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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典章校补释例》改名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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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先生的《校勘学释例》是一部经典之作,其原名为《元典章校补释例》,各种工具书也都这样轻描淡写地注出这一点,我一直理所当然地以为,这或许是作者希望自己总结出的校勘经验能脱离《元典章》而上升到理论高度,所以重新改换了书名。近来偶然得到一部一九三四年原刊《元典章校补释例》,在印刷术已全面进入铅字时代后,竟然还有如此秀丽精美的木刻本问世(其刊刻的精细不苟竟让日本、美国甚至台湾地区的一些图书馆误定为“排印本”),的确令人赞叹。不过,鉴赏之余,我又对此前不以为意的书名产生了疑问,我想,这背后或许有一些复杂的原因,通过进一步的考察,我相信,我找到了背后的原因,那就是胡适。
  此书初印时陈垣曾请当时同住米粮库的邻居胡适作序。细检《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三联书店二零一零年版)可以看到不少相关的记录,如陈垣在一九三四年秋的信中说:“《元典章校例》已遵示改正数点,仍不甚惬意,奈何!兹将序、目录呈,乞正。”随后,九月十日又有一信云:“拙著《元典章校补释例》灾梨已毕,谨将校稿呈阅,专候大序发下即可刷印。”三天后又有一信云:“正值开学时候,要先生作序,似不近情。但此书刚刚刻好,即承金诺在前,知对此题目必有好些新议论,足补土法之不足,亟所愿闻也。”从如此密集的信件中可以体会到陈垣对胡适序文的期待之殷。而胡适也不负所托,写出了长近万言的美序(胡适在《读陈垣史讳举例论汉讳诸条》一文中说“我曾经给他写过两万字的长序”,应该是计数之误),序中以亲身的校勘经验指出了中国校勘学的不足,并在这一背景下对陈著进行了高度评价,说它是“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伟大工作,也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放眼历史,“前乎此者,只有周必大、彭叔夏的校勘《文苑英华》差可比拟”(巧合的是,陈垣在自序中也说了“以较彭叔夏之《文苑英华辨证》,尚欲更进一层”的话),最后,更像下结论似地说:“我们承认他这件工作是‘土法’校书的最大成功,也就是新的中国校勘学的最大成功。”
  此序胡、陈二人均甚重视。胡适将其收入《胡适论学近著》(更名为《校勘学方法论—序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有趣的是,胡适在文下还作了一个注,注明“定价二元”),与《说儒》、《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二文并列于卷一,可见其重视程度。陈垣也很看重,据陈智超先生言,一九四七年,陈垣为张尔田(孟劬)遗札作跋时云:“人各有所好,不能强同。忆民国廿三年拙著《元典章校补释例》刻成,适之先生为之作序。一日,于某宴会中,孟劬先生语予曰:‘君新出书极佳,何为冠以某序?吾一见即撕之矣。’余愕然曰:‘书甫刻成,似未送君,何由得此?’孟劬曰:‘此吾所自购者。’余曰:‘君购之,君撕之,乃君之自由,他人何能干预。’孟劬默然。”(参见《陈垣来往书信集》)张尔田曾与胡适同执教于北大,然分属旧、新二派,以遗老自居之张氏不满胡适自为意料中事。而陈垣之记此事,亦可见其对胡适序文之“好”。不过,张氏撕胡序或许还有一因:即胡序用白话文写成,而陈著却全用文言,于张氏而言,可能甚觉扞格罢—一九一九年,时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曾想将胡适新著《中国古代哲学史》木刻印行,便为以开新文化自任的胡适拒绝(见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记),此或与张氏“心理攸同”也。
  然而,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一九四九年,胡适奉蒋介石之命赴美国,而后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败退台湾,就在这个时候,陈垣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一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这封信从陈垣的角度看实有争取老朋友回国的意思,虽然不免有些操之过急,但这在美国做寓公的胡适看来却不啻为讽刺。所以胡适初见此信的态度是“全函下流的幼稚话,读了使我不快。此公老了,此信大概真是他写的”,但后来又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一文,认为此信为人代写,并论定陈垣已经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不过,一九九零年,刘乃崇先生(陈垣弟子刘乃和先生之弟)发表《不辜负陈援庵老师的教诲》一文(《纪念陈垣校长诞生一百一十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版);一九九四年,刘乃和也发表了《陈垣的一生》(《名人传记》一九九四年第四期),二文均回忆了此信的写作经过,证明此信完全出于陈垣先生的意思,只是具体执笔者为刘乃和而已。
  无论如何,此信之后,陈、胡二人交谊就此中断。更重要的是,陈垣的公开信其实也代表着当时国内大部分人对胡适的期望—一九四八年中共公布战犯时意味深长地“漏”掉了胡适,不能不说是有所待的—而对陈垣此信的表态实际上成为胡适对新政权的最终表态,加之后来更发表了著名的反共文章《斯大林征服世界策略下的中国》,那么一九五一年大陆开展批判胡适思想运动便也顺理成章。对于这本十七年前出版的小书而言,这些宏大复杂的历史纠葛已经为它的命运埋下了伏笔。当时及后来的革命小将们或许不知道,他们对胡适的态度与此前的清代遗老张尔田如出一辙,而且激烈程度或恐过之,因为他们一定不会购之而后撕,也自然不会仅撕序言而后止—此书现在国内的收藏甚少且分布不均衡,便与此有关。这样一部刊刻于几十年前的名著,全国所存竟然寥寥无几(国图及北大分别收藏近十册,可谓夥矣,其他图书馆却甚是少见,作者曾任校长之职的北京师范大学仅有一本入藏,虽亦署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国二十三年”,但又标出“励耘书屋丛刻”字样,凡有这样标识的藏书,或者只是新中国成立后据原版重新刷印之本—一九五五年起曾重刷过五十部,一九八零年中国书店再次重刷;或者便是误录),不能不说是批判胡适运动殃及池鱼的结果。
  就在那个“谈‘胡’色变”的时代,中华书局要再版《元典章校补释例》,可以想象出版社与作者要承受多少压力。因此抹去胡适的痕迹是自然之理,首当其冲的当然是胡适的序文,这个比较简单,直接删去即可;而更为保险的方法是将与胡适关系过于密切的书名也一并改换,所以,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第一次以《校勘学释例》的名字再版了此书—无论如何,改头换面来出版,已经算是格外开恩了。而作者自然也了然于心,他在《重印后记》中只简单地说“本名《元典章校补释例》”,一笔带过,并未做进一步的解释。
  半个世纪过去了,二零零四年中华书局重新出版此书,自然不必再将胡适当作禁忌了,所以又补入胡适序文,但书名仍沿旧本为《校勘学释例》。从表面上看,那篇序倒是易删去也易恢复,似乎没有什么影响,但那篇序的名字也只好尊重事实叫《元典章校补释例序》,出版者也并未对两个书名的不同做出解释,这正是因为书名的改变原因在暗处,既无法明确地证明书名的改变与此有关,当然也就无法以此为据而回改。于是,这个名字便阴差阳错地成为此书最终的定名(二零零九年安徽大学出版社版《陈垣全集》即用此名,算是一个最终的认定)。
  (《校勘学释例》,中华书局二零一二年版,定价20.00元;《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零一零年版,定价1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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