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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视最深的恐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所有的哲学,都是对死亡的准备。但是在一个忌讳谈论死亡的文化氛围内,我从未想过,医学与死亡会成为我做报道的题目。我在其中看到一组组充满张力的矛盾:病人与医生、病痛与健康、治疗与放弃、与死亡怒目相向还是握手言和……
  2016年春天,当我走进北京的癌症病房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要写些什么。它不像我以往的选题操作,有比较明确的目标,比如矿难空难事件、法律案件、学者访谈。我提出医生的选题,是因为读到美国叙事医学倡导者丽塔·卡伦的一段话,大意是说,医生生活在一个“科学世界”里,在学术理想、科学上的竞争压力、职业的优越感和表现自我技能的雄心中,往往遮蔽了医学的主要目标——服务。而患者处在一个“生活世界”里,他们喜欢絮叨疼痛,计算看病的成本,对冷冰冰的医学名词和治疗手段感到恐惧。医生所处的“科学世界”与患者的“生活世界”造成了鸿沟,急需有效的填充物。
  当时中国因为几起伤医事件,医患矛盾成了热点话题。多数人都有作为患者的经历,人们不自觉地把自己不愉快的就医经历代入事件,在讨伐医生中形成了一种情感共鸣。丽塔·卡伦的论述,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视角,在一种看似对立的关系中,不是强调对立,而是试图去理解双方的处境。医生是医患关系中强势的一方,调查记者的思路往往是去描写弱势方,但是如果我们去接近“强者”呢,会不会看到另外一种真实?
  在有了讲述医生故事的动机之后,对于这个开放性的选题,我需要确定的元素特别多——舞台(具体写哪个医院的哪个科室),主角(具体写哪几个医生、为什么写他们),故事(选取主角的哪些故事、这些故事的价值是什么)。我很快把目标定在了癌症科室,因为凭借写作者的本能,我知道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故事的戏剧性会大大加强。死亡几乎是所有事物的对立面,每个人逃脱不了的结局,当它与病痛、挣扎、救助,起伏的希望与失望深度咬合在一起的时候,医生可能被看作妙手神仙,也可能被当作死亡无奈的协助者。
  寻找医院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有一群致力于推动“尊严死”的医者。看着越来越多的病人浑身插满仪器、痛苦不堪地离开人世,他们感到困惑。医学在技术至上的胜利过后,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缺乏人性的死胡同。他们使我想起了不久前曾读过的《面对死亡的人》,作者菲利普·阿里耶斯提到,传统农耕时代的死亡是“被驯服的死亡”,而在医学主导下的死亡失去了自然性,反而被他叫作野蛮的死亡。
  我穿梭于北京陆军总医院和北京协和医院,接触提倡“尊严死”的医生们,发现这些受过严格医学训练的群体,反而是较早对医生沉入技术狂欢产生质疑的。他们是医生群体中的少数人,虽身披白大褂,但是试图在“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里自由穿梭。这些“局内人”的质疑,比一般患者对医学缺乏人性的简单指责,更加让人感到震撼。
  我在中国医生的病房里,看到他们对坦然面对癌症、细心安排生活的患者暗生敬佩;对生命末期的病患们,他们向家属婉言相劝——放弃治疗、平静接受人生终点,也是一种值得尊敬的选择。
  怎样的死亡才有意义?怎样的死亡值得提倡?医学在技术无能为力之处,如何表达它的抚慰?病痛和人生终点,难道对于一个人毫无价值吗?我们怎样才能体会到它们带来的另一层意义?我想,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严肃思索的话题。只是当这些问题由精于延长生命的医生们来提出,别有深意。
