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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娇:自然保护区以及矛盾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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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娇的一天
  “你们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是疯子还是神经病?”11月16日下午,在北京水源保护基金会自然大学基金专为张娇召开的一场主题为“民间自然保护区”的讨论会上,她的第一句话就语出惊人。
  因被大雪困在北京市延庆县九里梁山上五天五夜,被称为“中国荒野保护第一人”的张娇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这是个体态微胖的中年女人,脚踩黑色齐膝中跟皮靴,身着黑色半袖蝙蝠套头衫,露出酒红色的打底衣,齐肩的中发刚够得上扎起一个小辫,黝黑的脸略微浮肿,眼里满是疲惫。
  自从11月7日当晚被救援队营救下山后,张娇一直待在北京城内。她告诉我们,这几天晚上她的平均睡眠时间不超过两三个小时,有时睡在朋友家,有时则干脆睡在车上。张娇的车是一辆我叫不出牌子的小型轿车,陈旧的外观,逼仄的空间,一条杂色毛毯皱巴巴地摊在后座座椅上,卫生纸、电脑包等杂物散乱其间,地上还丢着一本折了页的天线宝宝漫画书。
  下山后的张娇已经被连日来的忙碌折腾得筋疲力尽,她希望向测绘设计部门申请拿到九里梁地区自己所承包的那一片山区的测绘地图,为的是能够精确设定地标。她告诉我们,这是有效救助山上野生动物的基础和前提,多耽误一天,就指不定会死多少野生动物,这一切都让她心急如焚。
  16日上午,在几个朋友的帮助下,张娇到相关部门的办公室和负责人详谈。办公室在五楼,没有电梯,一行人只能爬楼梯上去,这不算高的楼层却难住了张娇。据张娇的朋友高女士说,这几年张娇的身体极差,曾经多次内脏大出血,不久前才刚刚做完手术。上楼的过程中,张娇双手紧紧拽着栏杆,朋友在旁搀扶着她,每爬几步,张娇就要停下来趴在栏杆上大喘气。
  在快到五楼时,走在前面的朋友特地返回来叮嘱张娇在跟对方谈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音量,不要着急。因为就在上一次谈话时,张娇还跟对方叫起了板,大骂了对方负责人一顿。她笑着保证说:“我就是个粗人,这谈判的事让你们去说,我保证今天不骂人。”最终,在12点左右双方敲定了测绘地图的细节。
  但在下午的会议中,张娇依旧延续着她的强势。不仅仅是开场的那一句语出惊人,当参会的人好心地向张娇提出自己的建议时,如果是张娇觉得无效或者无针对性的建议,她会毫不留情面地把对方呛得直撇嘴。《光明日报》科技部记者、自然大学基金的“校长”冯永峰是会议的主持人,他认识张娇多年,似乎早已习惯了张娇咄咄逼人的风格,会上好几次张娇朝他呛声,但都被冯永峰以插科打诨的方式化解了。
  参加会议的人虽然并不一定能够接受张娇的火暴性格,但在会上,人们仍然对她保持了尊重和克制,那位被张娇狠批的志愿者在会后甚至仍然主动找到张娇,为她提供人脉上的帮助。16点左右,张娇和朋友高女士又开着车赶往测绘部门拿图纸。会议结束,但人们对这个女人的争议却没有平息。
  封闭的私人山林
  张娇的山林距离延庆县城近40公里,从北京城区驾车在不堵车的情况下需要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才能到达延庆九里梁地区,下车后还要在积雪深达半米的山道上徒步行走两个小时才到张娇的私人山林。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延庆县政府为了减轻财政负担,把九里梁一带的山林承包给了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张娇。林权证上显示,租给张娇的山林亩数为2万亩左右,从1997年12月协议签字生效之日算起,承包期为30年。“我是一次性把那些钱全付清了,以为撑死了500万元就完全可以把我现在的这片地方给长期保护起来,形成一个小型的自然保护区。”张娇笑称,“当时的想法很天真,以为我就是拿500万元铺也把林子铺起来了。”
