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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经济危机的警示:反思英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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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代尔·特纳勋爵和他的新作《危机后的经济学》

  问: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肇始于亚当·斯密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的伦敦学派得到大力发展,又被英国1979年上台的撒切尔政府加以实践推广,并在此后30年来的英国经济政策中起主导作用,包括1997年继保守党后上台的布莱尔工党政府。你对这个思想有何见解?
  答:2008年经济危机出现以前,我相信在西方社会的经济学界和意识形态,倾向自由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或者叫“华盛顿共识”,占据了绝对主导。这个思想有两个前提。第一,我们清楚经济活动的目标是什么,这个目标就是使经济增长最大化,如果达到了最大化的经济增长率,就会获得人类福祉。第二,实现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手段,是通过最大限度自由的市场经济,自由的市场经济不仅包括有形商品和消费者服务业,也包括金融服务业。这两个前提又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经济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之上,即断定人类总是理性的。持高度数学化的经济学理论的学者认为,当我们行为理性时,自由市场的经济体制就会产生最佳的经济效益。而在我最近出版的《危机后的经济学》著作对这三个方面提出了挑战,我觉得2008年的危机告诉我们,该对这三个命题进行反思了。当然我并非完全反对这三个命题,而是认为,我们应该对这三点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反对将这些理解简单化。
  首先说经济目标。新自由主义者,也包括社会主义者,都有一个强烈的信念,相信我们需要的是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因为人们越富裕,就会感到越幸福,从而人类福祉程度就会越高。但是,有很多新的实际经验的证据表明,当人们的收入达到一定限度时,更进一步、超过这个限度的收入,对提高人类福祉程度必然会变得不太重要,即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比如人均年收入从1000美元提高到1万美元,会起到极大作用,让人们享有合理的生活方式,有一定程度的休闲,良好食品、良好居住等基本的生活条件。然而,比较发达的经济环境下,西方社会20年前就达到了这种程度。另一方面的证据表明,单纯依靠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显著的和持续的福祉增加,并且极有可能的是,不平等将成为人类焦虑和忧愁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就要拷问我们的目标,除了经济增长外还包括什么。我们还要考虑生活质量,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而特别重要的是财富如何分配的问题。
  问:新自由主义如何看待财富分配问题?
  答:新自由主义将提高人均收入作为增长的唯一目标,因而倾向于忽略财富分配和社会不平等问题,认为不平等是动态自由市场的一个合理的副产品。英国和西方社会在过去30年的经济实践中,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我们越来越富裕,但人们自我感知的幸福程度并没有继续增加,这里面有各方面因素,而财富分配是很重要因素。我们生活在一个收入很不均等的社会。
  英国和美国自80年代以来,个人年收入保持增长,同时收入的不均等程度在很大规模上持续加剧。在美国这个现象更严重,占人口四分之一的最底层人群,30年来实际收入并未得到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并不比30年前好多少。同时占人口百分之一的上层的收入提高了300%,这个差距很惊人。英国过去30年的收入不平等现象,虽然不像美国那么剧烈,但也很明显,从撒切尔的保守党到后来的工党都是如此趋势。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非完全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有多种原因。中国进入全球经济圈,向制造业注入廉价劳动力,从而加剧全球劳动力市场的竞争,造成欧美对低技术劳动力的需求缩减,工资降低,还有高技术的职场效应。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从不同方面增加了这些领域高技术工作人员的市场价值,同时降低了可自动化的低技术人工的价格。
  忽视收入分配不均等的意识形态影响了政府的经济政策。英国政府的个人税收政策倾向于减少税收差距,这表现在降低高收入人群的税率。1979年高收入税率是交83%,后来减低到60%,再降到40%,现在是45%,这个降幅巨大,可以说我们的政策在这30年来靠缩小税率,有意识地倾向于使收入不均等,脱离30年以前的收入比较均等状态。说到这里,我应该向中国读者指出,英国的制度仍然有很大程度的均衡财富分配机制,这些均衡机制比中国现有的强大,比如我们有高收入人群缴纳其高收入区域45%的税制、较高的全民福利制度、国民养老金制度、国民健康医疗制度。
  问:撒切尔执政以来在这套新自由主义的意识主导下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政策,除了刚才谈到的减税,还包括私有化、去监管化、取消汇率管制,打击工会力量以及削减公共开支等等。能否回顾一下这些政策对英国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影响?
