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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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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讲两个小故事,一个是亲历的,一个是读书读来的。
  
  20世纪80年代,我接待了一位西方人士。他曾与人合作翻译了几部汉语作品,在当时比较活跃。他刚刚坐下,还没来得及寒暄,就一脸惊惧地告诉我,他刚刚由另一个地方来,是去访问一位作家的,要主动翻译那人的作品,想不到只谈了几句话,那位作家就说:“我的作品主要是写给我的民族看的,我不需要你翻译,请你快些离开吧!”他问:“这位作家你应该认识吧?”我说:“当然,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他站起来,张开多毛的双臂说:“哎呀,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他突然就愤怒了。我安慰他,说:“可能有什么误解吧,请您不要介意。”他根本不听,一直喊着:“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他来我这里也是谈翻译的事情。我们其实几年前就见过面。在欧洲,一个晚上,我与他第一次接触。我对那次见面的细节记忆犹新。依据那一次的接触,我稍稍能够想象他与我的那位作家朋友是怎么相处、怎么交谈的。说心里话,在欧洲的那个夜晚,我觉得有点不可忍受。记得当时旁边还有一位同行的中国作家,他不断地拉扯我的衣袖,小声说:“慢慢就习惯了,他们这些人就这样说话。”我是第一次与“这些人”接触,所以还不够习惯。
  这位西方人士从我这里离开不久,我就见到了让他觉得“很可怕”的那位作家朋友。我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朋友告诉我:“那天他来到这里,说要翻译我的作品,我自然是高兴的,表示要跟他好好合作。但他对具体作品的翻译没有一点兴趣,只是反复强调自己‘无比重要’——‘如果不翻译,你们就永远不被接受,永无出头之日,写作也没什么意义和价值。’他说自己这一类人对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而言是最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他说,对文学而言,西方永远都是中心,只有设法让西方人承认才行——‘这对你、对你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我要告诉你怎样写他们才会认可和喜欢。’”
  这位作家说,当时他一直很礼貌地接待对方,并长时间听着对方盛气凌人的讲话。最后他只好如实地告诉对方:“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和交流很有意义,我也希望把自己的作品介绍给异国读者,但我不相信所谓的‘中心’就一定比身边的人更懂文学。获得西方的承认虽然有意义,但首先还是要让自己的母语读者理解和接受。说到底,写作不过是心灵之业,不是为了获得某些人的承认才做的。为了满足‘中心’的趣味而投机取巧,有悖于做人的原则,也违背写作伦理。”这位西方人打断他的话,一次次喊叫,怒不可遏。我的作家朋友只好客气地请他离开,说自己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写好自己的作品,而不是翻译,暂时不能与他合作了:“我们的谈话就到这里,好吗?”
  在中国,这位“上宾”哪里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认为整个过程“太可怕了”。
  这个故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以至于过去这么多年了,我还是没有忘记其中的细节。
  前几年读了一本南非作家庫切的随笔集,其中有一篇谈到著名诗人艾略特,写了他的一段往事。艾略特受邀到美国一所大学做关于欧洲诗人维吉尔的讲座。就在此前两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整个世界陷入动荡,冲击之强烈简直无以言表。很不巧,艾略特就是在这个时刻来到讲坛的,因为这是预先确定的一场学术活动。现场当然要谈到这场大战,不过他只用了一句话:“欧洲刚刚发生了一个事件。”接着,他就开始讲维吉尔。艾略特极专注、极深入地阐述了维吉尔,特别是诗人之于欧洲文化传统的意义、其永恒性。
  整场讲座他再没有提到刚刚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他所置身的这个场合、这个时段,需要认真讲解的只是关于欧洲文化的基石性人物维吉尔。这次讲解必须倾力为之,聚精会神。艾略特目不旁视地讲了诗人的永恒,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都没能稍稍转移他此刻注意的重心、才能的重心和智慧的重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会过去,而维吉尔是永恒的。他在讲座的整个过程中,只沉浸于永恒的意义和认知当中。
  一场世界大战将会剥夺多少人的生命和幸福,而且将永远改变这个世界。一个诗人不可能无视这样的惨烈和巨变。柔软无比的心肠、对苦难的敏感和强烈的现世责任感,正是这一类人的生命特质。但是这一次,在这个讲坛上,他讲的是维吉尔。他必须专注于此,甚至需要暂时忘却周边这个剧烈动荡的世界。他要沉浸于诗的文化中诠释,进入“欧洲的永恒”。
  诗人如此专注于永恒、专注于诗,对现实而言恰恰不是傲慢,而是最深的谦卑。诚实、认真、理性,使他没有慌乱如丧家之犬,没有汲汲于时下。他疏离了近在眼前震耳欲聋的那个话题,只专注于说好说透自己要说的。这样的人其实更可信,更有力。一个人必须蓄养气度,才能有良好的、持久的投入,无论对现实生活还是永恒的诗性,皆应如此。
  如果艾略特那一次讲座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维吉尔搅到一起,搅成一团,会是多么糟糕!
  他没有慌乱,气定神闲。他当时要做的事情的性质,决定了他必须如此。
  在我们这儿,有时候,女明星掉了一颗牙或富翁感冒了,主持人都恨不得让人取消讲座,或使主讲人的一席话变得疙疙瘩瘩,再也不流畅。这时候,诗人的尊严是谈不上的。有人认为,在钱、权、名、色之下,尊严是不必谈的。这差不多已经化为习以为常的惯例。
  如上就是这两个故事了。现在看,一点惊人之处都没有。可奇怪的是,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谁要当这两个故事的主角,哪怕有那么一点点意思,都是很难的。大环境,比如思想环境、艺术环境、语言环境、自然环境,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存和创造,我们极其需要注意这些环境,从而让自己的小环境能够多少有所不同。
  这两个小故事我可能会牢记很长时间。在我看来,其中不乏训诫和提示的意味:一个写作者怎么回避恶俗,坚持真理?庸俗是时而发生的,恶俗却是令人后怕和羞惭的。持守自己的职业道德、本分和常识并不容易。这两个故事不过是讲作家和诗人的品质,是最老的那一类话题,或许已经老到让人生厌了。
  (孤山夜雨摘自《四川日报》2017年5月12日,杜凤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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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14期 | 标签: | 33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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