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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妈妈”袁厉害的收养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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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养
  袁厉害出现在哪里都会引人侧目,这个46岁的女人实在缺乏任何一点女性的精致:惊人肥硕的身躯、黑红的脸膛、一头蓬乱的头发,敞着怀的红棉袄、黑棉裤,脖子上围着极不搭调的蓝围巾,即便在小县城也显得过于不修边幅。“我都好多年没买过衣服了,这还都是人家给的。”袁厉害不以为意,她告诉本刊记者一位亲戚托她跟县人民医院院长说情,手术因此减免了1000多块钱,亲戚就买了身上这身衣服来表达感谢。这种帮着托关系、说情的事对她来说稀松平常。“以前医院没有电脑时更好办,家里穷的找我领着找大夫拍个片子,直接过去说一声就行。”她这几天正感冒,已经在县医院挂了三天吊针,输着液时还有护士跑到病房来找她帮着调解宅基地纠纷。“她就是看见事管不住嘴,马路上看见车辆剐蹭都要搭腔,有时候发生轻微事故,交警居然找她去做双方的和解工作。”与袁厉害认识了十六七年,朋友王丽兰对她这种性格实在感到无奈。但也是因为这副热心肠,袁厉害不仅在县城里积累下丰富的社会关系,还能从中获益:“中介老板最喜欢找我去跟两家谈价钱,人家都信任我,谈妥了买主卖主都给我一些中介费。”
  县医院是袁厉害最熟悉的地方,医院里几乎每个医生都认识她,这个小学一年级都没念完、大字不识一个的女人直接告诉医生应该给她开哪种针剂。“都是逼出来的,孩子们经常生病要送去急诊,感冒打什么、心脏病打什么的听多了也就记住了,大夫还教会我给他们扎针。”袁厉害对本刊记者说。从8岁起她的活动范围就在医院,先是跟着有残疾的爷爷在医院门口卖大碗茶,后来带着弟弟在医院门口摆水果摊、卖油条、打烧饼。有个性的名字也是爷爷给取的,跟大姐“袁大口”一样,爷爷是不想让孩子长大受委屈。“厉害本来就性格开朗,在医院门口做买卖跟谁都能说上话,很快就跟医生们都认识了,妇产科就给找了个勤杂工的差事。”王丽兰说。勤杂工的主要工作是帮妇产科处理死婴,袁厉害没什么顾忌,而且掩埋一个还能获得20元的报酬。“有一次我从医院抱出一个孩子去埋掉,突然听见他还有轻微的哭声,给吓了一跳,但是孩子的父母已经找不到了,我就把他留了下来。”这件事发生在1987年,当年的孩子被袁厉害起名叫“海洋”,如今已经出外打工、结婚生子。
  1985年,19岁的袁厉害和老家河北的丈夫结婚,婚后三年3个孩子相继出生,如果要供养更多孩子,她的经济压力和所付出的精力都可想而知。“如果我不抱走,就看着她在医院门口冻死、饿死吗?”1989年,自己的女儿才出生半年,一个先天性唇腭裂的女婴被扔在医院门口,她又给抱了回来,如今这个叫“盼乐”的女孩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上世纪80年代末正是兰考计划生育政策严格落实的时期,经常会有人将身体有点残疾的孩子丢在县医院门口。袁厉害说:“别人可以围观一下就走,我的摊子就在旁边,总忍不住过去喂喂。”教袁厉害打烧饼的师傅崔秀阁也“怂恿”她抱回去:“好歹是一条命啊。”这位年近80岁的老太太靠打烧饼收养了4个弃婴,没向政府伸手要过一分钱。“如今干不动了,她在外地工作的女儿每月寄给她2000元,算老太太和4个孩子的生活费。”王丽兰对本刊记者说。