  但很快,张娇就发现像她这样的投入根本就是个无底洞。“工人在这里干完活,我先给他们开个白条,回头等我拿到钱的时候再拿这个条来兑钱。这钱真是不禁花啊,刚取回来还没焐热呢就一眨眼没了,就换回来一堆条子。”“好不容易等到树苗长出来,没过两天旱死了,这一年就算完了,得熬过一个冬天,等到明年开春才能重新播种。”就这样年复一年地投入,张娇的全部身家就在无声无息中被山林慢慢吸干。
  张娇在山上落脚的“家”实际上是一个废弃的小村庄,十几间砖和泥砌成的土屋三三两两散乱地立在那儿。张娇住在地势最高的那一间土屋里,据她说这样远远地就能看见路上的动静。土屋是老式的结构,有东西两间房,由一个小型的堂屋连接着。东边的房间是起居室,一道贯穿房间的大土炕上杂乱地叠着七八条破旧的被子。在剩余的狭窄空间里散乱地堆着大量杂物。土屋墙上有上下两排窗户,下面那排装着老式玻璃,上面那排用发黄的报纸糊成,由于年久失修,时不时有风呼呼灌进来。
  翻过张娇家所在的这个山头,后面是一大片郁郁葱葱的山林。承包的2万多亩林地,张娇至少人工干预了将近一半的面积。张娇告诉我们,她在种树的时候不是为了追求美观,而是一种就是一大片,这样的好处在于照顾了物种的多样性,不会让某一个树种成为强势物种后演化为霸道物种。另外,她还会尽量寻找本地树种,在秋天的时候从树下捡回种子,再撒到其他地方。
  冯永峰曾经在文章中这样描述他第一次看到张娇的山林时的感受:“她干预过的地方,树长得高而茂密,生物多样性也好,森林已经开始像个成人,有能力庇护、养育其他物种了。而没有进行人工干预的地方,就像一大批营养不良的孩子,瘦弱矮小。”同样被亲眼看到的山林所震惊的还有国际环保组织绿和平森林项目部的经理刘兵,他告诉我们:“这个林子的生态恢复得非常好,我想能用10年恢复成这样,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可想而知,她用了很多心血去培养这片林子。”
  张娇告诉我们,在她的山林里藏身着大量的野生动物,鸟类的生态链已经很健全,还有狐狸、野猪甚至金钱豹这样的猛兽。为了让这些野生动物获得充裕的食物,张娇曾经把1000只鸡和七八百只羊养大之后,全部放入山林,作为献给这些动物的贡品。时值深冬,在她的山林里暂时很难看到野生动物的身影,只在雪地上偶尔发现有山鸡或不知什么动物留下的脚印。她的家里养了八九条狗,三只野猪,还有多只野生山羊,但在下雪的那段时间山羊已经跑得不见踪影。
  张娇请的两位工人老张和老王,自10月底和张娇一起上山以来,至今还没有下过山。他们俩现在每天的工作是喂猪喂狗、收割玉米、扫雪、巡山和上山找羊。他们住的房子里有电,甚至还有网络,但经常跳闸,一台电视因为没信号纯属摆设。老张指着堆放在角落的口粮告诉我们:“这还是当天晚上救援队来的时候带了三箱方便面和一袋米,已经吃掉了一箱。”
  老张是门头沟人,老王也不是延庆本地人,都是通过熟人介绍到张娇的山上来做活的。张娇承诺给他们每人每月2000块钱的工资,按月一结。当问及是否习惯山上的生活时,两人都坦陈不习惯,“太寂寞了,要走上10里地才见得到人影。晚上山里又冷,电视也没得看,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只能早早睡觉”。
  保护区的社区冲突
  在距离张娇山林10里之外的山下是营盘村,这是一个有着400多口人的小村庄。正在自家房前铲沙的王凤天老人告诉我们,山上本来有一个九里梁村,张娇在山上的家就是当时村子搬迁时废弃的房子。“山上交通和生活都不方便,又缺水,九里梁村就搬离了,政府给每户按人口补贴了点钱,村里人就散居到刘斌堡各地去了。”
  自从张娇承包山上那块地后,她在山上竖起了一道大铁门,从此村里的人就不能轻易上山了。“她完全不让我们上山砍柴、采蘑菇、刨药材,厉害得很,我们都叫她‘山大王’。为此村里人和张娇多年前还闹过好几次大冲突,双方打过架,现在村里人跟张娇已经没有大的暴力冲突了,但关系也不算好。”王凤天告诉我们,村里人的收入主要靠出外打工和在家种几分薄地。我们在村里看到,这个村都是土砖平房,并不富裕。
