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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儿童死亡事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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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夜里的悲剧
  地处云贵高原腹地的毕节,位于云、贵、川三省交界处,平均海拔1512米。从气象资料上看,11月的平均气温大概在9摄氏度左右,但淅淅沥沥的冬雨,让人感觉实际温度要低得多,即便穿着羽绒服,在室外待上一个小时,也会被冷风吹透。
  11月23日23点,五个孩子离世的第七天,毕节又下起了刺骨的夜雨,我们来到悲剧发生的地方——学院路。事发地不足百米外的小巷子里,就是流仓桥办事处和派出所。这条原名环东路的六车道马路,是贵阳进入毕节的必经之地,但是处在城乡结合部,最近三四年才开始开发,旁边还能看到农村的民房,多由城市里的打工者租住。到了晚上,除了马路对面毕节学院的学生会到小吃街上买夜宵外,行人并不多。
  小吃街的其他摊主一般21点就收摊,只有烧烤摊主老孟准时坚守到夜里零点。他也成为11月15日事发当晚最后一个见到那五个男孩的人。老孟向我们回忆,这五个孩子在这一带出现已经有四五天了,刚开始孩子们蜷缩在附近2路公交站台里过夜,此后的几天里,每天都会看到这五个孩子在路上来回游荡的身影。老孟的妻子告诉我们,前两年在这里也有过三两个流浪的小孩,跪在路上找行人要钱,“但这五个孩子不找人要钱,也不讨厌,只是总在路上晃荡”。
  小吃街的摊主们围在一处七嘴八舌地说着当时的情形:“出事前的头天上午,其中一个孩子不知道从哪里得来20块钱,在旁边的一个小摊上买了一碗三块钱的糯米饭,后来又用找零的两块钱买了四个包子。”小吃街往北不到50米的地下通道,也是他们经常活动的另一个据点。在这里卖炸土豆的徐贵海告诉我们,出事的当天这五个孩子也曾到他这儿买过吃的。“五个孩子一块儿来的,其中一个孩子从口袋里掏出九块钱,一张五元四张一元,给我三块钱买了一碗土豆。我问他们:你们怎么不读书,到这里干吗?但他们叽里咕噜说了几句话我也听不懂。”
  徐贵海说,当天晚上19点半左右,他去马路对面的厕所,在通道的出口碰到了来买土豆的那个孩子。“这孩子找我要烟抽,我说小孩子不去读书,怎么跑来学抽烟,没有给他。”徐贵海告诉我们,这个孩子见到在抽烟的人,就会张口找人要烟抽。直到晚上21点多徐贵海收摊时,他还能看到这些孩子在通道里玩一个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破篮球。这个已经漏气的篮球是他们唯一的玩具。
  地下通道里聚集着八九家商铺,在这里开店已经两三年的张红贵告诉我们,去年他曾经见过两个流浪的孩子拿纸箱挡着在楼梯上睡觉。“一年半前来过一个流浪的小孩,我看他挺可怜的,晚上就给他一点面包和牛奶。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他说家里离这里不远,但是没有路费。我给了他一些路费,让他赶紧回家。但没想到他走了之后又三番两次回来讨要吃的,从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给过他吃的了。”这五个孩子在出事的前几天也经常在地下通道里玩耍。“我总共见过他们四次,有两次是在白天,这五个孩子坐在通道的楼梯上晒太阳。”张红贵告诉我们,出事前三天毕节的天气都不错,出了太阳,只在15日22点多,开始下起小雨,气温也降到6摄氏度。
  打扫卫生的黄阿姨告诉我们,11月14日晚上她经过工地围墙旁边的垃圾箱时,听到里面有动静,吓得赶紧跑开了。不同于常见的垃圾桶,毕节常见的这种垃圾箱,底部带滑轮,高1米左右,长1.5米,宽1.3米,向上敞开有四个铁盖,门缝处还有一个凹槽,如果把铁门放下来,密闭性相当好。没想到,这反而成了杀死他们的“帮凶”。现在,路边的大垃圾箱已经全部不见踪影,被绿色的小型垃圾桶替换。