  这一次的采访,于我而言开创了操作稿子的一种新范式。过去做社会新闻,总是强调一头扎进田间地里,采访对象说什么,我们就记录什么,认为“有啥说啥”才叫真实。但是这次面对医学、死亡、医生这样拥有好几个层面的开放话题,我感觉自己像一个纪录片导演,采访和策划对于我来说都变得重要。
  在采访的三四周里,白天跑医院、采访医生必不可少,同时我找来十几本叙事医学、临终关怀的书,有空就读。我发现从三四十年前开始,欧美就有少数医生、医学院教授反思医学至上,反思缺乏尊严地在抢救室里死亡。他们开始思考,医学如何在取得各种重大突破之后看到自己所不能?医生如何回应他人的痛苦,在谦卑照料中寻找到力量?这些思想,放到今天医患矛盾紧张的中国,难道不同样直指我们的社会之痛吗?阅读书籍使我头脑里有了一张网格,而之前多年做社会新闻的经验,使我能迅速判断其中有价值的观点,并且意识到它们与我白天在医院里采访到的内容,有什么样的连接。
  提倡“尊严死”,在中国还只是少数医生的认知,这背后是对人性深切的尊重。即使不是面对死亡,就一般病痛而言,病人将身体和疾痛展露给医生,医生该如何对待这样的托付?少数“局内人”的反思,使我看到了医学在走向技术极致之后的回旋,这种回旋托付到了具体的医生群体,既给了我们探讨问题的空间,又有了活生生的情感。
  在我试图探讨的话题背后,有着更大的社会背景。如今中国新发癌症病例占世界的1/4,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家庭被迫卷入了这场人生倒计时的抗争。一个人被确诊患有癌症时,这是一个让亲人痛苦和茫然的时刻:该不该如实告知病情?怎样安抚病人的情绪?怎样选择治疗方案?以及,当死亡不可回避时,如何面对?而作为病人,既要接受身体逐渐丧失功能的打击,又要调整和安抚自我的情绪,在技术上与疾病对峙,在心理上反而逐渐与之亲近。
  在采访现场,我的情绪总是相当理性。可是一旦卸下职业的硬壳,每天采访结束后,回想起医生给我讲述的难忘的病人故事,或者是病人对自己愿望的表达,总是忍不住泪水涟涟。人都有回避痛苦的本能,人生最終幽暗的那个深洞,我并不想现在就去凝望。好在职业身份暂借我一层坚硬的外壳,在写作思路的推动下,我像一个搭建楼房的建筑师一样,专注于寻找我要使用的各种材料。先找来大块的不同质地的材料,然后剪裁加工,探寻把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技巧以及作品最终呈现的形态。
  如何让自己有感触的主题,能够像一件艺术品一样,从阅读节奏、叙述口吻、故事设置、情节推进、认知展现各个方面合而为一,对我来说,医生主题的文章是一次重要的尝试。

职业的光辉与黑洞


  在做完《医生的角色》选题后,我把关注点放到了教师身上。中国崛起的中产阶级,对孩子的教育有着向欧美看齐的殷切期望,却往往发现,教育几乎是我们商品经济里改动较少的行业。
  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围墙。所以从地理和建筑形态上看,它们几乎都是闭合场所。这种闭合性也深入到了很多家长的心里:学校有它强大的意志和统一性,当我们的外部社会越来越多元,人们对教育的需求越来越个体化时,学校看上去似乎岿然不动。
  对教育缺乏改革精神的埋怨,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同样发生在美国、日本、欧洲国家……可汗学院的创办人萨尔曼·可汗说,学校和教师都越来越不敢或不愿试错。与其他产业相比,教育显得落后,它缺乏企业式的及时纠错与反馈机制,人们即使进行了一些教学改革,也缺乏科学的严谨方法去测评改革的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理解教师这个角色、如何知晓他们的处境、如何在社会的期望与指责中去走近围墙内的教师,我觉得是需要记者回应的社会热点。
  写作医生与写作教师,虽是完全不同的行业,在我看来却也有着很强的关联。这两个职业都有着很强的公共性,每个家庭都不可避免地与他们打交道,却觉得对他们缺乏了解。医者、教育者,也是过去我所理解的两方关系中的强势者。