  让刘兵印象深刻的是,2008年一则关于张娇的报道在电视上播出之后,曾有几位营盘村里的大娘给他打电话,指责刘兵在电视报道里支持了一个坏人,她们说张娇把原本祖祖辈辈属于村民的资源全部垄断起来,不让村民获取。
  “这种情况在林业保护上叫做社区冲突。突然设立一个自然保护区,原本居住在这周边的村民要靠这块地来生存或改善生活,这样就容易形成冲突。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的冲突也同样映射在张娇这个案例上。”刘兵告诉我们,在全国各个地方,社区冲突在自然保护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非常普遍,解决的过程也是比较艰难的。“张娇的特殊性在于她的方式太极端了,没有一个折中的缓冲阶段。她采取了她认为最有效的方式,但却忽略了村民的生存问题和感受,这是她完全没有意识到的。”
  事实上,张娇与村民之间不可能完全不打交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相互需要的。村里曾经给张娇干过活的老严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老严告诉我们,前几年在农忙的时候张娇都会让他上山给自己帮忙,每月开给他2000块钱的工资,每月一结,没有拖欠过。今年由于家里孩子上了大学需要钱,他还向张娇借了1万块钱,用5月份到10月份的活计来抵。“在我上山干活十几天后,她就把钱提前预支给我了。”但更多的时候,张娇只能请外地的工人来帮忙,营盘村里帮她干过活的只有老严一人。
  谜样人生和矛盾人性
  认识张娇的人里,有人将她视为为环保付出一切的先锋,有人说她是个极端的自然主义保护者,有人则调侃她有“多重人格”,还有人认为她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总而言之,这个女人从头到脚都充斥着矛盾的因子。
  在张娇的讲述中,她的人生轨迹是一场大起大落极端分化的对峙。张娇出生在北京五棵松的一个中医世家,家里包括她在内有三姐弟,张娇排行第二。在张娇12岁那年,她父亲跟其他女人走了,并带走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
  当时正在读小学五年级的张娇辍学了,开始做起了倒买倒卖的生意。嗅觉灵敏的她从全国各地以低价收购紧俏的蔬菜水果食物到北京,然后用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钱转手卖掉。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初期,不到20岁的张娇就拥有了千万的资产。张娇说,钱没有带给她更多的快乐,由于从小受到家变带来的伤害,她喜欢回避跟人接触,自然就像是她的一个庇护所。
  但在营盘村村民眼里,张娇的出身则有另外一个版本。“她是十几年前从辽宁到我们这儿来的,和我们村里的一个人假结婚换取的当地的户口。”我们从村里多位老人的讲述中都听到了这样的说法。
  当张娇再也无法独立支撑起山林的庞大开支之后,这个在山里避世多年的女人不得不在2008年下山向社会求助。在冯永峰看来,解决张娇问题的方法在山外,为了让她能够与更多的社会资源有效接通,他把张娇“拽”出了山,在北京频繁参加各种环保讲座和专题会议。
  “她最初非常不习惯这些场合,她第一次登台发言是很紧张的,说话磕磕绊绊,甚至有些语无伦次。”冯永峰告诉我们,“但后来慢慢好多了,毕竟见的类似场面多了,能够顺畅地讲自己的故事,跟大家主动地去沟通。”
  当张娇与外界联结的锁被慢慢打开后,她开始尝试把公益和经营结合在一起做有机农业的试点,卖卖野猪肉或蔬菜药材。从2008年4月份开始,冯永峰几乎每周组织一批志愿者上山体验,帮张娇做些力所能及的体力活,开始形成一个生态接力的志愿活动。
