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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化与帝国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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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三年,西利爵士(Sir J. R. Seeley)发表了一系列论英帝国的讲座,告诫英国子民不能拘泥于传统政治文化的信条,必须重新审视不断扩张中的“更大的不列颠”(the Greater Britain)。自一六零六年弗吉尼亚宪章(the Virginia Charter of 1606)开始到十九世纪,英国就从未终止过它的贸易和领土扩张。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已经成长为一个跨洋的世界性帝国。与此同时,“更大的不列颠”也是一个全新类型的帝国,不同于史上任何殖民体系。它具有新的政治理念、治理技术、移民结构,甚至文明优势。美洲得而复失,独立之后的联邦日益壮大。美利坚的成长展示了一幅新帝国的画卷,它结合了广袤与伟大,正是英帝国可以积极奔赴的未来(Sir J.R. 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14)。
  西利爵士尝有名言,说英国是“漫不经心地征服并殖民了半个地球”(同上书, 10页)。但是,美洲独立、俄罗斯的扩张和崛起都给这个自然成长的帝国带来了潜在的危机。西利深刻意识到,英格兰再也无法“漫不经心”地去维持这个帝国。他必须透过历史去研究这个帝国成长的秘密、它的构成、性质以及未来。一切历史的研究都是为了现实的目标,必须“以某种道德事务为目的”:历史必须揭示政治体和国家的变易兴亡之道。但是,西利爵士的后知后觉未能阻止英帝国的衰亡。英格兰的“漫不经心”终于使它遗失了自己的帝国。
  西利爵士的论述包含了一条非常深刻的洞见:面对非常的情势不得遵循常法。人类对自然和海洋的征服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更为便利的文化传播。英帝国具有自身的动力、成长逻辑和生命法则。因此,在演绎变易兴衰的历史舞台上,古典的共和城邦理想就不再适用于这样的政治体,新的时势需要有新的政治意识。当代史学家马丁·威纳也雄辩地证明:英帝国的遗失及其工业精神的衰落恰恰源于英格兰好古保守的文化传统。

一、一八五一年:历史的分水岭


  历史学家的眼睛总是紧紧盯住现实,马丁·威纳致力于解答的问题同样源自他的现实观察。根据他的自述,酝酿《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这部著作时,威纳正在英国度假,得以近距离观察这个国家陷入的困境和困惑。他的经验观察、对二十世纪国家“现代化”问题的长久思考,以及接受的史学训练都使他拉长历史的视线,将英国的衰落放到一个长时段的视域中加以考察。帝国在鼎盛之时就已经埋藏了衰落的种子。英国在二十世纪中期所遭遇的困局是一幕历史戏剧的结果,有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而非资本、劳动等经济因素静态组合的呈现。因此,要理解英国的衰退,就要反向推演情节的发展,找到最初的原因,并且理解戏剧角色的情感、思想和信念。要理解英国现代史的核心,就要理解环绕经济发展力量(技术、工业、贸易)的文化隔离(马丁·威纳:《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中译本,18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
  在辉格史学的叙事中,英国被视为“进步”的化身和“自由”的鲜活标本。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英国的十九世纪仍被认为是一个前后相继奔赴成功的时代:不流血奠定了民主制度,福利国家在演进,两次世界大战都取得胜利,并开明地放弃了帝国。英国在十九世纪以前的形象则更为辉煌:“光荣革命”被尊为政治审慎的楷模;不断扩大的贸易体系开始为世界经济立法,自由市场被确立为普遍遵守信条;它的“文明”和“进步”甚至也在为世界历史指出方向。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将英国视为现代国家的典范:它不仅开创了可与罗马媲美的功业,又有罗马所不及的自由与文雅。英国的法律制度和经济实践似乎都揭示了自由的奥秘与政治的智慧。