  在做资料准备时,我被美国教师、教育专家帕克·帕尔默写的《教学勇气》吸引住了。他讲述了自己即使当了30年教师,一旦课堂上有个完全不愿听讲的学生,这个学生就像个黑洞,会吸走自己全部的注意力,教师从而变得沮丧不已。帕尔默说:“我犯了一个没有经验的新手才会犯的最基本的错误:我完全被他困住了,这个教室中的其他人在我的视线中都不存在了。我忽视了其他学生的需要,使他们成了可有可无的人。课堂上沉默和表面忧郁的学生,他们的大脑不是死的,而是内心充满恐惧。这些学生是被忽视的、处于社会边缘的人。课堂上教师所面对的沉默是社会边缘人经常采用的一种沉默——这些人因为恐惧那些有权力的人,懂得不说话比较安全。”
  他说当人们窥视教师内心的煎熬,犹如不小心闯入了光鲜的明星的卧室,慌乱中看见了她们化妆之前的样子。但是内心没有经历过痛苦或煎熬的老师,就像一辆没有与路面磨合过的汽车,出厂的时间再长,看上去都是崭新的。
  这又一次的“局内人”告白,将教师的自我袒露在公众面前。如果教师只是将教学缩减为纯智能的,它就是冷冰冰的、抽象的。把教学缩减为纯情感的,它就成了自我陶醉。把教学缩减为纯精神性的,它就丧失了现实世界的根基。
  那么在我们的小学内,教师们的自我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她们的自我,是如何与学生、学科、同事形成整体世界的呢?帕尔默的书以及日本教育家佐藤学《静悄悄的革命》《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但是如何转化为一个对中国读者有意义的话题,还是离不开扎实的一线采访。最后我选择了北京的两所小学,对学校里从校长到各科教师,做了20多人的深度访谈。然后找出最打动我的点,重新梳理采访对象,确定了我的报道主角后再进行更深入的访谈和课堂旁听。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好的课堂是将主动权让位给孩子们,教师巧妙地穿针引线,教师越是敢于退,越是能看到学生的成长。
  小学教育者们在接受我的访谈时,总是强调教育的专业性。我发现这个职业也与医生一样,有它的光辉,也有不为人知的黑洞。对于掌握着公共资源并且拥有专业技能的人,当他们在磨合中领悟到职业的方向,那种理想主义的光芒又特别吸引人。

如何认知所谓的“负面”


  在我大学里上新闻课时,老师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也就是说,新闻是日常生活中有着特异性的事件。这种对特异性的追求,使得我的大部分新闻生涯,都是围绕社会事件在转。
  在《三联生活周刊》前不久的一次选题会上,大家议论起了甘肃庆阳少女跳楼的事情。一些同事很不理解,围观人群中怎么会有人讥讽,甚至大声叫好?这种蘸着人血馒头似的作恶,我们要不要去报道?报道这些让人不愉悦的事件,究竟有多少价值?
  从做一名社会新闻记者开始,我在内心就开始了这样的追问——报道让人不愉快的社会事件,我有怎样的正当性?2000年大学毕业,作为一名毫无社会经验的素人,我开始了在南方的某份都市报抢新闻的生涯。夏日的一天,作为记者,我也围观了一个少女试图跳楼的过程。女孩在四五层高的楼顶边徘徊,她的父亲在底下,一边带着哭腔大喊,叫女儿走下来,一边不断捡起石头,掷向那些高叫着“跳啊,跳下来啊”的嬉戏般的年轻人。女孩终究退回到安全地带,人群轰地散去。
  后来我发现,几乎在任何突发事件的现场,都有一群群众演员般的围观者,伸长脖子的好奇心,以及事不关己的嬉笑。2011年夏天的温州动车事故,我挺着怀孕的大肚子在现场看到,高大的桥墩下哭得站不起来的父母,以及一辆三轮车上特意赶来凑热闹的、嘻嘻哈哈的年轻人。
  多年以后,往往是这些人,而不是我描述过的故事主角,占据我的脑海。想起他们,仍旧让我产生困惑。人的同情心是生而有之的吗?还是后天被教育出来的?一个人对陌生人的悲剧毫不共情,是因为他没有被好好对待过吗?还是因为他虽然心中有所触动,却无法在人群之中恰当表达出悲哀之情?这些围观者,在他们作为主角的生活里,又是怎样的?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之下,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轮换为某一批的围观者?