  但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到2010年,志愿者的生态接力活动慢慢停止了,有机农业的经营也一天不如一天,渐渐地就无疾而终了。冯永峰说:“张娇一开始可能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在没有做出成效之前,她可能并不能真心认同和相信你的方法,或者说是抱有一些疑虑。在她一个人与社会资源接触的这几年里,也曾经有人骗过她或挤对过她。”
  除了外在的风险,张娇的朋友们将她的问题更多地归结为保护思路上的保守与矛盾。“她的保护思路是比较极端的,把山一封,你们所有人都不要进来。但她又迫切渴望去和社会沟通,希望获得一些资源和帮助,这就势必决定了她不可能再把山封闭起来,把人们拒之山外,否则人们拿什么来相信你并提供帮助呢?”刘兵认为,这种既不想开放又不得不开放的矛盾性造成了张娇在行动上的滞后和反复,“她完完全全踏不出那一大步,而是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踱,间或还可能走错方向或倒退”。
  曾经靠做生意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张娇却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有着很大的缺失。不会做人、不会沟通、脾气暴躁往往是接触过张娇的人的第一观感。张娇的朋友秦鹏告诉我们:“张娇有时候是通过斗争的方式去解决一些问题。”
  刘兵说,在最开始的时候,张娇对所有人都存在一种戒备心理,“这种戒备心理是她心中的一块坚冰。后来我们通过外界的善意慢慢尝试去融化她,但她心里还是有很厚的冰层存在,很难消融”。在刘兵眼里,这个外表强势得甚至有些咄咄逼人的女人在思维层面上却是个没长大的小女孩。
  其实对于财富,现在的张娇并不是不渴望。冯永峰告诉我们,在此之前曾有人给张娇出谋划策在她的山里做树葬陵园,她当时很心动。后来她又开始疯狂地想做房地产,因为据张娇说,在她的这片山林里有400多亩的建筑用地。
  “她并不甘于现状,也憧憬过再次爆发成为一个很有钱的人,从内心深处来讲,她也不愿意长久地去过这种一分钱都没有的生活。”冯永峰说,“张娇是单亲妈妈,她有一个女儿,她心底里也希望女儿有一个比较好的教育环境和生活状态。所以后来她也愿意去做一些尝试来改变自己的经济状态。”
  张娇的女儿今年12岁,据曾经帮张娇女儿辅导过功课的秦鹏告诉我们,现在她似乎在一所民办学校读寄宿。张娇说,这次从山上被救下来之后,她只见过女儿一次,“还是被旁边这个人催了好几次说不能不去见见闺女”。张娇指着高女士说,“没办法,我女儿摊上我这么一个妈,只能靠自己长大”。
  虽然张娇在嘴上没有流露出一丝对女儿的牵挂,但在她心里或许并不像嘴上所说的那样云淡风轻。今年上半年,张娇的女儿曾经被人拐带到外地,张娇赶当天最早一班的飞机去把女儿接了回来。冯永峰说,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张娇作为母亲的急切心情。
  在与张娇接触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很难从她的嘴里听到关于她过去经历的实话,即使她说的是实话,但由于她的善变、反复和自相矛盾,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版本,也让人无从辨别真假。对于这样一个充满矛盾性的张娇,与她相识多年的刘兵对她的评价或许有一定的参考性。“她的身世、出身在我看来不是特别重要,关键在于她实实在在地做了这些工作,也确实改变了这片山林的面貌。在我看来,她就是一个普通人,有自己的想法,想过朴素的生活,但同时也有物质的需求。基于对物质的需求,她有自己的小手段小阴谋,但不是伤人害人的那种,她有她诚实的一面,但也有想去包装自己的一面。这是我们身边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能做出来的事情。”刘兵说,“她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她是一个正常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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