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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定都哲学

啪啪啪(性教育从此开始...)
警示:18岁以下未成年人禁止入内!
关于长安和洛阳哪个更适合做首都,古代知识分子的看法是:长安有山河之固,适合应付变乱;洛阳有中土之美,适合德化天下。换成现代的语言,就是如果你担心变乱,最好还是定都关中比较安全;如果你德行高超不怕变乱,那就定都洛阳。
  长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都城。它的影响,导致日后的明清人也往往在诗作里用“长安”来指代北京城。选择长安为都城的理由很多,最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它的地理位置。就军事关塞而言,长安周边东有潼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四座关口控制着进出长安的通道,都是易守难攻。就地理而言,长安处于一个安全的地带。
  当然,洛阳在唐朝中后期的崛起也有赖于它四通八达的交通优势,只是,这两座城市双双在唐朝末年衰落,它们在中国历史上的辉煌也随之戛然而止。
  安全还是粮食
  长安城不是只有一座,历史上有两座长安城:汉朝的第一长安在今西安市的西北;隋唐的第二长安才坐落于西安市中心,它是隋文帝所建,当时不叫长安,而叫“大兴城”。
  隋文帝杨坚定都长安,有一个很现实的政治考虑。杨坚的力量建立在“关陇集团”之上。所谓关陇集团,要追溯到北魏分裂之际。当时一代枭雄高欢控制了中国北部大部分地区,宇文泰走投无路,裹胁北方六镇的余卒,西入关中,建立了一个关陇军事集团。这个集团以关中为根本,向东和高家争夺天下,历经险阻最后终于获胜。杨坚也是关陇集团的一分子,他是宇文家的岳父,夺了女婿的天下,但他依靠的还是关陇集团的力量。既然需要人家的支持,杨坚当然就不敢随便离开关中,只能定都长安。
  但是事情到了他儿子隋炀帝的时候,起了变化。隋炀帝离开关中,让人造了一个新首都洛阳,又派人挖了一条大运河。按照传统史书的说法,隋炀帝修建大运河就是为了更好地寻欢作乐。但这个说法让人难以相信,隋炀帝所作所为的背后,其实有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矫情。他试图把帝国凝结为牢固的整体,所以才会选择位于帝国中央的洛阳为新首都,并用一条运河把帝国连为一体。
  理想主义向来害死人,大隋朝灭亡了。隋帝国的崩溃主要原因当然还是穷兵黩武、滥用民力。但是背后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隋炀帝营造洛阳后,远离了关中,也就疏离了自己的力量源头,因此招致覆灭。
  有隋炀帝的前车之鉴,李渊只能把首都定在长安。但这样一来,就马上面临一个问题:粮食。首都总要消耗大量粮食,光靠关中一带不足以供给,唐王朝不得不从外地输入粮食。按说隋炀帝的大运河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以江南粮食为例,它们要被送到长安,需要走两千多里的路程。其中真正的问题就在洛阳和陕州(今三门峡市陕县)中间这段路上。这段路中间有三门峡,船过不去,只能靠牛车走崎岖的山路,非常艰险,运量也很有限。
  开始的时候问题还不大。李世民统治时期,政府规模很小,军队也是军农合一的“府兵制”,一年往长安运一二十万石粮食就够了。到了唐高宗时代,政府规模急剧膨胀,长安城人口也跟着增加,粮食就成了大问题,最后竟然到了几乎要断顿的地步。这时,隋炀帝留下的东都洛阳又成了救命稻草。
  在唐高宗时代,一遇到关中歉收,李治和武则天就带着文武百官到洛阳吃洛口仓的粮食。当然,长安还是首都。等到荒年过去,李治他们还回来,整个就是一副逃荒的样子。有的时候逃荒还逃得间不容发,狼狈不堪。永淳元年(682年),跟随皇上逃荒去洛阳的扈从之士,居然一路走,一路饿死,沿途有许多饿殍。于是,洛阳城再度成为一个有诱惑力的选择。
  相对于长安,洛阳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位于帝国的中心,四通八达,交通便利。李治也许是厌倦了逃荒,他开始提升洛阳的地位,将它正式定为东都,营建洛阳宫殿,称长安和洛阳为“东西二宅”。洛阳作为副都的合法地位也就此确定。到了武则天时期,她做出了更大胆的决定,将洛阳定为帝国真正的首都,改称“神都”,地位超越了长安。从此她一直待在洛阳,很少再回长安,政府机构也都转移到了洛阳。洛阳在武则天统治下迎来了黄金时代,此后它再没有过这样的辉煌。
  两都的末日
  武则天垮台后,韦后和中宗急于返都长安,那里才是他们的权力基地。按理说,返回祖宗奠基之地,本是名正言顺的,但大臣们几乎是一片反对之声。不少人上奏折劝谏,奏折里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长安没有吃的,回不得呀,皇上!”韦后则反驳说:“自古哪有逐粮天子?”
  从经济上说,韦后的这个决定是不划算的,但是从全国战略布局看,选择长安还是正确的。不过粮食问题不解决,就连唐玄宗也只能逃荒。根据历史学家全汉升的统计,唐玄宗执政的头二十五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洛阳,而每次去洛阳都是因为粮食问题。
  痛定思痛,唐玄宗大力整顿漕运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到天宝年间,每年运往长安的漕粮高达四百万石。四百万石粮食可以供养差不多一百万人,足够大唐帝国政府运转之用。有了这些粮食,大唐还可以在西北供养一支庞大的边防军,拓西域,抗吐蕃,灭勃律,屠石堡。
  长安的崇高地位从此牢不可破,洛阳则走向衰落。它繁华依旧,但再也不是帝国的轴心。唐玄宗也不必过逃荒的日子,他在晚年绝足洛阳,留在长安过着奢靡的日子,直到安史之乱爆发。
  安史之乱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结束了所谓的中古时代。这倒不单单是因为它的破坏性。它确实破坏了整个北方的经济,更将两都弄得凋敝不堪。除此之外,气候的改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20世纪的科学家研究了中国的气候变化,他们发现唐朝的气温要比今天高几摄氏度,而且要湿润得多。但到了唐末宋初,中国的气候开始变冷,游牧和农耕的分界线开始南移,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清朝初期。北方的衰落、西北的凋敝、游牧民族的再度兴起,这些现象背后都受这个力量的支配。
  晚唐的历史就是一部运河争夺史。能控制住运河,能保持住漕运,帝国就能生存,否则就会崩溃。长安还能苟延残喘,至于洛阳,到唐末残破至极,最糟糕的时候,整个城市人口不满百户,恍若鬼城。
  在争夺运河的过程中,汴州(如今的开封)脱颖而出。它控制着汴河到黄河的入口,是运河的一个关键点。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运的财富。最终,军阀朱温以汴州为基地,灭了唐朝,建立了后梁。随后,中国的东西大动脉就此变成了南北大动脉,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了清朝。
  赵匡胤曾一度有过犹豫,考虑将首都移到洛阳,并最终转移到长安,但这个方案最终没有实行。因为没有人能对抗缓慢的大趋势。日渐寒冷的气候、凋敝的西北、东北方敌人的崛起,以及黄河水文的恶化,使得帝国再也不可能通过大运河供养一个庞大的西北都城。长安也再没能成为任何王朝的首都。
  (丁 丁摘自《看天下》2015年第27期,黎 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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