  答:我1979年还在剑桥大学读书的时候,追随保守党的自由经济观点,后来我放弃了。我今天仍然认为,撒切尔政府所采取的许多经济政策,在当时的情况是必要的。英国70年代,工会的势力发展得过于强大,做法不负责任,他们不断要求提高工资,由此引起高通货膨胀率,对经济造成困难。撒切尔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限制法令,如要求工会罢工前必须举行投票等等,以此将工会的活动限制在法令的框架内。撒切尔政府将某些国有资产私有化的举措也是有益的,当时这些大型的国有企业、煤矿、炼钢、电力能源产业,经济效益很差,负债严重。政府将这些企业私有化,极大提高了经济效益。后果是煤矿和炼钢厂造成了大量的工人失业,因为那些工作被现代技术取代。总的来看,撒切尔整顿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制造市场的政策是有益经济发展的,体现了自由竞争的结果。
  然而负面影响我们现在才开始认识到。政府削弱工会势力的同时,也削减了工会照顾底层收入人群的能力,而这是英国工会的传统角色。在工会力量薄弱的社会,政府应该有其他的方法补偿工会对底层收入民众所起的保护作用,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立法设最低工资。然而1997年以前执政的保守党不赞成最低工资法,认为最低工资法肯定会造成大量失业。1997年工党执政后才引入最低工资法,当时我担任最低工资法委员会的主席负责此事。实践证明,可以设立一个很低的合理的工资界限,防止付的工资太低,又不减少人工的雇用。我认为执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保守党在这方面走得太远,既不要势力强大的工会,又不要最低工资法。在1979至1997年的保守党执政期,英国有一些工作工资少得可怜。我想通过这个例子说明,我们接受市场规则的同时,也可以通过政府干预,规划劳动力市场,减少市场自发产生的不平等现象。特别是在现代信息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的情况下,除非政府有措施保障最低工资,否则将来工资差距会更加扩大。
  
1989 年10 月13 日,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布莱克浦出席保守党会议

  过去30年英国经济在其他很多方面大大增长,如金融服务业大规模扩大,以伦敦为中心的经济发展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差距加大。而在那些薄弱方面,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加以补偿,使市场化引起的边缘化现象得到缓和。这些缓和措施在撒切尔的保守党执政期没有,而是由1997年上台的工党政府制定的。
  撒切尔政府削减公共开支,关掉那些无效率的国有部门,并没有直接影响到医疗健康等方面。然而他们相信在国民健康领域引入一套准市场机制,会大大提高健康服务的效率,因此不需要增加健康服务的公共开支。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当一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富裕,人均寿命越长,这个社会不可避免地就要增加国民健康服务的开支,健康开支占GDP的比例也就越大。到1997年为止,英国花在国民健康服务的开支占GDP的比例是6%。而瑞典、法国和德国是10%、9%和11%,这些国家的国民健康水平更高。布莱尔上台后,工党政府首先增加国民健康服务的比例,尽量与欧洲国家的平均开支比例靠近,从GDP的6%提到9%。增加健康开支政策现在成为各党共识。
  关于健康服务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新自由主义观点倾向认为,市场经济可以运用于所有领域,任何领域实行市场竞争机制都可以更有效率。但是在健康领域不是这样。西方有一个在健康领域实行市场机制的实例,就是美国,而美国却是全世界健康服务效率最糟糕的国家之一。瑞典这些国家,花在国民健康服务的开支占国民总收入大概为10%,美国是17%,然而瑞典的健康服务水平比美国高。瑞典健康服务的主体部分是国有,尽管也有很小一部分搞市场机制。我们在健康服务领域有大量实例证明,健康服务以国家参与为主的国家,其服务效率超过纯粹实行市场机制的国家。健康服务业与餐饮业完全不同。国家经营的饭店,不管在世界哪个地方,基本上都搞得很糟糕。苏联经营的饭店实在不敢进去。如果你想把饭店经营好,你应该搞市场机制;如果你想建立有效的健康服务系统,你最好走国家参与主体的路子。这就是我所说的微妙平衡途径,所以新自由主义将市场机制导入所有领域的思想是错误的。撒切尔本人主张将国民健康服务纳入市场机制,但因为受到她的内阁反对而没有实行。
  保守党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犯的另一个错误是在养老金方面,他们认为应该由个人负责自己的养老金计划。在政府部门或者大公司工作的,都有工作单位为职员提供养老金,如果都没有,个人应该找保险公司签合同,自己买一份养老保险金。保守党因此减少了政府养老金在GDP所占比例。实践证明,在养老保险方面走完全的市场途径,这是个错误。如果政府让大家都买个人养老保险,费用会增加,经济效益很差,同时个人缺乏足够的能力决定是否要买养老保险。至少在英国,个人一般不会主动去买养老保险,除非他们被保险公司的推销员说服。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才认识到,在养老保险领域搞了一套自由市场机制,实际上造成了在中小企业工作的人群养老金降低,养老保险的费用昂贵,还产生了恶性销售现象,即保险公司的销售人员将不良产品卖给消费者。我在2003至2006年担任英国养老金计划委员会主席,我认为我们需要良好的国家养老金,并略微提高普通国民养老金数额,如果个人还想在普通国民养老金的基础上多获保险金,政府应该帮助他们很容易地买到额外国民养老保险。我们制定了一套建制,雇佣方自动将员工注册加入养老金保险计划,员工保留选择退出保险计划的权利,让存保险变得容易,以此吸引人们加入养老保险,还有成本效益合算的国民养老存储计划,这些措施都执行了。
  问:你刚才从财富分配、社会福祉的角度谈了对英国新自由主义以单纯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经济政策的反思,下面请谈谈手段的问题。撒切尔主义坚信不受限制的市场自由经济机制将带来最大效率,反对国家过多干预经济市场。布莱尔一面增加健康、教育和福利经费,一面又在健康和教育这两个区域进入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是否万能?