  当夜接近零点的时候,正在收摊的老孟看着不远处五个孩子回来了。当时妻子还跟他说,天太冷了,想着第二天带些自己孩子小时候穿过的衣服过来送给他们。结果第二天下午出摊的时候,竟然听说五个孩子死在了垃圾箱里。他怎么也不敢相信,一个人去垃圾箱边的工地围墙内查看,前几天他们都住在这里,用几块木板支起一张破塑料布挡雨,但已经被风吹倒了。如果不是因为天气突变,他们或许不会想到钻进垃圾箱里避雨,不会想到在里面烤火取暖。老孟沉默寡言,对于五个孩子似乎不愿再去回忆,他说这几天心里很不舒服,深吸一口烟自言自语道:“怎么过了一夜就什么都没有了,天天跑上跑下地踢那个破球,我老婆连衣服都给他们找好了。”
  三天后,五个孩子的身份公布,他们是:13岁的陶中林和陶冲,12岁的陶中井,11岁的陶中红和9岁的陶波。更令人惊诧的是,他们竟然是三兄弟的孩子,都来自海子街镇的擦枪岩村。
  家庭,贫穷与冷暖
  从毕节市去擦枪岩村,要颇费一番周折。先乘车到15公里外的海子街镇上,这是距离城区最近的一个乡镇,最近几年开发力度很大,镇上主干道两旁都是新建的仿古建筑。但要再往下走去擦枪岩村,柏油路尚未贯通,只能换乘摩托车。一个小时后到达与擦枪岩相邻的十三亩村,摩托车司机说什么也不往前走了,连日下雨让前面陡峭的山路泥泞不堪。无奈,只好步行前往,又是一个多小时。虽说是一个村,但从擦枪岩村部到陶家所在的团结二组,还要再翻过两个山包。
  五个孩子这次离家出走的日子应该是在11月4日。据大伯陶进才回忆,那天是星期天,他在山脚下地里干活,看到陶中林带着四个弟弟在背后山坡上放牛,此后就再也没见到他们,事后听有村民说见他们从后山的小路朝市区方向去了。他们到底有没有第一时间报警,当地警方未予证实,但在家人印象里,这次或许也像前几次那样,出去待几天就回来了。
  不过,当他们的家终于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却没有一丝轻松,村里已经聚集了很多记者和各色人等,但却安静得出奇,大家仿佛被一种异样的沉闷包围着,一时无语,先前对“家长不负责任”的想象瞬间破碎。
  这是什么样的家呢?其中一户只有一间低矮的土坯房,墙上裂开了宽缝,弯腰进去,狭小、阴暗、潮湿。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似乎都苍白无力,没有一件像样的大家电,两张单人木床上凌乱地堆着几床棉被褥,破洞里露出了乌黑的棉花。两个四五岁的孩子蹲在地上,围着炉子上一个破旧的铁锅,里面是一点稀饭。邻居们说,孩子们在家,冬天从来没有烧过煤,只是从路边捡些树枝回来烧,平日里就是吃点稀饭和盐巴。
  直到事发两天后老二陶进友被派出所通知去辨认尸体,才知道五个孩子已经永远不会回家了。陶进友去年靠着政府的危房改造补贴起了砖房,但欠下一屁股债,只能出去打工。他有四个孩子,大女儿已经出嫁,二儿子也已经结婚,也在外打工,老三还在读书。去世的陶中林就是他的小儿子,小学三年级就辍学回家放牛,因为年龄最大,是五个孩子中的带头大哥。
  陶中井和陶中红都是老四陶学元的儿子。陶学元有四个孩子,夫妇二人在深圳打工,今年回家的时候带走了老大和老二,因为他们的年龄已经可以做工,留下老三、老四在家。12岁的陶中井是五个孩子中唯一一个还在上学的,生前在干沟小学读六年级,但是村里的同学提起他,都直呼“笨蛋”,他学习成绩很差,考试经常排倒数。邻居告诉我们,本来父母是想着留他在家照顾弟弟,但很显然,他对于去学校早已经没了兴趣。
  另外两个死者,12岁的陶冲和9岁的陶波是老五陶元伍的孩子。陶元伍一共有三个孩子,他跟妻子没到法定年龄就结了婚,但因为自己爱喝酒,两口子经常吵架。去年,妻子一个人跑到外地嫁了一个老头,村里组织家族的人去强行抓回来,结果没过几天又跑了,只好作罢。不过,临走前,妻子把大儿子送到了也在深圳打工的陶元伍身边。