  我发现没有一个统一的生活逻辑,能够解释当下发生的很多看似矛盾的社会现象。每一个悲剧或讽刺剧中的主角,我们从他身上看到的,永远不只是个人。他们代表一群人,代表我们似曾相识的某个生态,他们让我们看到人之善、人之恶,人在善恶之间的层层计算与掂量。我只知道,那些我所見的围观者,历史书不会记载。我还知道,等到他们为人父母,或者离被尊重的生活更近一步,他们回首起自己当初的嬉笑,或许某刻,会心头一沉。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怎么认知生命的价值,谁在定义生命的价值,或许正是在一次次让人惊愕、哗然的社会事件中,慢慢地达成共识。
  生活的真实,是复杂中一个动态的立体模型,不同的力量互相制约,又互相支撑。任何一个真实的社会新闻,几乎都不是构建于纯粹的偶然。人物、事件、场景之间的联动,都浮现出这个事件、这个人群的价值基座。一个人物所经历的事件,在写作者的手里重新有了序列,她能让读者从一种新的序列中看到意义。
  采訪是去探究他人的人生,头些年对于我而言,是寻找不同。但是选题做着做着,我发现没有全然的不同。即使采访对象的际遇千差万别,人性相通。没有完全不值得过的生活,也没有完美到让人艳羡不已的神话。记者生涯教会我的,最重要的品质是独立思考。不轻信表面现象,不忽视微不足道,不仰望权威,也不相信单纯的完美。
  当我是个愣头愣脑的年轻人时,对于生命的价值感受有限。为了确保完成采访、写作任务,直愣愣冲到海啸、矿难、飞机坠毁的各种灾难现场,白天工作时是个职业状态,晚上回到宾馆,看着堆在一起的白床单,想着白天看到的一张张白床单下的脸庞,突然害怕得发抖。我想起当我试图接近那些悲伤的家属时,为什么他们会愿意对我这个陌生人诉说?生命无常背后,我和那些心怀敬意的记者们,试图记录的,是那个逝去生命的意义。他多大年纪?他平时是个爱笑的人吗?他喜欢他的工作吗?他和女儿亲密吗?
  我们哀悼无常,无常也反过来,让我们看到日常的价值。
  我逐渐看到了两个矛盾的自我。采访和写稿时,那个我敏感柔软,情感细腻;另一个生活中的我,坚硬得多,粗线条。可能我把柔软的悲悯之心往文章里装得越多,那个生活中的我就越不纠结。两个自我互相看着对方,就像一个家庭里的男人和女人,不同又相互依存。柔软让人的情感发育出枝枝蔓蔓,坚硬又让人不被这些枝蔓缠绕过深。她们慢慢成为我的庇护所,灵魂的两个房间,一个待腻了,还可以去另一个坐坐。
  做多了社会新闻,使我们对于极端处境中的人,也多了更宽泛的看待维度。怎么理解这个人?怎么理解他的行为选择,以及他行为背后的动机?这些动机有没有过变化?如果没有变化,不变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改变了,改变的原因是什么?周围环境怎么塑造了他的性格,他与周围环境是冲突的,还是和谐的?他和那些影响他的人,是怎样互动的?
  作曲家摆弄的是具有数学般精密度的音符,而记者所染指的,却是一种被称为人性的模糊的东西。好的社会记者,用真诚的讽刺,用悲悯之下的尖利,试图去挖掘出人生的普遍体验,试图去照亮一点人性和社会的阴暗角落。
  有些事件,有极端的罪恶。但是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强人的脆弱、弱者的坚强、傲娇者的怯弱和低位者的尊严,不完满的人生,有缺陷的人。而那颗在采访和写作时的悲悯心,或许能在善恶之上,给予我们一点聊以自我安抚的正当性。
  他人的职场,或许需要掩藏柔软,戴着面具上场拼杀。而我的职场,反而逐渐唤起孩子般的真情,心怀慈悲又无所畏惧,直视最深的恐惧,却意外地让人体会到感动。这一层层随着记者生涯而累积出来的人生感悟,就像时光铸造的化石层,每一个刻痕,都滋味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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