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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弱国如修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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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9月24日,晚,北京。75岁的李鸿章宴请了57岁的伊藤博文。那时,以伊藤博文为总理的日本内阁刚刚被推翻。“下岗”后,他出访中国,在驻日公使裕庚看来,伊藤博文的访华一方面“系出无聊,回同退者来家扰,藉少避”,一方面也是“查看中华情形,有无机括可乘”。李鸿章则自甲午战争失败后,一直被“冷冻”在总理衙门,清闲了很久。
  北京的形势波谲云诡。开始于1898年6月11日的维新变法,刚刚于3天前(1898年9月21日)失败。此前,大清国的变法者们对于伊藤博文的到来十分欣喜,甚至酝酿着要请这位日本人在北京“再就业”,为大清国的改革把脉掌舵。但是,伊藤博文似乎不看好他们。酒宴上,伊藤博文告诉李鸿章:“治弱国如修坏室。”在伊藤博文看来,中国的改革如同修缮破房子,如“三五喜事之徒”拿着“重椎、巨索”大拆大建,结果当然就会压垮这栋房子。李鸿章对此十分赞同,他说:“侯言良是。”在李鸿章看来,“三五喜事之徒”之所以能折腾,是因为甲午战后日本对中国的过分刺激。
  这段对话,见于1913年初版的《戊戌履霜录》。作者胡思敬,当年只是年仅29岁的吏部小官员。如今真伪已难考证。可以肯定的是,根据伊藤博文本人的记载,李鸿章要求日本将流亡的康有为、梁启超交还中国,被伊藤博文一口回绝。
  甲午战争之后,中日关系进入了为期近10年的缓和期。伊藤博文积极为大清的改革出谋划策,当然,也顺带试图在中国建立对抗沙俄的“统一战线”。就在伊藤博文受到光绪皇帝召见的第二天(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日本公使林权助尚未得到东京任何指令,不知所措。
  根据林权助的回忆录记载,正在现场的伊藤博文表态说:“那么就救他吧!救他逃往日本,如至日本,由我来照顾他。梁这位青年,对中国来说,实在是宝贵的人物。”有伊藤博文支持,林权助便先斩后奏,将梁启超秘密送往日本。之后,伊藤博文又应英国公使要求,亲自前往李鸿章宅邸,为已经被捕的张荫桓求情。如无伊藤博文的情面,张荫桓险成“戊戌第七君子”。外交压力迫使李鸿章作出保全,张最后被改判发配新疆。
  伊藤博文离京后,先后到武汉、南京拜访了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全面了解中国实力派政治人物的倾向。伊藤博文到武昌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隆重接待,重新装饰了黄鹤楼,馆宇内外的陈设装饰,及一切饮馔之类,务极华美,不限费用。伊藤博文在武昌访问两天,接待费用高达白银7.6万两(约合1520万人民币),伊藤博文临行叹曰:“金钱可惜!”
  他返回日本后,在东京帝国饭店发表演说,谈到中国之行时,指出:一是中国改革必须有“非常英迈”的政治权威作保障;二是中国改革绝对不可以急。
  “三五喜事之徒”的折腾,如此考语,代表了相当数量旁观了这次维新变法运动的外国人的普遍感受。
  从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到该年9月21日变法被强行喊停,在103天的变法时间内,朝廷所发出的变法诏令,根据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统计,居然超过了110道。如此密集的文件颁布行为,恰恰体现了这场“改革”的儿戏特征——只有“设计”,难以“操作”。
  一是数量太多。在118年前的通讯条件下、在幅员如此辽阔的国家、在运行效率极为低下的官僚体制内,数量如此之多的“改革”文件,传送尚且困难,遑论执行落实。
  二是涵盖太宽。这些“改革”诏令,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方方面面,眉毛胡子一把抓,毫无轻重缓急之别。
  三是缺乏细则。这批“改革”诏令,绝大多数只有空泛的目标,却无具体的实施细则或配套措施。皇帝和他身边的幕僚,似乎并不在意如何操作、如何落实。
  当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也认为,“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团队“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肠扼杀了进步——他们把足够9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容量和消化能力,在3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了”。
  (赵红星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第13期,黎 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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