  陶家五兄弟,老三患有先天性智力障碍,至今未婚。陶进才是五兄弟中的老大,今年已经57岁,两个儿子都已外出打工,留下七个孙子、孙女给他老两口照料,最小的不过两岁,无力顾及其他孩子。陶家五兄弟还有四个姐妹,但都已远嫁,大姐已经过世,其他姐妹平日也很少回来。在外打工的家长,偶尔也会寄点钱回家,给孩子们买米吃。只是,家长不在身边,又疏于联系,大多时间里,孩子们处于无人管状态。
  团结二组有十来户人家,村里见不到一个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普遍把孩子扔给家里的老人带。但是,大部分的爷爷、奶奶都在五六十岁左右,身体尚好,陶家是个例外。陶家五兄弟的父亲十几年前已经去世,留下一个已经81岁的母亲,双目失明,活动范围仅限于屋内,根本无力照看孙子。死去的孩子中有两个曾经跟她住过一段时间,但并不听话,“骂也没有用”。面对我们,老奶奶只是不断自言自语念叨着“孙孙死了”。
  公允地讲,陶家的贫穷确实超乎想象,但穷是唯一的原因吗?
  在村里采访,随处可见蓬头垢面的孩子,小的两三岁,大的八九岁,成群结队,端着饭盆围拢着外来的陌生人。这里的每个家庭,至少都有三个孩子,四五个的也不鲜见。擦枪岩村是个苗族寨子,一个看上去才20岁出头的女孩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我们问她的年龄,她刚说出口“24岁”,就被旁边的公公纠正道:“她30岁了。”她告诉我们,按照苗族的规矩,只有男孩才能“上楼”。苗家吊脚楼,二楼用于供奉菩萨和存放粮食,女孩子无权“上楼”,“怕冲撞了菩萨”,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家庭中的地位。
  一位读过几年书的村民则向我们揭示了另一层含义:“基层的法制不健全,管理起来还是看宗族关系,谁家儿子多就不会受欺负。”于是,女孩子普遍到了十五六岁就嫁人、生育,男孩子读完小学就外出打工挣钱,成为这里的常态。从结婚登记到计划生育,社会管理存在一连串的缺位和无奈。邻村一位四个孩子的父亲理直气壮地告诉我们:“外面打工的几年都不回来,回来的时候已经生了,计生委也没办法。罚款又怎么样,反正家里没钱,我的小儿子算超生,罚了1万元,我一年只能交几百元,十几年能交完就不错了。”
  缺乏温暖和关爱,要比贫穷更可怕。父母长年在外,把一大群孩子扔给年迈的爷爷、奶奶,但年轻人平日往家寄钱的并不多,久而久之,孩子们在爷爷奶奶眼里也成了累赘。如果学习成绩又不好,在学校里也不受老师和同伴们的待见。
  其实,此次出事的这几个孩子,早在去年冬天就曾在市区流浪。当时一个当地记者去采访他们,年龄最小的一个孩子,估计就是9岁的陶冲,是这样说的:“不想回家,妈妈已经嫁人了,回家要被爸爸打,他一喝酒就打我,有时候把我按在地上打,我真的不想回家,只要你们叫他接我,我就要逃跑。”当着记者的面,民政部门的人联系他的父亲,结果对方回答:“我不要了,他们爱到哪里就去哪里,我们在外边打工也难。”当时在场的一位人士向我们回忆:“孩子们不想回家的理由几乎很一致,不是完全没有亲人,而是在家里像是多余的,没有人给他们好脸色看。”
  学校,指标与现实
  11月5日,星期一,上午第一节课,六年级班主任在清点人数时发现,陶中井没有来上课。据干沟小学其他老师回忆,陶中井以前也经常旷课,今年10月份还曾有过一次,班主任去家访,原来是几个孩子一块放牛去了,跟家长督促一番,第二天才回校。但这一次,发现陶中井旷课的第二天,班主任和校长也曾去陶家找人,可家长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事发后被处理的官员中,教育系统占了一半,从分管区长到小学校长,大家普遍的第一个疑问便是,处于适龄阶段的这几个孩子为什么早早就辍学了。若按照陶家人的说法,年龄最大的陶中林是在三年级时因为“成绩不好,不想读书”而辍学;11岁的陶中红是因为曾经中途辍学,今年9月开学时报名未成功,只好改上村里200元一期的学前班。陶冲和陶波则是因为没有户口,只上了一年学就因没法继续报名而辍学。