  答:用什么方式实现经济增长?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认为,只有通过解控,彻底解放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我当然同意市场对经济增长充当相当重要的角色,但是提倡最大限度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面临两个矛盾:首先,2008年的经济危机是金融危机,它告诉我们,金融市场很不同于饭店、酒店、制造业等这些普通的商品经济市场。在饮食制造等经济领域,自由的市场机制对激发人们的自由创意、创业参与、发明创造、高质量服务等都起到积极作用。然而金融领域如果搞自由市场机制,则会产生金融危机。因为金融市场很特别,它将现在和将来联系在一起,金融市场涉及合同,一方交钱,一方许诺给予未来的收获。这种合同基于在当前市场状况对未来的估计,以连接现在和未来为特点的金融市场,有一个难以逃脱的弱点,就是反复无常和非理性。经济学家如凯恩斯对此有分析,完全自由化的金融市场具有滋生不稳定性和产生过度债务水平的内在趋势,也一定会产生大量抽租rent extraction,即一部分人被付给极高的工资,不是由于他们为其客户提供了极大的价值,而是由于金融交易体制能够纳入一部分对社会毫无用处的东西。2008年的危机给我们的教训是,在金融领域搞自由市场非常危险,金融市场需要监控和管理,防止出现不均衡、抽租套利,及因此产生的不稳定性和金融危机,正是这些使我们在后危机阶段挣扎于缓解通货紧缩的压力。
  我们也从另一方面意识到自由市场不是万能的,这就是中国经验。虽然邓小平说中国要搞市场经济,习近平也说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农业发端的日益加强的私有化经济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占据重要的比例,然而中国增长迅猛的经济实践也包括很大程度的政府对市场的调控。中国的金融业从未引进自由市场机制,受政府控制的金融市场对高投资率、因而高速的经济增长起了重要作用。
  
1987 年5 月1 日,撒切尔夫人来到英国兰开夏郡的一家饼干工厂参观

  问:说到中国,中国的部分知识分子似乎倾向于亲新自由主义,因为自由市场经济意味着自由民主。听你讲来,新自由主义是不是容易被理想化呢,从外面看不到它的弊端?
  答:市场经济带来经济自由,缺乏经济自由的计划经济最终走向失败。比如苏联的集权计划经济,实行指令性劳动,其结果不仅是经济停滞,而且对环境破坏严重,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学家、诺贝尔获奖者阿马蒂亚·森提问:假设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实现GDP增长上与市场经济一样有效率,那么那种模式是不是就好呢?仍然不好!他回答道,因为个人有按照其意愿选择居住、工作、生产消费的权利,人们很注重的生活价值,即使这些价值的实现并不能让他们变得更加富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支持市场经济。比如有人说,我不愿意给大公司工作,我更愿意开一个自己的小公司、开一个酒店等等。这是市场机制带来的生产自由,还有消费自由,这样的自由本身就是值得尊重的。因此我赞同中国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所持的肯定态度。在承认这点的前提下,我们要意识到搞自由市场的另一个极端,就是如果任何领域都被市场化,你会得到一个极其不均衡的社会,环境破坏,金融不稳定。因此对提倡完全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进行纠正就很有必要,即一方面认识到自由市场带来的好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认识到自由市场的缺陷。
  问:撒切尔执政期间,长期困扰英国经济发展的通货膨胀得到有效遏制,经济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都居欧盟首位。布莱尔工党期间,经济持续发展,1997至2006年英国人的实际收入增加18%。这是不是说,单从经济发展角度考虑,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还是很有效率的呢?
