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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放弃的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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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世界


  2000年的7月份,我进入《三联生活周刊》工作,做社会记者。三联的记者分为专业的和非专业的,前者有固定的报道领域,而后者没有。我就是那种“非专业”的社会记者,只要是热点的选题都会去做,有时候需要上山下乡,有时候要正襟危坐,有时候去调查,有时候去“跑会”,什么事都力图了解一点,各种人都要倾听。
  最初的时候,我把交换的名片收集在一个空的月饼盒里,很快就装满了。后来我用了专门收集名片的盒子,但很快也被填满。最后,我每年整理一次名片,都塞在单位大信封里。更多的人没有名片,他们的联系方式被随手记录在各种本子上。
  这些人的故事有的被写进了报道,有的还潦草地停留在记录本上,还有些留在记忆里,仿佛进入到了一个个单独的隔间里,彼此不再有联系。他们的面貌林林总总:股海沉浮的基金经理、大火后失去孩子的父母、踌躇满志的海军军官、沉迷网络游戏的城市少年、贪污过亿的官员、“血汗工厂”里的“90后”、少年成名的创业者……有人在时代的列车上飞速前进,有人则被甩下来茫然四顾,还有人似乎走错了方向。
  2000年开始工作,我所感受的这近20年中国社会最大的特征,便是分化,抑或说是阶层分立,并由此引发的观念/生活方式的冲突。买房和没买房的,一线城市与四线城市,在富士康工作的与在腾讯工作的,看中医的与看西医的,看原版迪士尼动画片与看国产“光头强”,用“小红书”与用“拼多多”,喝星巴克与喝精品手冲,自由主义与威权主义。
  不同的阶层形成了不同的平行世界。世界是平的,世界也是平行的。正是这些平行的世界构成了我们今日中国的面貌:多层次、多维度、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梦想,众声喧哗。
  我常想起鲁迅先生说的——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鲁迅冷冷地说:“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很难彼此理解。共识——恐怕是今日社会最稀缺的要素。但缺乏“共识”并不可怕,毕竟共识不仅是个结果,更是一个过程。因此形成共识的过程才更重要,它是利益博弈,是彼此认知。而认知又是博弈的前提。可怕的是,技术进步使我们的联系越来越便捷,但“认知”的鸿沟却在被拉大。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极度丰富的年代,但我们未必能正确拥有这些信息。科技公司在算法的世界中,炮制了一个个“信息茧房”,让我们只关注于自己“感兴趣”的信息或者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就像一个喜欢吃肉的胖子,他被推送的食谱里永远不会有蔬菜;一个只钟爱玫瑰的姑娘,会忽视掉整座植物园。越开放越封闭,越多元越孤立,既丰富又匮乏,是这个时代的悖论。
  还好我们做了一本杂志,而且已经做了1000期,试图把那些时代碎片拼接起来,看清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断接近真相,并眺望未来。我在这本杂志中最主要的工作便是建立认知,在时代的大网中梳扒珠玉和尘埃。把这些平行的世界融合在一起,我们才能认识一个相对完整而真实的世界。
  在认识论上,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终究仍有许多盲区我们未曾了解。但行至水穷处,便又想起鲁迅的另一段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们终将要为他们画像,也是为时代画像。
  我们的文化中,本有浓厚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孔子那里是“不能事人,焉能事鬼”,在司马迁那里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现实主义是对现状的勇敢回应,是对每个人的关怀与责任。而我们现在却越来越多背离现实主义,言不由衷,沉溺于无根的虚幻中。
  生活于社交媒体,则易陷入无端的狭隘,见自己难见众生。回顾这1000期的工作,我打捞起了3个人物,曾经采访过而未曾忘记。放在一起,重新讲述。他们都是时代的产物,生活在不同的时空中,被裹挟着前行。我想,现实世界与我们的关联,之于我们的意义,便是由那些不同人的命运所体现。今天,我们不能放弃这种现实主义的传统。