  他们就读的干沟小学正在接受警方调查,被免职的校长周旺也屡次拒绝采访,有关这几个孩子真实的辍学背景,现在尚无法求证。但是,我们向当地邻近的一个小学校长求证的时候,他断然否定了以上这些理由:“即便是中途辍学,只要再想上,学校也不会不让他报名,而且,现在教育系统要求‘入学优先’,即便没有户口也要先让他上学。”
  这位要求匿名的校长告诉我们:“以前办学,愁的是经费,但自从2007年国家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后,钱的问题不用愁了,压力主要集中在‘控辍保学’和学生安全上,这是两条红线。”干沟小学教务主任吕开品告诉我们,全校六个年级现有188名学生,8名老师,校长和主任之外,其余的6名老师实行“包班制”,一个人负责一个班级,教所有科目。说起这几个孩子的辍学,吕开品颇有些无奈:“现在孩子上学不花钱,一个学期每人只有8块钱的作业本费,可有些家长还是不重视,觉得女孩子早晚要嫁人,读书没用,男孩子长大一点就带出去打工了。”
  按照现有的管理体系,在上学问题上,学校、家长和政府形成了一个三级保障网。但现在的问题是,学校和家长之间的沟通渠道并不顺畅,政府的监管和职责则无法有效落实。父母在外打工经常联系不上,家里的老人又无能为力。海子街镇中心小学校本部的负责人吴学品向我们分析,如果学生不到校,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属于“包保”对象,负责对学生追查,如果去家里三番五次动员仍然追不到,就上报镇政府,由政府下复学通知书。“所谓复学通知,就是下一个通知书给家长,请家长在规定的时间内送子女入学。如果家长不送,那剩下就是政府的责任了,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
  按照《义务教育法》规定,处罚的对象是家长,但是怎么罚呢?法律上并没有具体的操作细则,这样的处罚根本没法落实。“比如说经济处罚,本来就是因为家里没钱,家长才出门打工挣一点零花钱,这次出事的五个孩子的家长,他们本身就没上过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怎么可能落实处罚。”
  吕开品告诉我们,“控辍保学”已经成了基层小学老师的一项重要任务,如果不达标,就会直接影响老师们的职称晋升和考核达标。按照国家规定,小学辍学率的控制线是1%,对于偏远落后的贵州省来说,刚刚公布的“十二五”规划目标是:“到2015年,贵州全省各县小学阶段学生辍学率控制在2%以内。”
  前述匿名的小学校长向我们抱怨说:“现在的工作整天围绕着一堆数据指标转。”最近新增的一个考核指标是“义务教育巩固率”,即用一个学校期末考试的学生数除以开学时报名的学生数,相对于模糊的“小学辍学率”而言,这一考核更能反映现实。毕节市公布的教育数据中,这一指标是81%,这意味着初中学生的流失率更高,“很多孩子勉强读完小学,就跟着家长出去打工了”。
  可是,纸上的指标真的能够反映现实吗?“基层教育的现状政府也清楚,有时候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节市一份教育报告也提到,当地的小学辍学率已经降至1%以下。即便这个数字是真实的,也只是一个平均数。吴学品告诉我们,在全镇14个小学里,最偏远落后的干沟小学地处苗族聚居区,在每年的检测评比里,常常不是倒数第一就是倒数第二。
  这位小学校长向我们分析说,他自己常常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现在的教育经费都是按照学生的人头数拨付,学校想多收学生,但在校生的安全又是一条高压线,有些学生在学校特别调皮,老师担心安全出问题,有时候怕担责任,去家里动员两次,再不来上学就算了。”
  政府,救助的困境
  孩子失学,又缺乏家长的监管,极易成为流浪儿童。在被处理的当地官员中,民政系统占据了另外的“半壁江山”。现在,当地政府正调动一切力量,村委会、派出所、城管、民政等部门的人正全程搜寻流浪儿童,摆摊的小贩和出租车司机都向我们感慨,以前游荡在市区的流浪儿童,这几天确实都不见了。