  一而再、再而三,到1993年袁厉害身边的孩子已经有七八个。“她那时候也像魔障了,说让她不要再抱了,过两天又给你抱回来一个。”王丽兰骂袁厉害,袁厉害也觉得委屈,有人知道她收养弃婴后就直接送到她的摊子。“偷偷放柜台上的、放门口的,还有一次我在棚子里睡觉,醒了发现背后有个孩子。”家庭战争更为惨烈。“松松来时我弟弟刚出生不久,我妈顾不上就把我弟弟送去河北奶奶家,一放就是13年,到现在我弟弟都不叫她妈。”大儿子杜鹏也怨过母亲,他恨妈妈,“家里这个样子怎么会有女孩愿意嫁过来?”母亲、大姐、兄弟媳妇都被她拖累住,帮着照顾这些“外人的孩子”。丈夫完全不能理解袁厉害的行为,夫妻俩陷入了争吵、冷战,1995年双方分居。袁厉害也尝试做出妥协。“1993年我才第一次知道弃婴可以由福利院管,我就抱着孩子去开封市社会福利院,他们不收。”兰考县民政局社救股股长冯杰证实,当时开封市社会福利院不具备接受开封市以外弃婴的条件,而且福利院接受弃婴需要有公安部门发现弃婴的出警证明,袁厉害收养的孩子往往证明不全。花光了盘缠的袁厉害不忍心把孩子扔在福利院门口一走了之,就又抱了回来。她能做的是托认识的医生介绍可靠的人家代养孩子。“想跟我要孩子的我都得仔细考察,不是谁要都给,而且绝对不要钱。”袁厉害对本刊记者说。即便如此,送走的孩子总抵不过源源不断送来的数量,后来连“110”捡到孩子都给她送来,孩子的数量始终在增加。“现在最小的一个刚刚一个月左右,十几天前放在我家门口的,还没有去医院查是什么毛病,看样子像先天性心脏病。”袁厉害抱着孩子,屋里一片嘈杂,她不哭不闹。
  家庭生活的脱轨对她似乎没有造成任何影响,母亲至今也不能理解女儿为什么要收养这么多孩子。“以前经常逮到机会就骂我,这几年骂不动了。”袁厉害说着就会笑起来,难为她的只有经济问题,没有任何一个人让她在情感上屈服。袁厉害始终坚持着自己那两条简单的道理:“我不养他们,他们就会死。”“养了一段时间有感情,舍不得。”
  养活
  这几天让袁厉害闹心的是城西四皓村的一块土地纠纷。半年前,她用一位广东老板资助的10万元钱在四皓村转租了一块5亩地30年的承包权。“我打算在这里建一圈平房,让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房间,中间还能种菜,吃饭问题也能解决一部分。”还没动工,这片土地就被告知划入了村大队打算拍卖的城市建筑用地中。“你可一定要坚持住不卖啊,要不可得把钱退给我,我这都是好心人给孩子的钱。”袁厉害站在地头对转租人不停叮嘱。9月初,5个婴儿被开封市社会福利院接走后,留在她身边的孩子还有30个左右,除了六七个出外打工,还有20多个孩子集中住在县医院旁边袁厉害的家中。这个两间半的二层小楼摆下10张小床已经非常局促,半大的孩子们还要两三人挤在一张床上入睡。每晚放学后,客厅、小院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给孩子们玩闹。
  松松19岁,他知道这已是袁厉害能给他们提供的最好的生活条件。1993年,县城拆迁改造,袁家全家人没了房子,就在街边搭个帆布窝棚居住,县城里的人都能看到窝棚里袁厉害和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我买一次馍都得要20块钱的。”可还是不够吃,孩子们饿了会跑去摊上拿点方便面垫肚子,松松记得小时候打架多半是因为争吃的东西。袁厉害犯难时去找民政局,每年也能拿到一两袋面粉的救济。但是收养的孩子中,完全健康的只有两三个,其余的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唇腭裂、先天性心脏病和白化病等。“国家免费手术政策出来之前是我自己花钱给他们做手术。”房子拆迁二十几万元的补贴她花得一分不剩。即使这样仍然挽救不了很多幼小的生命。“抱回来没几天就没了,这样的孩子也有30个。”袁厉害对本刊记者说。