  但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英国都不可逆转地走在下坡路上:帝国走向终结;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再次浮现;经济上的优势也让位于邻国,陷入泥潭。历届工党和托利党政府虽然一再施加刺激经济发展的“万应良方”,却如泥牛入海,毫无起色。此时的英国就像一个身染沉疴的病患,积重难返。这表明其症结不在表层的经济要素,而在于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精神状态(4页)。
  正如英国的成功揭示了一种新型政治模式和治理模式的成功,英国的衰落也同样具有典型意义。现代政治和法律价值的奠基者们多自英国经验中受到启发,英国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承担了阐释现代政治精义的功能。既然理解英帝国的遗失及衰落需要突破经济史的藩篱,需要重新反思英国的现代化历程。在一定程度上,这就要求重新阐释现代政治与现代史,破除辉格史学的视角及其所承载的政治精义。
  威纳注意到英国社会思想中非常独特的因素。“在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工业主义似乎并未扎下根。在一个使人类开始‘飞速前进’的国家,人们常常以怀疑和鄙夷的态度来观察经济的增长。英国人首先开始了城市化的过程,但他们却忽视和贬抑城市。” (第17页)英国虽被视为现代化的模本,但它对现代化的态度却一直是三心二意的,甚至在其文化思想传统中具有一股强大的反现代性的潮流。英国的现代化是一个矛盾运动的过程,其本身就带有自我消解、阻碍其自身发展的力量。英国在二十世纪走向衰落正是这一反动力量不断运动的结果。英国的现代转型没有经历革命,封建贵族的保守力量(文化)并未被克服,一直保存在其文化传统之中,并且通过教育改革获得了制度化的能量,并铸造出新的社会阶层和生活理想,最终驯服了工业精神。
  英国的衰落源自其工业精神的衰落,在更深的层次上则源自它的文化心理、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体制。它们形成一张无形的巨网,牢牢地捕获了工业精神这匹烈马。这正是威纳所谓的“文化隔离”。所以,要理解英国的经济便要深入其社会和精神层面,便要追溯这一传统的起源和发展。在标题中,威纳界定了他要讨论的历史区间:一八五零至一九八零年。一八五一年是历史的分水岭。在这一年,伦敦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工程技术和装饰艺术的最新产品从许多国家汇集到这里。博览会不仅展现了帝国气象,也呈现出现代技术和工业的英雄气概。博览会将现代机械、工业、建筑和商业的精神融合在一起,共同展现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国家理想和新生活方式。万国博览会是对工业化成果的总结,全方位展现了工业和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人类进步”的丰碑,无疑也是英国实力的丰碑。
  博览会展现出的现代精神与英国血液中的保守文化产生了冲突。水晶宫随之成为文化反对派批评的核心。英国国会大厦、西敏寺和大本钟的设计者奥古斯塔斯·皮金(Augustus Pugin)把水晶宫视为“玻璃的庞然大物”、“无灵魂时代的产物”。想象一下水晶宫与国会大厦并峙的场景吧。还有什么比皮金的哥特式建筑与水晶宫之间的反差更鲜明呢?水晶宫的建造与哥特式建筑在十九世纪的复兴代表了两种文化价值观念的对抗。水晶宫与哥特式建筑在美学上的对抗还有更深层次的基础,即担心由前者展现出来的现代生活会带来道德上的败坏,从而产生对古老时代强烈的怀念。这种怀古的乡愁、对“进步”的怀疑与工业化一同增长。至一八五一年,双方的力量几乎不相上下,其冲突亦将“相互适应而别具特色地给予解决”。
  此后,英国再也没有举办过重大的技术或建筑革新的世界博览会。对英国而言,第一届世博会标志着“一种结束而不是开始”。