  如果不是这次悲剧,在毕节,很多市民并不知道还有救助管理站这个机构,即便现在,出租车司机也多不知道它在哪里。几番寻找,终于在一条拥挤嘈杂的小巷口,看到了一栋商住两用楼的四楼上挂着几个字——毕节市救助管理站,淹没在一片超市、宾馆、商贸公司的招牌里。从后院的小门进去,穿过散发着尿臊味的楼道,上到四楼才发现,所谓救助管理站,不过就是一套三室一厅的民房。里面放了几张单人床,客厅里坐了七八个老人,有的是残疾,一位负责做饭的中年妇女告诉我们,这是最近两天刚刚搜寻来的救助对象,大部分是靠乞讨为生的流浪汉。
  救助站的办公室在三楼一个狭小的房间里,用木板简单隔出几个格子间。副站长曾月华告诉我们,以前救助站在人民公园旁边有一套两层的小楼,但前几年征地拆迁,临时搬到了这里,由于经费有限,只能租下两套房子作为过渡,新的救助站仍然在建,尚未启用。
  毕节于去年底才刚刚从地区改为地级市,按照规定,下辖的区县都应配备救助站,但很多地方刚刚起步。当地媒体报道,毕节下辖的大方县,救助管理站于今年11月8日才正式挂牌,“标志着我县社会救助管理工作结束了长期没有机构的状态。”在毕节市区有两个救助站,但七星关区的救助站也不过是区民政局里面的一间屋子,没有独立的设施。
  “民政救助是个‘雷声大雨点小’的系统,这几年社会关注度高,但对地方政府来说,却是一个不被注意的小单位。”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政系统人士向我们抱怨。就以毕节市救助站为例,曾月华告诉我们,15人的编制,现在只有12个工作人员,一辆车,有时候一天的救助对象就十几个人,人手、车辆和经费都紧张。从今年开始,中央财政才专门拨付出一块救助资金,分配到毕节市救助站的是90万元,以前仅靠地方财政投入,每年的经费不过十几万元。
  由于条件有限,民政救助仅仅担负着救急的过渡性角色。“争取当天就联系家人或当地救助部门接走,最长的住在这里也不超过10天,否则就无法运转下去。”曾月华说。我们采访的时候,正好遇到一位湖南籍的救助对象在办理出站手续,由救助站的工作人员陪同去车站买好票送上车。这位40多岁的男子看上去身体健康,智力正常,但自称是出门在外没了钱,遇到了困难,由派出所送来的。送走他之后,曾月华向我们感慨,现在救助部门面临的难题是反复救助对象增加,无法甄别救助对象的真伪。当中不乏行骗者,甚至专门有一个行业术语叫“跑站”,就是指救助对象从中途车站下车继续流浪。自从2003年“孙志刚事件”之后,以前强制性的收容遣送制度改为现在自愿性的救助,有时遇到救助对象不配合,民政部门也无可奈何。就在我们去采访的时候,还有一个被救助4天的拾荒老汉坚持不在档案上摁手印,因为家中子女不孝顺,他不愿意回家。
  曾月华介绍说,毕节这几年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城乡结合部的农村不断消失,流浪者明显增多,是全省救助对象最多的市。每年的救助对象大概在1000人左右,这其中未成年人占到20%左右。对流浪儿童的救助也是曾月华头疼的一个难题,通常的做法是联系家长接回去,只有极个别的孤残儿才会送去儿童福利院,但儿童福利院对于接收对象又有严格的标准,收养能力也很有限。
  毕节的贫富差距非常明显。城市里到处是建设工地和各色房地产广告,政府工作报告讲,“十一五”期间毕节的GDP和财政总收入分别从281亿元、45亿元增加到745亿元和180亿元,在全省经济发展综合测评的排名由2007年的第七位上升到连续两年居第一位。这里矿产资源丰富,夜色中娱乐场所门前的豪车拥挤不堪,据说正在按照五星级标准建造的酒店就有七家。可是,按照年人均收入2300元的扶贫标准,全市还有贫困人口250.05万人,占全省贫困人口的21.76%。
  但是,如果把这起悲剧归因于贫穷,未免太过简单。家长的失职、老师的处境和政府的缺位,都是这条锁链上的一环。尤其是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政府机构,真的只是加大财政投入就能解决救助的困境吗?