  2005年左右,医院改造又占了袁家的摊位,七间房的地方才换了一所两间半的二层小楼。杜鹏刚娶了媳妇,再加上30多个孩子怎么也住不下。袁厉害从朋友那里租到一片“花园”,“花园”只是因为它靠近一片花圃,临时搭建的窝棚相当粗陋,旁边还有散发臭气的垃圾堆。60多岁的张喜梅帮袁厉害照顾孩子已有五六年时间,她说:“那个房子破到雪花会飘进来,怕冻到孩子得拿东西把被子四角都压上。”从2006年起,郑州阳光义工组织的志愿者定期来看望孩子,负责人王秦朗对本刊记者说:“那种气味难闻到让人无法忍受。”在他们看来,无论袁厉害还是张喜梅照顾这么多孩子都相当吃力,孩子“尿不湿已经完全湿透粘在小屁股上,除了咳嗽、眼部有病,还有拉稀的迹象”。除了吃馍,厨房的大缸里腌着的只有整根的胡萝卜、土豆。“被子、衣服不知道要多久才洗一次。”2010年底,看不下去的王秦朗带着几个义工给粗陋的窝棚平整了地面、抹平了四壁、重新搭了厨房的灶台。王秦朗不理解,从2005年后已经有来自组织和个人的援助不断送给袁厉害,“我们根据媒体新闻的内容估计不下100万元,为什么孩子们还要居住在这种条件的地方?”半大孩子们打作一团,有时还会冒出令人难堪的脏话。

  在王秦朗看来,几年里袁厉害因为事情越来越多,能在孩子身边看到她的机会越来越少,她找的代管人又没有足够的护理能力,因此,阳光义工组织想要完全改变这些孩子的境遇。王秦朗联系了开封市社会福利院,福利院答应可以接收所有孩子,然而就在此时,袁厉害身边的20个孩子一夜之间都有了户口,并且突然消失了。“袁厉害和这些孩子之间有感情,彼此都舍不得对方,送福利院照顾的工作需要一步一步做,我认为王秦朗的想法太操之过急,但是他不肯听我的劝告。”冯杰对本刊记者说。弃婴上户口需要民政部门出具证明,冯杰坚称事先并不知情,袁厉害能给20个孩子上户口体现的就是她“社会关系”的能力。这些孩子都跟袁厉害姓袁,仓促间还出现了“袁哑巴”、“袁瞎子”这样的名字。袁厉害的解释则让人莫名其妙:“我看到王秦朗和冯杰两个人杠上了,他们都是为孩子好,我想缓和他们的关系,就把孩子们都暂时藏起来了。”
  王丽兰觉得袁厉害并不是故意虐待孩子,而是没有认识到孩子们生活的环境有多糟。“你看看她自己的样子就知道不是个干净利索的人,小时候学打烧饼和不动面,她就跳到面盆里用脚踩。30岁时身上就有很重的体味,不爱洗澡换衣服,鞋跟永远提不上,总是趿拉着走。”在袁厉害的认知里,她努力挣钱能做到的是把这些孩子养活、养大,如何教育对她来说要求过高。她能想到的是给长大的孩子谋个生计:松松和袁帅已经去香油厂当学徒两个月了,每月有800元工资。“炒芝麻最难,要学好几个月才能出师。”袁帅对未来已经有了清晰的规划:开个自己的香油坊,然后娶个媳妇。袁厉害并没有对张喜梅和一位更大岁数的老婆婆要求太高,她请人照管看重的是人情,而不是护理能力。张喜梅留下也是因为6年前看到袁厉害一个人拉扯这么多孩子的窘迫:“我跟我儿子说我过过三天喝一碗汤的苦日子,现在看着这些没人要的孩子不能不管。”张喜梅的工钱不是按月给,多少也不定,给的方式也透着微妙的人情味。“让她帮忙买奶粉、尿不湿的时候多给些,剩下的让她自己留下。”袁厉害对本刊记者说。
  留下