二、乡村英格兰神话:文化驯服


  工业化及其带来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想象激发了保守精神的反动。工业化既带来了物质的丰足和财富的增长,同时也瓦解了传统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甚至自然景观。这些剧烈的变化冲击着“古老的”情感和观念,引发文化上的反弹,激起对“进步”的怀疑以及技术的批评。一八五一年之后的文学中,“对机器赐福的希望”渐渐破灭。在哲学和社会思想中,对现代性的反思是一个重要的趋势,体现出浓重的乡绅理想和土地贵族精神。
  马修·阿诺德、约翰·罗斯金、狄更斯和密尔是维多利亚时代影响最为深远的文人,他们的作品和思想为二十世纪英国的文化传统奠定了基础。他们皆非纯粹的保守派,但他们对迅猛发展的商业和工业却有着一致的警觉。密尔是十九世纪最重要的“哲学激进主义者”,但当他面对偏重物质财富的维多利亚早期的英国时,他也展现出一个绅士的疑惧。这些对过去和已经建立的制度最持批判态度的人也共同经历了文化上的反动。
  在他们的眼里,工业资本主义展现出许多令人厌恶的形象。在工业社会中,人们相互蹂躏、相互欺压、相互排挤或相互践踏;经济增长作为一个社会目标,手段被当成了目的,成为道义上的癌症,毒化人类天生的基本价值观。“建造的城市、修筑的铁路、制造的产品”并不能成为国家进步的证据,因为“更多的城市也意味着更多的贫民窟和过剩人口,更多的铁路带来了更多的忙乱,更多的制成品造成了更多的丑恶和实利主义”。在水晶宫展现出的生活方式中,“除了喧嚣声、空虚和愚蠢的行为,什么也不会有”。“进步”正破坏着秩序、平静与和谐。
  浮士德将灵魂出卖给了魔鬼,罗斯金则认为英国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钢铁和蒸汽。那么,什么才是英国的灵魂呢?越来越多的诗人、作家、思想家转向过去,转向仍然保持着传统生活方式的乡村,认为古老的英格兰在本质上也是一个“乡村”。
  在十九世纪的英国,一个强大富有的上流地主集团管理着日益衰微的农村经济。英国贵族早已资产阶级化,在城市里站稳脚跟,他们来自矿山和工业的所有权收益可以让农业在世界市场上自谋生路。在国家的经济体系中,十九世纪晚期的英格兰乡村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空虚”,可用作一种一体化的文化象征。“英格兰乡村的实际重要性变得越小,就越容易纯粹代表一种可供选择和补充的价值体系,一种精神上的平衡物。” (71页)
  因此,承载着英格兰灵魂的乡村是一种纯粹的功能化“想象”,是对工业经济和现代生活的平衡。乡村代表着稳定、宁静、和谐,被想象成为逃避当代生活的避难所;它连接着过去与现在,是古老的英格兰唯一没有受到工业摧残的角落。这样的乡村出现在哈代的小说里,在杰弗里斯(Richard Jefferies)的散文里,在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叶芝的诗歌里,甚至在莫里斯关于乌有之乡的想象里。在这种浓郁“乡愁”中,田园生活展现为一种富有吸引力的没有时间性和非物质的生活方式。它是一个文化的王国,用来抗拒工业时代的喧嚣和对变化的忧虑。
  乡村英格兰的牧歌式美梦突破了政治态度,吸引了整个中产阶级。对乡村的渴望和迷恋具有持久的影响力,甚至弥漫在“一战”和“二战”之后的舆论之中。英国的报纸、广播节目、广告和戏剧都在教导人们,只有回到乡村才能探寻到真正的英格兰。“二战”期间,新闻记者的报道、知识分子的小说和专栏作家都把英德之间的战争描述成为乡村世界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对抗。英国最终的胜利则证明:“可怕的活力将经历自己的毁灭,而英格兰的平静则具有力量。” (106页)