  答:经济政策的实践效应常常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1986、1989、1997年的几次政策法令松绑,直到2006和2007年,我们一直没有看到任何不良效果。到了2008年,经济危机一下子从金融业爆发出来,部分原因是政府对金融市场的解控政策引起的,而解控政策来自将自由市场经济过于简单化的经济思想。
1984 年,英格兰约克郡基维顿的矿工工会人员正在给工人派发食物礼包。照顾底层低收入人群原是英国工会的传统角色

  所以,我们看到英国经济1980至2007保持良好增长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后续7年的糟糕局面,从2008到2014年人们的工资实际价值并无增长,反而比2008年有所降低。这种情况反映出保守党和工党执政期间所推行的经济政策产生的经济效益是不稳定的。这个不稳定性主要来自金融业。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这方面犯了错误。关于人类行为方式是完全理性的假定过于简单且具有误导性,精致的数学推导往往导致了忽略常识判断和经验观测。
  当时有一种观点占上风,就是我们应该放权给金融业自由经营。1986年政府有一次较大的松绑,当时称为“大爆炸”(Big Bang),对股票市场,从事金融股票资产交易人员的定位各方面都大大放松了规定。对民众生活影响较大的是对房屋抵押贷款协会(Building Society)的松绑。以前,个人购买居民房屋的按揭金主要是由各种Building Society提供的,而不是来自银行。Building Society由贷款购买房产者集体拥有,只有缴纳了一定数额的定金才能借给购房按揭。它们出借按揭时比较谨慎。80年代和90年代,保守党甩掉了对Building Society的诸多限令,说:你们可以转成银行,所有的银行都可以做房产按揭。这样一来,部分Building Society转成银行后,从事十分高风险的金融活动,2008年经济危机一冲就垮了。比如倒闭的Northern Rock银行、Bradford and Bingley银行,及被政府救市的Alliance and Leicester银行。所有那些对金融行业的放松限制,都被200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是错误的。
  金融业不像其他行业,它有自己的特殊运行规则。进入金融领域的人士,往往会有响应非理性潮流的倾向,他们看到股票市场上升,于是假定股票市场会接着上升。于是他们买进,股票市场继续涨高,一直涨到人们不再充满信心,股票下跌。当然我们都知道股票市场有这种大震荡周期,但房贷市场危害更大。银行贷款于房屋购买,房产价格上升,于是人们借更多贷款购房,房价进一步上扬,升、升、升,然后跌、跌、跌,这就形成我们所称信贷与资产价格循环。这种循环已经存在多年,成为引起多次银行危机和经济衰退的主要因素,比如美国得克萨斯州80年代早期、马萨诸塞州80年代晚期,日本90年代早期和北欧国家90年代早期均如此。重要的是我们在金融业要确保银行不能随意交易,不让它们像过去那样,创造房产泡沫经济,因为房产泡沫的膨胀和破灭会对经济造成巨大危害。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有严格的监控,对银行出借的资本、拥有的资产折现力制定标准。在房产经济上升期,我们必须紧缩资本以及资产折现力标准,对借贷者的最大借贷数额加以限制,紧缩贷款额与价值比和收入比。
1979 年11 月28 日,示威者在伦敦游行,抗议保守党政府削减财政开支

  2008年危机以前,新自由主义者不相信这些问题,他们相信金融市场一定会自由地合理运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追随者。他相信自由的金融系统无论如何经营,都一定会使经济更有效率。他相信金融系统会自发创造出一套复杂的安全运转体系,解决贷款给房贷次借贷者的危险,总之我们可以信任自由运行的市场做明智之举。然而关键就是我们不能相信自由的金融市场做明智之举。
  我以上说的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批评,因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主导原则是市场知道怎么做最好。在实体经济方面,市场可能懂得最多,但金融和信贷方面不是这样。金融市场自由化可能无法提高经济效率,甚至还可能增加不稳定性和加剧社会不平等。
  问:你谈了对新自由主义以经济增长为目标,以自由市场为手段的批判,指出了其理论基础,即人类经济行为总是理性的这一断言不适用于金融市场,正是金融市场人们的非理性之举,形成金融泡沫的循环。这种非理性的行为跟人类本性有关吗?