  没能“解救”全部孩子的阳光义工组织向河南省民政厅举报了袁厉害的“非法收养”,他们还怀疑她存在“诈捐”行为,爱心款项没有悉数用在孩子身上。然而这些年到底有多少爱心捐助的钱物到过袁厉害手中,袁厉害不说就没有人说得清楚。她不识字,也坦言没有这样的账目。她说自己从没有跟银行打过交道,“挣来的钱随时就会花出去”。冯杰表示,民政部门并没有权力监管直接指向袁厉害的那些善款和物资的使用。这两年随着土地价格的上涨,袁厉害窘迫的经济状况基本翻了身。“拆迁时补偿的地我只卖了一处,还有两处租给别人,现在价钱涨了很多。”兰考的县城建设欣欣向荣,社会关系丰富的她还跟人合股帮人盖“小产权”的二层民房、修医院门口的路面。“别人说5000块能修好,我给找找熟人,3000块就能修好。”袁厉害说。除了固定摊位的收入,她用努力经营的各种关系创造收入来源。“妈妈睡觉从不脱衣服,经常靠在哪儿就睡着了。”上五年级的袁金茹说。而这已经是袁厉害十几年的习惯。
  面对“非法收养”的举报,兰考县民政局显得颇为尴尬,因为这种“非法”是长时间存在的默许状态。“兰考到现在都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几十年一直没有能力建社会福利机构,开封市福利院又拒绝接收,我们只能默许袁厉害继续养育这些弃婴,并尽力给予物资帮助。”冯杰说。近些年伴随产检和国家政策宣传的普及,唇腭裂和先天性心脏病弃儿的数量在减少,“但是每年还至少会有十四五个孩子被遗弃,脑瘫这种重症偏多,我们已经可以通过正规途径送往开封市社会福利院。”2009年,民政部门给袁厉害那20个有户口的孩子办理了农村低保,每人每月可以拿到72元低保金。2008年,改造扩建后的开封市社会福利院有能力接收袁厉害所有的孩子,民政局也由默许转向说服袁厉害交出所有在照顾的孩子。“她的确是好一点的孩子不愿送过来,个别脑瘫的孩子才会送过来。”开封市社会福利院的一位负责人对本刊记者说。有人怀疑她通过把好一点的孩子送去别人代养谋得“奶粉钱”,对此,袁厉害表示:“我保证绝对没有收过一分钱!”袁厉害觉得委屈,壮壮的养父患脑瘤去世,她还要不时接济壮壮和奶奶,她说“老人舍不得孩子,我不能带走,老人要是没了,我还会把孩子带回来的”。
  在政府已经有足够能力照管的情况下,袁厉害私人收养弃婴的合理性被降低,虽然她也郁闷“我最困难的时候你们又在哪里?”面对居住环境的诸多批评,她关闭了“花园”,把所有孩子都领回了二层小楼,每餐只有馍和熬白菜,但是每个周末孩子们都会被带到公共浴池去洗澡。袁厉害希望通过这些方式获得继续抚养这些孩子的资格。无论是她还是身边或大或小的孩子们,更好的生活条件并不像民政部门和义工们认为的那么重要。松松上小学五年级时正是家里最困窘的时候,他在以《我的妈妈》为题的作文里写道:“金窝银窝不如我们家的草窝。”2011年9月初,袁厉害终于勉强同意不再接收弃婴,并且把5个最小的孩子送去了开封市社会福利院,七八岁的孩子则喊着“给我飞机也不去”。“合情、合理、不合法。”冯杰明白让袁厉害上交所有正在养育的孩子必须一步一步来。“我们也能理解养育多年肯定感情不舍。”冯杰觉得,最好的解决之道是兰考县有能力建成自己的福利机构,袁厉害就可以就近看望这些孩子。而在袁厉害和孩子们看来这并没有实质区别。傍晚时分当袁厉害出现在院子里,三四个七八岁的孩子就会热情地贴上去,挂在她的膀子上亲热地叫“妈妈”。患白化病的园园爱美,袁金茹给她把白头发染黑。园园视力不好,像其他母亲一样,袁金茹会跑到学校跟老师据理力争,要求把她的座位换到教室最前排。院墙上不知是谁用红粉笔写了个“家”字,袁金茹对本刊记者说:“我们不觉得日子过得苦,因为我们有妈妈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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