  乡村英格兰这个精神王国具有了一种现实的社会和文化力量。“就像一个广大的海外帝国的存在一样,它也助长英国舆论退回到一个需求较少的世界中去。就像早期经济成就创造的固定资本一样,由国家的风光和建筑物所体现的、给人印象深刻的文化资本也会有助于英国回到它的过去,并赋予其一种实质上是旧式的自我形象。” (109页)这种文化想象塑造了英国特定的自我认同,也锻造了一个无形的帝国,古老的乡绅价值在那里得到延续和复兴。工业主义早已在英国诞生了,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但在价值和文化的世界里,工业主义的正统性却遭到了否定:工业精神被认为是对保存“英国国粹”的一种深远威胁。这个国家似乎患上了一种精神分裂症:她孕育出工业革命,却对工业革命的后果感到困惑;那个培育出工业主义的阶级也极力否认这种渊源关系。工业、贸易和帝国的发展有属于自己的内在逻辑和价值观念体系,但在十九世纪中后期逐渐确立的无形帝国中,它们日益受到抑制,踯躅不前。精神的困境产生了行为的后果。政治领袖无心全心全意追求经济扩张。首相张伯伦在二十世纪初号召将复兴经济当作政治的主要目标,但却被斥为过于“紧张狂热”,遭到拒斥。实业精英也力求成为远离工业的士绅,追求文化与社会的尊荣。在政策和实践层面,英国的工业发展都得不到足够有力的支持。其结果便是经济的衰退与帝国的遗失。

三、公学体系:制度驯服


  无形的文化资本只有获得了制度的支持,才能转化成有形的力量。托克维尔在反思大革命时曾经褒扬过英国社会阶层的开放性和自由品格。古老的英国贵族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他们较之其他贵族“更谨慎、更灵活、更开放”。因此,在现代化带来的社会革命中,英国贵族并没有如法国贵族一样走向贫困,而是变得更加富有,仍然维持着他们在社会中的实质性领导地位。不仅如此,英国各个阶层之间并无明显的边界。“英国贵族的外形模糊,界限不清;不是因为人们能够进入贵族阶级,而是因为人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们进入了贵族阶级。” (《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著,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二年版,128页)。英国贵族并没有法国贵族那样的特权,他们与平民选择同样的职业,甚至可以与平民通婚。佩里·安德森同样认为,英国贵族已不再是封建主义的,他们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在英国,贵族更像是一种文化和荣誉上的优越地位,更多地具有精神性特点。也正是因为英国贵族特有的开放性,它才能够成功地维持文化上的领导权,从而按照自己的面貌重新塑造工业资产阶级: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要获得文化和社会荣誉、尊敬,就必须按照贵族的生活方式来改造自己,成为新的士绅。
  英国贵族在文化上的领导权,以及对工业资产阶级的文化改造主要通过“公学”教育体系来实现。威纳如此评价公学制度所带来的文化和社会后果:“公学虽然有被过分吹嘘的独立性,但它通过像校长会议这样的机构趋同为一种共同模式。尽管没有国家的指导,它们也形成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把上层阶级的下一代人同英国世界地位的基础—技术和商业—隔绝开来。” (23页)至维多利亚末年,公学已经成为英国上流集团绝大多数成员共有的发展经历。公学教育成功地将具有贵族色彩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固定于英国社会之中。
  “公学”具有明显的贵族特性。在选址上,它们远离城市工业区,都建立在遥远的乡村。很大一部分著名的公学都在英格兰南方。在其课程体系中,公学体现的仍然是贵族的价值观念。公学致力于弘扬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语言,将之作为一切文科教育的基础。古典语文和修辞是贵族政治和绅士品格必备的技能,也是社会等级的重要标志。古典文学教导共和德性、绅士风范与传统价值。自然科学课程在公学的课程表中却实际上缺位或不受重视。自然科学与工业联系在一起,而工业则意味着要用自己的双手干活,还要全力直接赚钱—它们都显得不够“高贵”。结果是公学教育加强了“带有荣誉和公众领袖的贵族理想为特征的事业”。公学注重政治才能而非经济才能的培养。它塑造出未来的精英,但他们保持稳定和秩序的愿望远远超过最大限度增加工业和国家财富的愿望。