  答:有不同理论解释这些泡沫循环的发生,原因之一就是单纯的人类本性,人类本质上并非完全理性的。现代经济学有一个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学派,Behavior Economics行为经济学。人类具有的众多本能之一,是群居本能或从众效应,如果你看到别人在做什么事,你也跑过去跟他们一起做。群居本能在我们人类的进化早期,使我们更适合生存,但是应用于金融业却很糟糕。这意味着如果别人都以为股票会上升,房价会上升,或者看到其他的银行都相信应该出借房贷,你也会相信房价会上升,相信银行应该出借房贷,这种心理效应会反作用于群体而得到不断增强。这是脑科学的研究结果。
  明白这点很重要,人们喜欢赶潮流,买时装,这种行为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也没有什么害处。然而同样动机应用到金融领域,可以产生不稳定性。此外,还有别的相关原因,即使那些非常明智的人士,本身不受从众效应影响,但他们了解羊群效应对其他人的作用后,也可能会进入泡沫市场。他们会这样考虑:现在每个人都失去了理智购进,因此价格会上升,因此我应该进入,只是我要小心谨慎,在价格上升到顶端前退出。此外,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还来自不完全信息的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方式不是十全十美的。还有纯技术操作方面的原因,价格上升期,贷方的经济地位提高,因此他们有能力出借更多贷款。可以说有好几种原因造成了金融市场,特别是信贷市场的不稳定性,自由的金融市场也可能使信贷供给和资产价格发生极具危害性的暴涨和暴跌。
  问:撒切尔主义者相信货币主义理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央行,凭货币政策对金融业间接监控而无需直接监控。货币政策能做到吗?
  答:我不认为单凭货币政策就可以监控金融。有人说2008年的危机是因为危机之前央行制订的利息率太低,利率不应该是2%,而应该再高,高到6%。我认为这个分析太过于简单。金融市场的运行系统如此不稳定,即使利息政策正确,也不可能纠正这个不稳定性。一旦金融市场波动,单靠货币政策调整利息的手段,很难让飞速的市场缓慢下来,控制住泡沫膨胀。因为人们一旦相信房价会上升,就会多借房贷购房。假设房价每年上涨15%,央行把利息从5%上调到5.5%或6%,这对人们的借贷购房信心不会有什么压抑,因为他们可能担心:如果我今年不买房,三年后我可能再也买不起房了,所以即使利息从5%调到6%,他们还是会买。如果利息从5%上调到10%,则会严重损害许多需要借贷运行的小企业的利益。经济领域内不同行业对信贷率有不同的弹性和反应,那些非现实行业,较之现实行业,一般对利率的调整更能接受弹性,反应不会那么强烈。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必须使用定量缓解的办法,制定法规,限定资本标准,同时使用利率调整以减缓信贷资本市场的原因。
  回顾经济政策的实践,从过去30年的英国经验、美国经验、欧元区,东南亚国家印尼、泰国及韩国,我们汲取的教训是金融领域是一个特殊市场,必须采取政府监控。
  我们也看到,自由的市场经济或许会帮助我们获得经济增长,然而取得的经济增长很可能很不均衡。从1980年以来,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大规模的财富分配不均衡,这种不均衡差别非常之大,以致最底层的人群完全没有参与增长的机会。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单纯搞自由的市场经济,比如新自由主义模式,并不能对建立一个谐调的、平衡发展的社会很有效,还需要其他方面的国家调控。如像我刚才提到的国家养老金计划、良好的健康医疗系统、最低工资法等一套建制。即使在那些市场机制行之有效的领域,也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放任自流。
  问:你频繁访问中国,9月中刚参加了天津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你认为中国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创建良好的社会公益环境?
  答:我认为中国现在走到了这个阶段,就是许多问题都归结到创建一个更加均衡的社会的问题。
  中国注意考虑的是重新均衡财富、搞社会福利所需要的开支是多少。目前中国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比如国家医疗服务的开支、养老、教育等,比起西方国家来非常之少。有一种担心,如果将开支用于这些公共服务方面,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放慢,国家更愿意将钱用于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制造等方面,修建高速铁路、购物中心、体育中心等等。当前的经济模式下出现过多的投资,这达到了危险的界限。中国目前将国民收入的50%~52%用于投资,大量是用于基础建设和房产,这个比例高得很走极端,这不是正常的经济增长结构。中国现在拥有很好的有形的硬件基础设施,但是中国缺乏软件基础设施、良好的医疗服务、社会福利制度、养老金制度,这些建制可以确保每个人都有起码的社会安全保障。如果社会不均衡现象极端严重,又没有社会补偿机制进行缓和,很可能对经济增长有害,妨碍经济增长。因为底层的民众不安全感如此强烈,担心生病、担心老无所养,他们不愿意消费而更愿意储蓄。现在中国应该从投资经济的方向,向消费型经济发展。瑞士和丹麦的经验表明,如果规划合理有效,国家完全可以供得起良好的社会福利体系,提供失业、医疗、教育、养老福利,而不妨碍经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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