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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岭的布鲁斯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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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岭

  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好歌曲”的舞台上,张岭戴着他标志性的礼帽,手握贝斯,唱一首名叫《喝酒Blues》的歌,这首歌就像是醉酒后的唠叨,在布鲁斯音阶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有趣、慵懒。“不少观众第一次听到这种音乐类型,特别是用中文唱的布鲁斯。”张岭告诉本刊。那晚,音乐导师刘欢第一个拉动推杆,当他看到张岭时,吃惊地拍着双手,两眼有些湿润。事实上,这并不是刘欢第一次在台下听张岭唱歌。
  “在80年代后期,刘欢曾在北京大学观看过我的乐队演出。”张岭向本刊回忆道,那时候,刘欢凭借着《少年壮志不言愁》刚刚走上歌坛,而当年的张岭也不过20岁。张岭的那支乐队名为“五月天”。1986年,来自中央歌剧团大院的张岭和全总文工团的秦勇(黑豹乐队主唱)、何勇、曹均等人总会聚在一起弹琴,受到崔健的影响开始组建乐队。“那时候乐队没有太多设备,我仅有的琴也只是一把罗兰斜挎式键盘。”张岭说自己最初并不是一名贝斯手,由于乐队需要,“性格较好的成员总会成为贝斯手”。张岭说:“贝斯手需要有一种宽容心,作为几种乐器的衔接者,我那时就体会到琴与人的性格是相通的。”
  张岭说,“五月天”在“工大”的首演让他一下子找到了“感觉”。那一天,高旗、蔚华与他们同台,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翻唱了不少经典摇滚歌曲,“在那个慌乱的现场中,台上台下的每个人似乎都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那阵子,张岭的生活变得充实,也因为演出和排练变得忙碌。当时,张岭常常翻唱盖瑞·摩尔(Gary Moore)的歌曲,他是70年代英伦群岛最著名的布鲁斯吉他手之一。那会儿北京摇滚圈里还不兴“玩布鲁斯”这个说法,张岭也没法从有限的资源里学习真正的布鲁斯音乐。“80年代的时候,庄飙还有老崔的贝斯手懂一些布鲁斯和爵士,我看过他们演奏,觉得听起来很舒服。我当时特别想了解这种音乐,搞清楚这些和声,所以就决定出去上学。”
  1989年,22岁的张岭来到悉尼,在悉尼大学的音乐学院学习爵士乐。在同一时期的音乐人看来,张岭的深造似乎有点“先锋”,甚至有人认为他错过了中国摇滚乐历史上最鼎盛的年代。“那时候中国摇滚乐在虚浮的状态下变得火热,而我在学习过程中重新找到了音乐的位置。”张岭说。1990年,英国乐队UB40的悉尼专场让他记忆犹新。“我第一次看到一个雷鬼乐队的现场可以如此丰富,在他们的音乐里我听到了不同种类的音乐。”由此,张岭似乎坚定了自己未来的音乐轨迹,尽管它依旧模糊,但那些音乐的现场足以让他找到新的灵感。
  1994年,回国后的张岭在东直门的酒吧弹琴时遇到崔健,彼时,崔健刚刚发行专辑《红旗下的蛋》不久,他的音乐中出现了更多的布鲁斯和自由爵士成分,张岭毫不犹豫地加入进来,并成为他未来10年的音乐伙伴。崔健开始在音乐中注入更多的现代音乐元素,在张岭看来,“老崔的音乐如同北京城的现代化一样翻天覆地”,毫无疑问,他的乐感也在经历着这场潜移默化的变革。张岭觉得,崔健的音乐是一种启发,他说:“老崔的每一次排练都会将音乐打碎,逐段试验。在排练中,我们尝试了太多的音乐风格,而歌曲总是在演出前一天才能成形。”在这个复杂的音乐尝试中,张岭开始找到一些门路,他也按捺不住自己的音乐冲动,并开始尝试着玩一些“其他声音”。1995年,不少人在西四的有待唱片店看到过一张设计别致的专辑,这张被命名为《天场乐队》的唱片被后来的乐评人喻为“本土第一张爵士唱片”,这支乐队的最初成员便是崔健乐队的张岭、孔宏伟和三儿(张永光)。“那一阵儿,我们都对爵士乐感兴趣,几个人凑在一块,按照自己对爵士乐的理解做了那样一张唱片。”张岭告诉本刊,“我们把布鲁斯、‘北京音阶式的华尔兹’、三弦曲调都集合到了这张唱片中,使它听起来更有中国特点。”
张岭在北京熙地布鲁斯酒巴演出的情景