  这次出事的五个孩子,早在去年冬天就曾在毕节市区出现。当时最早注意到他们的热心市民王兵(化名)向我们回忆,12月份天气很冷,他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看到两个小孩在饭店门口烤火,“鞋子和衣服都很大,没穿内衣,外套也没有拉链,看着就像是流浪儿童”。王兵小的时候也曾在街头流浪过一段时间,他对此深有感触。吃了王兵买的两碗米粉之后,他们又带他去见了一起流浪的同伴,在一个变压器旁边桌子大的封闭空间里,挤了五个孩子,地上铺点烂棉花和硬纸板,其中一个孩子的腿上有烧伤,是烤火取暖的时候造成的。
  几天接触下来,五个孩子向王兵诉说了流浪的原因,有的是因为“父亲死了,妈妈嫁人”,有的说“学习不好,不愿上学”。但王兵后来才知道,他们往往撒谎成性,连地址和名字都是随口编造的。当地媒体报道,七星关区民政局很快找到了这几个孩子,但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就从民政局逃出来五次。“白天答应乖乖在民政局,但是到了晚上下班以后,便把门窗撬开跑了。”记者问一个孩子为什么,他回答:“我在外面要到钱,就会买好吃的,再买一包香烟抽,如果有结余,还可以去黑网吧玩。”
  有过流浪经历的王兵告诉我们,生硬的救助让孩子们更容易产生反感。当时有孩子告诉他,之所以选择流浪,就是因为在家里没有温暖,跟同伴在一起反而可以互相依靠,也可以说说心里话。“在救助站上厕所都要打报告,不自由,没事干。”他们向王兵一边抱怨一边憧憬着未来的生活,“等我再熬过这两年,到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可以出去打工挣钱了。”
  其实流浪儿童需要救助的时间不过三四年,“他们大部分在10岁左右懂事的时候才开始流浪,到14岁就有谋生能力了,这期间更需要有人引导他们,教给他们一技之长”。在市区开广告公司的王兵曾经想申请成立一个“流浪儿童之家”,但并没有获得民政部门的支持,他分析:“政府可能觉得有这样的民间组织,好像意味着这个地方有很多流浪儿童,面子上过不去。”
  孩子们的尸体目前已经火化,但骨灰还存放在殡仪馆里,按照当地的习俗,他们不会入祖坟下葬,只是找个山坡简单掩埋。现在这场悲剧定性为“意外事故”,虽然有记者拿着当年王兵拍的照片去找陶家人辨认并得到了他们的肯定,但对于死去的五个孩子到底是不是去年已经救助过的流浪儿,当地政府仍模棱两可。
  11月22日我们在村里采访时,并没有见到陶家五兄弟,现场有几个干部模样的人,自称是在镇上做生意的,“过来看看”。可后来才知道,他们是镇政府的人。死去五个孩子的父亲认尸后就再也没有回到村里,谁也说不清他们去了哪里,连老大陶进才也没了踪影,有村民偷偷告诉我们:“昨天晚上被派出所的人带走了。”当地政府正努力采取办法平息事态。可是,如果不能启动全社会的力量,不能找到更为有效的救助办法,一阵风潮过后,难免又会陷入无休止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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