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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文学的方式进入历史

  • 定于民与定于一:民主建国的两个步骤

  • 不可能的宽恕与有限的“宽恕”

  • 翻译里的人生

  • 文学中的地理意象

  • 大众体验的迷失

  • 包容与民主

  • 一个人的神圣

  • 阿契贝的短篇小说理想

  • 生命的挽歌

  • 濮伯欣非潘伯鹰

  • 《西线无战事》与三十年代的「非战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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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处存放的女性心灵

  • 周作人与傅斯年的交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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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什么谈日本

  • 谢肇淛的徽州之行

  • 根系于一地的公共感情

  • 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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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主何以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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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文化看复兴与崛起

  • 华人文化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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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伦特的“盛世危言”

  • 美育之难

  • 阿冈本与「政治神学」公案

  • 重述“马基雅维里革命”

  • 开放社会及其数据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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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为“同时代史”的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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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阅读的政治:在德黑兰读《洛丽塔》

  • 寻找概念之外的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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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昏,那砖石铺的路……

  • 世界公民的炽烈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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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容忍与隐忍

  • 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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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神圣

啪啪啪(性教育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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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当年经历过“文革”的人,对李敦白这个名字都不会太陌生,这个长着大鼻子的美国老红卫兵,戴着鸭舌帽,在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讲的形象,另类而又让人鼓舞,给当年广场上那些热血澎湃的青年人更增添了一层世界革命的自豪。所以,在很多人心目中,李敦白的名字其实是和“文革”联系在一起的。
  早些年,读到国内翻译出版的李敦白的回忆录,我就一直在想,李敦白投身“文革”的动因除了理想主义外,是否还有些什么?作为一个青年时代就投身美国共产党,后来又从美国南方来到中国,参加中国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李敦白有足够的革命激情,这一点我从未怀疑过,但是人类的窥私癖还是怂恿我,总想看到澎湃的革命激情后面,在命运大起大落的遭际中,人在权力面前的追逐和迷失。李敦白,这样一个紧密拥抱中国革命,又从未拥有中国国籍的外国人,也许,其若即若离的身份,让他可以提供相对具有穿透力的回答。
  感谢徐秀丽女士,她对李敦白的访谈更加贴近地展示了李敦白的内心。作为有幸读到访谈手稿的先睹为快者,我注意到访谈中李敦白谈到“文革”期间的风云际会时有一句自我剖析:“政治权力的致命吸引,呼风唤雨的巨大幻觉,也让我沉迷其中不能自拔。”(《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94页)这些年,读到过很多关于“文革”的回忆,能够如此坦率地面对自己内心权力的幻觉,似乎还是凤毛麟角。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常常伴随着大大小小群众领袖的横空出世,这些乘时而起的风云人物,被热情和理想感召,又用理想和热情感召群众,可谓群众运动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当年,政治的狂热可以掩盖很多个人的私情,时过境迁,尘埃落定之后,如果这些群众领袖中夜扪心自问,不知有几个人真的可以直面自己的内心,断然否定自己当年的狂热就没有夹杂这样或那样的私欲。