校长


  我時常想起边疆小镇的校长张延成。他的身高有1.8米多,体格壮硕,多年的高原生活,脸被晒得紫红。在操场上,站在一群孩子中非常显眼。他是新疆喀什塔什库尔干县中学的校长,新疆伊犁人,1989年毕业于新疆教育学院,然后回伊犁担任了4年的代课教师。1993年,张延成来到塔什库尔干中学任教,一人独自讲授所有的理科课程。我见到他的时候是2009年的7月,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6年。
  塔什库尔干在中国最遥远的边疆,帕米尔高原的深处,塔吉克族的聚居区,毗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玄奘取经的时候曾经路过这里。除此以外就是贫瘠,一年四季遍地风沙,农作物只有土豆和一种叫恰麻菇的高原蔬菜。2009年夏天,我因为写一篇新疆的考察报道,一头扎到了这个遥远的地方。
  别的校长关心的是教育、升学率和教学负担,而张延成发愁的问题还是吃饱饭,或者说是营养问题。我见到张延成时,正赶上学生的晚饭时间。
  学生们排着长队,每个人可以在门口领两个小个的油馕,然后到后面盛一碗奶茶,除此以外再无其他。领到食品的孩子,用油馕蘸着奶茶吃。“馕可以管够,就是没有菜吃。”张延成撕开一个馕递给我。早上,学生们也是吃奶茶加馕。中午会吃得好一些,一、三、五吃手抓饭,二、四吃拌面,周六、日吃馍馍菜。
  学生能来上学已经不错了,家庭大多负担不起吃饭钱,于是学生们的伙食费由政府的财政负担,每人每月95元是当时这个贫困县所能承受的极限。这样算下来,每个孩子每天只有3.5元,只能吃3个馕和1个鸡蛋。而外面运进一棵白菜的价格也是3元多钱。张延成焦虑的是,怎么能保证孩子们每天能吃一个鸡蛋。不过尽管如此,很多学生在学校还是比在家吃得好。
  张延成还带着孩子们和老师一起开垦了100亩荒地作为农场,但由于气候问题,起不到什么作用。学生营养不良问题困扰着他。我见到了一个叫卡杜尔江的男孩,他已经16岁了,但十分瘦弱,看起来只有十一二岁的样子。他的家位于昆仑山的深处,徒步进山70公里,顺利的话需要走3天。到夏天时,冰川融水形成山洪,他就回不去家了。
  卡杜尔江并不是住得最远的学生,更偏远的乡村位于昆仑山腹地,那里学生的上学之路竟然长达1000多公里。他们先要翻出大山,到达叶城,然后再坐车穿越七县一市到达塔什库尔干,最快要走10天。每年开学前,张延成和县里的干部都要进山,把居民点的学生集中起来,统一带到学校。放假的时候,再统一送回。
  事实上,自治区镇政府刚刚拿出了6000多万元,完成了县城小学和中学新校舍的营建,两座学校是县城最坚固和豪华的建筑。这两座楼对新疆意义重大,因为有了它们,新疆终于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制教育。政府还承担了学生每年三四千元的学费。教师,是张延成另一个发愁的问题。偏远和艰苦令人望而却步,在学校教书的很多都是当地驻军的家属。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有时,过大的差异确实会限制我们的想象力。
  在那个中国最边远的学校,有着宽敞明亮的教室,但孩子们还在为每天吃一个鸡蛋而奋斗;其他地区苦恼于校车安全、学区天价房,而他们的问题是暑假无法回家,担心路上被山洪冲走。中产阶层父母抱怨月入5万元承担不起孩子的国外夏令营,但在遥远的边陲,那个红脸膛的中年校长孤独地站在风沙漫卷的操场上,满心想的是如何能找到几名讲普通话好的年轻人做老师。
  我们不能说哪个问题是虚伪的,哪个问题才是真实的;哪种痛苦是卑微的,哪种又是崇高的?只是我们不该只看到一个而忽略其他。
  去年我看到了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斯高的关于中国农村教育的调查。这份调查显示贫困乡村孩子还有比较严重的健康问题——27%的小学生贫血,33%的学生有寄生虫,近视而没有眼镜的人占25%。营养问题直接导致了农村孩子的智力与认知水平较低,这种差异影响到他们此后的命运。我能确定的是,张延成并不是唯一还在担心鸡蛋问题的校长。只有直面这种巨大的落差,张延成的坚守才更有意义。