  与公学体系一样,牛津、剑桥等老牌大学在维多利亚时代也自觉地守护着乡绅的理想和价值。商业和工业精神受到贬抑:商人是受蔑视和道义谴责的对象,工业则被视为乡村的破坏者。商业课题会受到公开的指摘。公学与牛津、剑桥为英国上流阶层的许多人提供了共同的教育和成长经历。它们将维多利亚时代对新工业世界的抵制制度化了。它们培养的学生将影响整个民族未来的命运,但在塑造其个人信念和价值观念最重要的阶段,教育制度则使之与工业脱离接触。为了进入贵族阶层,获得文化上的认同与尊重,许多商人、企业家与工程师都将自己的后代送入公学、牛津或剑桥。他们将成长为新的乡绅,脱离父辈所从事的职业。即便那些走进商界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他们也带着反商业的价值观念。毫不夸张地说,英国的教育体制使保守的文化获得了生生不息的支持,而工业和经济则将处于长期“贫血”的状态。
  英国在教育上标明了自己的道路,而这则预示了它在二十世纪的成就与困难。

四、文化与经济史


  英国政治一向给人以平和稳健的形象。在威纳看来,其原因在于贵族领导的连续性以及乡绅文化的持久影响力。英国的现代化转型并未经历流血革命,这注定了其政权的转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贵族通过资产阶级化的方式维护了自己的文化领导权,教化和驯服了工业精神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公学和老牌大学教育了精英,塑造出新的士绅;思想家、小说作家、诗人和媒体则教育了整个民族,使传统的价值等级和观念渗透到整个民族的血液当中,为英国人打造了一个花园式的乡村梦想。但是,在工业化时代,乡村式的“英国梦”却带来了导致经济衰退的“英国病”。在贬抑工业的文化土壤中,政治领袖无意全力以赴发展经济;金融资本更乐于从民族工业中撤离;商人和企业家亦乐于洗掉身上的工业资本主义色彩,他们羞于谈论利润,却积极购置乡间地产,追逐乡绅的生活方式。经济制度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也因循守旧,错失发展机会。
  在威纳看来,英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所遭遇的经济危机有一个深厚的文化和心理根源。它盘根错节,将制度与思想、贵族与资产者、灵魂与钢铁,以及财富与道德编织进一张无形的网中。这张网束缚帝国也束缚了英国经济。所以威纳论断,撒切尔政府在八十年代的改革要获得成功,实现英国的复兴,关键还在于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突破这张网所带来的阻力。
  威纳的分析展现出理解经济的“文化思维”。经济不是纯粹的物的关系,也无法简单地通过一个抽象而冷漠的市场模型来加以解释。“经济”是人的行为,与人的情感、思想和偏好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总是嵌入在政治、社会、伦理和文化的环境里,不能孤立地运行,也不能孤立地加以解释。对经济史的分析自然需要有文化史的视角。
  正如西利爵士所言,历史总是“以某种道德事务为目的”。马丁·威纳的史笔自然也要传递出特定的教益。在历史的舞台上,国家的治乱兴衰总是有其内在的理性和必然的法则:国家力量与经济、工业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美国的粗野、庸俗战胜了英国的文雅和精致,得经济者方可得天下。任何经济体系均有特定的价值观念、文化精神与其相应。在以工业为主导的现代社会,国家活力不仅需要市场的激烈,也需要文化上的反思。
  这样,马丁·威纳似乎陷入了一种矛盾:他向读者展示出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却又力图斩断这种联系,舍弃文化来成就经济的强权。尤其是当我们面对满目疮痍的自然环境时,罗斯金诸贤的批评依然振聋发聩。我们是否应该追逐手段而舍弃目的?我们究竟需要何种文化,又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和工业?
  自然,对现代社会而言,英国史重要而又复杂,我们也需要更多的思考和争论。
  (《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马丁·威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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