  与此同时,另一支“改变”张岭音乐轨迹的乐队也在悄然组建中。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或许从未想过自己当初对布鲁斯音乐的简单想法会成为现实,这个“老外”跑遍了整个北京,才让北京最优秀的布鲁斯乐手聚集在一起,组建起这支名为“节奏之犬”(Rhythm Dog)的乐队。“我记得是1996年,当这支乐队第一次排练的时候,我终于听到了那种属于我的声音。”张岭说,“第一次排练非常成功,艾迪、贝贝、金浩等乐手和我一下子就找到了共鸣,以至于我们在第一次排练后就去了当时的CD咖啡演出。”张岭认为,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音乐风格,并把它演奏出来,对于一个自由乐手来说至关重要。
  在张岭的朋友眼中,这个“北京爷们”的直爽性格,和他玩布鲁斯音乐多少有些关系。张岭也常说,布鲁斯偏爱真实的故事,那些故事可能很简单,甚至有点无聊,但它像一首诗,一个短篇小说,用最普通的语言,唱出心里的想法。2004年开始,张岭便有意识地整理起自己写过的歌曲,录制起自己的第一张原创唱片。两年后,张亚东作为制作人,为张岭发行了这张名为《女人的歌》专辑。《我有钱》是整个专辑中最典型的一首布鲁斯歌曲,而这也是张岭仍在酒吧演出的“固定曲目之一”。张岭解释道:“布鲁斯歌曲好上口,歌词直白,也有些诙谐和自嘲的成分。虽然它叫‘我有钱’,但就像歌词里所写的‘不是钞票’,而是每个人身边最容易被忽略的财富——快乐、真诚、友情、爱情等等,很多人都在追逐财富的时候忘记了守住身边的‘钱’,最终只能守着一堆钞票。玩布鲁斯音乐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它给我带来快乐、忧伤,这些真实的情感就是‘我的钱’。”
  这张专辑上市后,张岭做了几场演出,他觉得自己还处在“摸索”过程中,虽然布鲁斯在中国尚未形成气候,但是他觉得“已经开始接近这个目标了”。那阵子,他重新看了一遍1988年自己在中山音乐堂和崔健一起演出时的视频,他说:“我那会儿实际上唱了不少布鲁斯歌曲,其实这种音乐一直伴随着很多音乐人,我们喜欢的滚石乐队、齐柏林飞艇乐队,那就是布鲁斯音乐转变而来的,它是一切音乐的根源。”
  
张岭和“老枪乐队”成员

  2008年左右,北京的布鲁斯演出大多集中在位于东三环的CD爵士咖啡馆,这家开了近20年的酒吧经历了北京的朋克和爵士时代,但是在2008年后,张岭已经极少看到有关布鲁斯音乐的现场了。“我发现北京的音乐人开始围绕着演出场所集成圈子,这是个特别好的现象,因为音乐人开始专注于某种音乐类型,并组建自己的平台。”张岭告诉本刊,“令我遗憾的是,唯独没有布鲁斯的圈子。”2010年,刘元将原先的“CD爵士”迁至后海的东岸酒吧,张岭顺其自然地从这位“发小儿”手中接盘,并将其改名为“熙地布鲁斯”,由此,“北京的布鲁斯阵营也建起来了”。在张岭看来,“这种音乐酒吧的现场特别重要,它不像是别的酒吧,客人都是过来喝酒的,来这里的人对音乐都很挑剔,他们要听纯正的现场音乐”。
  “从开业到现在,我一直亲自安排每场演出的阵容,起初,布鲁斯的圈子很小,除了老朋友孔宏伟、秦四风偶尔来客串一下,基本要靠我自己的乐队撑着。后来,摩天楼乐队、浪荡绅士乐队、张晓松等音乐人也都变成了这里的常客。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认识了不少年轻人,他们喜欢布鲁斯,其中一些人现在已经成为专业乐手,还有一些草根的朋友,他们的水平参差不齐,我也欢迎他们来一起玩。”张岭说。张岭所谓的“玩”,就是“即兴”(Jam),而简单的布鲁斯即兴,不需要太多音乐技巧。在周末演出时,张岭常常拉起一位现场的观众,让他们按照音乐的节奏,“唱”一段自己的故事,就这样,张岭听到了许多真实故事,他觉得,“身边的一切都可以被唱出来,只是情绪有所不同”。张岭说:“我有一个徒弟,今年过年回家吃饭的时候,他的奶奶让每个人都唱个歌助兴,男孩就随口唱了一首布鲁斯,农村老太太虽然没听过布鲁斯,却也清楚听明白了歌里的内容,就这样把老太太给唱哭了。布鲁斯有一种情绪在里面,他是你一贯的忧伤和随性,你的快乐也能融入其中。”
  “写歌,是个水到渠成的事儿,一首好歌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特别是布鲁斯音乐。”2012年初的某个周末,张岭站在吧台前,眼前的景象让他出神。当晚,他开着车回家时,偶然哼出一首曲子,他踩了脚刹车,汽车缓缓前行,他自言自语地唱道:“慢着慢着宝贝,我有话要对你说……”就在回家的路上,张岭完成了《喝酒Blues》的创作。张岭说:“第二天下午乐队排练时,我和乐队试着弹了一遍,刚刚唱完,吉他手陈鸿维对我说,你这首歌,直捅了我的心窝子。我想,还是布鲁斯够直接。”不久,这首歌就登上了“熙地布鲁斯”的舞台。“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都会将目光转移到舞台上,我在台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反应,因为听布鲁斯的人也很少听到中文歌词,这首《喝酒Blues》把观众的耳朵和脑子打通了。”张岭说,“布鲁斯其实很适合中文演唱,它所表现出的情绪也很当下。”
  对于登上“中国好歌曲”舞台,张岭认为有些“阴差阳错”。几个月前,有朋友打电话给他推荐他上这个节目,张岭只问了一句:“能唱布鲁斯么?”或许正因为那句肯定的回答,他才做了这个“仓促”的决定。那段时间,刘欢恰好从美国回到北京,他坐在张岭的酒吧里,聊起了大乐队(Big Band)的演出,而张岭对于节目的事,只字未提。两周后,当刘欢在央视的舞台上吃惊地看到握着贝斯的张岭时,颇有些感慨。“我最初还不知道这是个选秀节目,后来知道了还有些抵触,我觉得做音乐不能有太多顾虑,就像我玩音乐时一贯的随性。其实我并不在乎能在那个舞台上‘打过多少关’,我觉得让很多人听到布鲁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它还可以用中文来演唱。”张岭说。
  不久前,张岭的熙地布鲁斯酒吧从东三环搬到了神路街一带,“成本上涨了四五倍”,但他仍旧坚持着举办每年一届的“室内布鲁斯音乐节”。在张岭看来,这些代价也都值得,因为,“布鲁斯教会了他放松做音乐,坚持用真实的故事谱写这种基于五声音阶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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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09期 | 标签: | 4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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