工人


  2010年底,我在深圳龙岗的一个镇上见到了陈定启。寒潮刚过,房间里阴冷。陈定启是那种身材瘦长的年轻人,脸色苍白,脚受了伤用纱布包扎起来,踩着一双拖鞋。
  那一年因富士康工人的跳楼事件,我开始关注新一代农民工群体,也采访了很多年轻的工人。他们大多出身农村,年纪不大,每天像潮汐一样进入工厂,每天在流水线上工作十几个小时,一周至少6天,时薪只有6元多钱,每个月的收入通常只有两三千元。他们为全世界生产几乎你能想到的所有东西——玩具、纸尿裤、假发、衬衣纽扣、汽车轮胎、飞机部件。我们每天都在使用他们的产品,但并不了解他们的生活。
  那时候陈定启只有24岁,来深圳打工已经有7年时间了。他老家在江西萍乡,排行老幺,上面还有4个姐姐。初中毕业后,他在家里做鞭炮加工,一天挣20元钱。这种活一般都是女孩儿们干。他二姐在深圳打工,一个月可以挣1000多元。陈定启心动就跟着来了。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变压器厂,早上8点上班,晚上22点才能下班,周末没有休息。实行计件薪酬,也没有加班费,一个月只能挣六七百元。老板给工人租房子住,三室一厅的宿舍住了20多人,每个角落都睡着人。
  他想去正规的大厂工作,比如富士康,但是很难进去,最多的是这种没加班费的“黑厂”。第一份工只做了三四个月,他又换了另一家厂,还是做变压器,底薪300元,加班每小时两块多,一个月下来挣800多元。
  两年之间,他开始走马灯一般地换工厂,工友、老乡之间互相介绍,从宝安、龙华到龙岗,他几乎都走遍了。很多像陈定启这样的打工者们就这样拎着箱子,走进一扇扇大门碰运气。但是换工作的成本很高,厂方经常会扣留工人一个月或20天的薪水。辞工很难被批准,如果一定要走,工人往往会损失一个月的收入。
  陈定启是个爱玩的人,放了工喜欢去网吧和迪厅。他那点收入根本存不下来。从变压器厂到电子厂、玻璃厂、制衣厂、玩具厂、门窗厂、陶瓷厂……他干了不下十几个行当。
  老板们更希望工人们加班,而不是招聘更多的人員。虽然表面上增加了加班费,但却可以大大节约成本。一方面省去了增加工人的底薪,减少宿舍的数量,同时,如果遇到经济下滑订单减少,厂方就可以主动减少加班工时而不需要解雇员工。
  陈定启并不满足于比老家稍微多一些的收入,他开始更主动地规划自己的人生。于是,他决定换个方向,到服务业试试。因为听朋友说,那里有小费拿。
  他去一个会所应聘,当天就上班了,从最基层的服务员干起,每天在门口站10个小时。陈定启逐渐做到了领班、“部长”。可刚干了3个月,那家会所就倒闭了。
  无所事事的时候,会所里认识的朋友拉他去给一个“大哥”当小弟。陈定启就每天在舞厅里给“大哥”看场子,大概一年半的时间,过着“古惑仔”的生活。晚上在场子里喝酒跳舞,需要的时候,他还和其他小弟帮忙收债、打架。混社会的收入,要比工厂打工高出不少,每个月能挣3000多元。
  荒诞的是,外出工作7年,陈定启只给家里寄过3000元钱。后来他有不到1万元的积蓄,都是“混社会”的时候攒下来的。
  在会所当“部长”时,陈定启和一个做按摩的女孩谈了恋爱。那是他的初恋,他们在外面租房子住到了一起。后来会所倒闭,他找了新的工作,路上要花两三个小时,只能每周回一次家。女孩经常在电话里抱怨,他也无能为力。距离终结了爱情,这段感情维持了3个月。
  那年春节前,家里又给陈定启介绍了女朋友。他们回到了深圳,但都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在一起总是为一些琐事争吵。没有工作,女孩就去打麻将,他去买六合彩,还没挣钱两个人就输了四五千元。在一起很烦,很快就分手了。
  那个寒冷的下午,陈定启跟我断断续续讲述了他的故事。当时他刚刚砸伤了脚,在出租房里养伤,前途未卜。
  在头一年,《时代》周刊公布的年度人物中,中国工人群体排在第二位。《时代》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要归功于千百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而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像陈定启这样的年轻人。
  2009年,我国共有2.3亿工人,这些“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就占了近50%的比例。他们的平均年龄在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一出校门就进了厂门。他们是中国制造的基石,也是“廉价劳动力”。
  他们大部分人都没有结婚,很多人在城乡接合部长大,没有务农的经历,也从来不想当农民。他们的目标是融入城市生活,在现代产业中确立自己的位置,而不是一个即插即用的零件。我采访他的另一位工友,尽管收入不高,还是买了一辆六七千元的自行车,每周参加俱乐部的骑行活动。
  然而,他们的困境和愿望并不为人所知。直到富士康陆续发生“跳楼”事件后,这一阶层的问题才得到一定的重视。
  2010年前后,我去了几次深圳,采访了许多“新工人”的故事。我还记得一位富士康的女工告诉我,她每天僵硬地在流水线上重复工作,有一次一个组件掉在地上,她弯腰去捡,突然换了一个姿势后,感到莫大的轻松。于是,她总盼望着某个零件能够掉在地上。
  他们不再像父兄那样平静地接受“二元差别”,不再老老实实地工作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岗位上,不再省吃俭用攒钱往家里寄,更不会挣够钱回家盖房娶媳妇。他们期望公平的劳动权益:合理的工资、完善的社会保障以及公平的发展机会,希望自己是城市中有尊严的公民。他們是权利觉醒的一代。

