《中国现代小说史》最可重视之处,虽然作者的文学史观也体现在对其他作家的论述中。除了书里那些精辟论述外,我的兴趣还在于这本书被大家接受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夏氏何以能够做到如此;而他人类似举动,如“排座次”、“写悼词”等,全都成了笑柄。大而言之,那些只是私见,不能成为公论;夏著首先是“公正的论”,才成为“公众的论”。史实已然存在,有待真正的史家予以发现、揭示,其间并无可以造作的机会。具体说来,尚须两项支持:其一,前面已经提到,拥有属于自己的完整的文学史观;其二,具有艺术感受力,此为接受乃至评价一部作品所必需,无论对于文学史家还是普通读者来说,都是如此。二者分别关乎一部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彼此又互为因果;缺乏一项,文学史都不会成功。
  现在夏志清已经去世,我回过头来重读自己这番话,觉得所说“作者的文学史观至少有一部分先为普通读者后为有关学者所承认”、“虽然作者的文学史观也体现在对其他作家的论述之中”,还有一层意思有待发挥,如此或许才算周全。实际上,迄今为止《中国现代小说史》只在有限的程度上为中国读者所接受。这本书的贡献,不止是对张爱玲、钱锺书和沈从文的重新评价,书中谈到其他作家如茅盾、巴金、老舍等,作者所下功夫同样扎实,有关论断同样精当。如对茅盾,评价最高的是《霜叶红似二月花》、《春蚕》,而以《子夜》、《腐蚀》等为失败之作;对巴金,评价最高的是《寒夜》、《秋》,而以《家》、《春》等为失败之作;对老舍,评价最高的是《骆驼祥子》、《离婚》,而以《四世同堂》等为失败之作。这对论家和读者似乎应该不无启发意义,然而实际上并未产生明显影响。
  这里举个例子。夏志清去世之后,媒体报道中有“他贬低老舍《四世同堂》”的话。我们且来看看关于老舍创作《四世同堂》,《中国现代小说史》是怎么说的:“他所要描写的,只不过是正义和投机取巧的对立,英勇和怯懦的冲突,以及大无畏精神和邪恶之间的斗争而已。在表现这些课题时,老舍是很传统的,因为他这种善恶二分法,是植根于中国通俗文学和戏剧的。不过在一本真正的小说内,任何道德上的真理,应当像初次遇见的问题那样来处理,让其在特定的环境中,依其逻辑发展。我们在读《惶惑》、《偷生》和《饥荒》时,愈来愈为书中惩罚罪恶原则的机械运用,为那些汉奸和坏蛋们所遭遇的天外横祸或者暴毙等等感到尴尬。这样一种幼稚的爱国心以及憎恨罪恶的表现,使小说读来毫无真实感。”了解文学批评的人便可看出,这是相当深刻的分析,其意义已经超出对某一部具体作品的评价—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四世同堂》的问题不仅仅是失败,更重要的在于倒退,甚至可以说,它一直退到了整个新文学之前。另外我要补充的是,老舍从未在日据北平生活过,《四世同堂》的故事和人物都是胡编乱造的。现实主义作家分为两类,其一可以借助想象,其一必须依靠观察。老舍属于后一类,如果非要去写自己没有亲身经历或只草草看了几眼的东西,不可能取得成功。不仅《四世同堂》如此,此前的《火葬》,此后的《无名高地有了名》,以及《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红大院》等一干剧作,概莫能外。由此反观“贬低老舍《四世同堂》”,我深深感到,夏志清所面对的是一个惰性与盲目使然的世界,要想予以改变,他还是势薄力单。
  除《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外,夏志清另有一部《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也是卓见迭出。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作者中译本序”中,曾预告计划要写“抗战期间的小说史”和“《红楼梦》之后和‘文学革命’之前的中国长篇小说研究”,并说:“假如这两部预告的书十年之内可以完成,至少可说我对中国长篇小说的研究(从罗贯中到姜贵)已告一段落。”遗憾的是,直到他去世,这两部著作均未完成。不过他说:“我仍在继续研究中国古今小说,你若看了我的新著《夏志清论评中国文学》(C. 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哥大出版社二零零四年版),就知道我已写了不少篇明清小说的论文,不仅是《中国古典小说》里那六大名著。我评论《镜花缘》、《老残游记》、《玉梨魂》等近代小说的文章,皆见《夏志清论评中国文学》,早已有中译本,可惜一般访问者都没有看过。一有空,我即要写一篇评论《海上花》的文章。我的研究主题早已不是张爱玲、沈从文这些现代作家了。”(《夏志清:讲中国文学史,我是不跟人家走的》,载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日《南方都市报》)也许对夏志清的最好纪念,就是尽快把《夏志清论评中国文学》一书完整地译为中文出版。
  二零一四年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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