  从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中发现一些人类共有的弱点,多多少少有种把神圣拉向庸常的快感,因为庸常毕竟属于大多数的我辈。不过,理想即便夹杂了私欲,仍然还是理想,某种程度上,正因为私欲出现在了理想中,这种理想才更为符合人性,也因而更为可信。所以,虽然看到了李敦白关于权力迷失的坦白,但我还是愿意接受李敦白关于投身运动的思想基础的解释:“首先,我二十岁前参加美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在美国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本身就是极左行动。纯洁的理想主义与苏式教条相结合,‘左’成为我的思想底色。其次,我在中国已经坐过六年监牢,我害怕再犯错误。如何才能避免再犯错误?那就是紧跟形势,紧跟毛主席。在毛主席不断革命思想指引下,解放之后中国政治运动可谓马不停蹄,如果以左右来分,当然绝对往左,不断往左,紧跟的结果,当然就是在左道上越走越远。第三,我是个美国人,又是个中共党员,我不断提醒自己,不要成为中共身上的弱点,不能让敌人通过我攻击中共,所以我又成为左道上的左。”(93—94页)李敦白说到的这几点,除去美国经历为其所特有外,大部分的心路历程的确是当年许多中国人共有的体验。
  “文革”初期的狂热,换来的是十年的监禁。加上一九四九年后因为被怀疑为特务遭受的六年监禁,李敦白在中国的三十来年,差不多有一半时间是在牢狱中度过的。这样奇特的经历,使他回到美国后,居然得到一些不由分说的敬意,原因就是认定他是美国派到中国的间谍,为自己的祖国做出牺牲。第二次监禁时,为了不被奇诡的命运所击倒,李敦白甚至总结出一套“智慧疗法”,帮助自己度过监禁岁月,这也成为他日后在美国演讲的重要话题。对于从未遭遇过这些难以言喻的沉重的人而言,李敦白的智慧疗法或不免于精神胜利之嫌,但我们无法嘲笑一个身陷囹圄者坚强自己的任何举措,弱者的坚强是含泪的坚强,需要予以足够的尊重,李敦白后来曾经说道:“到了监狱以后,我的心里涌起了小时候一直听到的四行诗:
  他画了一个圈把我关在外面,
  说我是异教徒、反叛者、可笑之人,
  但是爱让我可以战胜一切,
  我画了一个圈把他包含在内。”(《南方周末》二零一二年九月七日)
  文化的力量有时真是出乎想象之外,作为共产主义者的李敦白,此时他的精神源泉居然一部分源自幼年读到的包容和爱,面对一个没有敌人的敌对的世界,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的心魔。包容、爱、原谅—这些看来是人类普遍的善性—和共产主义者追求的平等、进步和尊严,就这样在监狱的黑暗中实现了通联。
  平等是共产主义的核心价值,李敦白从参加美国共产党起,就把追求平等作为其生命的职志,他在自述中谈道:“在中国的外国专家在‘文革’后大多有反省,认识到过于把自己的理想投射到中国身上,以为中国可以一下子建立高度发达的民主,每个机关可以组织起来,选举自己的领导,出版自己的报纸,每个人都可以谈自己的意见,不喜欢的领导可以罢免,所以对‘文革’满腔热情,即使看出有问题也要坚持,以为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就能到达理想的彼岸。‘文革’时我也知道危险,我跟玉琳讲,我自己可能是浑身泥巴,完了,但是值得,我得支持这些青年。”(88页)李敦白所说的外国专家,当然有他自己的影子,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民主,对于这些不希望看到国家沦为统治机器的外国革命者,的确有着不一样的吸引力,因为那毕竟是一代共产主义者经典的神圣。不过,因为外国专家和中国社会政治毕竟有着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距离,像李敦白这样在“文革”的漩涡中陷得如此之深的,仍属凤毛麟角,李敦白之所以会走到这一步,除了民主的追求、反抗的冲动、权力的迷失外,他在回忆录中说到的另一个原因也不能不予以注意:“我们这群人有特别的住房,特别的伙食,还有专车……我痛恨自私自利的官僚,但是自己其实也成了脑满肠肥的一员,我感到深深的后悔和自责。”(李敦白著、丁薇译:《红幕后的洋人》,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零六年版,194页)
  共产主义追求平等,但是通向共产主义之路却仍然要依靠国家、政权、军队、法律,权力仍然是构成国家和社会的要素。把权力关进笼子,从来就是近代以来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的达成不可能一蹴而就,很显然,李敦白一度从运动中看到了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希望,但是他投身运动的结果却是把自己关进了笼子,如此吊诡的结果似乎真的只有依靠“智慧疗法”才能消解。尽管,“智慧疗法”在留住了自己的生命和思想的同时,或许也限制了进一步的深入反思,使得白驹飞度而关山难越。
  明显的表现是,“文革”结束出狱后,李敦白无法接受出狱后的时势变迁,他自己的总结是思想僵化和社会出现病态。一九七九年,李敦白选择回到美国。此后,生存的逻辑使他由革命者变成了一个商人。相对于早年跌宕起伏的革命经历,李敦白的经商生活虽也不无艰难,但无疑要顺利得多,革命的经历多多少少还是为其带来了精神乃至物质上的财富,他的“李敦白有限公司”就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应运而生,利用自己既往的人脉在中美之间牵线搭桥。
  世上大部分人一生中都要面对这样一种无奈:时间的流逝不断销蚀着曾经有过的高远,有坚持的人总会在后退中维持着自己的底线,只是底线的底线有时候或许自己也无法看见。然而,李敦白即便成为一个商人,似乎仍未放弃自己的理念,他坚持认为:“我当初登上的那条船,它的目的地正是我要去的地方,我自然没有错;后来它去向另一个目标,这却不是我能控制的。”(318页)李敦白原来要去的地方是什么毋庸多言,他已经用过往的生命做了注解,“另一个目标”却一言难尽。当他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失落中回到美国时,对“另一个目标”自然充斥着违背理想的道德批判,然而中国崛起的现实,他本人在改革开放中获得的实际利益,都使他不能不重新看待时代的变化,这个一直爱中国的美国人,此时,已经把坚持“左”的教条的一些外国专家视为“乡村知识分子”,“另一个目标”的反思其实已经指向了改革开放之前的时代。只是作为一直坚持理想的共产主义者,李敦白又不会仅仅满足眼前的物质利益,曾经有过的以及未来期盼的理想始终悬在这位老人心头,蚀骨铭心,难以释怀。试想,如果不是他当年选择回到美国,获得了从外部世界观察中国变化的机会,他是不是也会与他诟病的“乡村知识分子”一样,始终怀抱着那些已经陈腐的教条而难以自拔呢?
  白云苍狗,这个一直奔忙着的老人心中,自己心中的那份神圣,不知在什么地方才可以找到从容安放的位置。
  如果只是属于自己,拿起,或者放下,应该都是安静的吧。毕竟,这一个老人,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精英的见证。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李敦白、徐秀丽著,九州出版社二零一四年六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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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11期 | 标签: | 58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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