K律师


  与前面两个故事不同,K律师是这个时代的宠儿。他并不是为人打官司的诉讼律师,而是金融律师,协助投资银行把中国公司运作到资本市场。很长时期以来,K都是我的金融问题的采访对象。
  重组、并购、IPO、发债,过去的20多年中,这些金融概念循环往复推动着资本市场的齿轮,每一步都需要金融律师参与谈判、尽职调查、撰写备忘录、出具法律意见书。他们与投行经理们一起,把一个个实体经济推进虚拟经济的汪洋大海,从其中获取中介佣金。而一旦上市成功,创始人与投资者们都会身价暴增,成为亿万富翁。这是中国最成功者所构成的圈子。
  2000年K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一家事务所,擅长运作香港资本市场。融资的欲望就像火山下的岩浆,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交易中,需要大量的承销商律师和企业律师。K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机会独自操作项目,他有了比老律师们更多的上手机会。只用了三四年,K已经成为一名资深律师。2005年他通过了合伙人的申请,成为当时所里最年轻的合伙人。
  最初K的薪水只有2000元,然而很快就呈几何级数地增长。很快,钱对他来说不再是困扰。成为律所合伙人的这一年,他买了Zegna的西服、万宝龙的眼镜,还有劳力士手表,把捷达车更换为宝马5系。
  K忙得要死,不停地出差、开会、看文件,行李箱就放在办公室,准备随时走。他手头最多时同时运转着十几家公司的融资项目,一个月能收获24张机票。K的工作时间并不比陈定启们少,但收入与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在K的圈子里,时间就是钱,是大钱。融资最关键的是把握时机,在牛市中能够获得最高的市盈率,用最少的时间拿到最多的钱。要快、要快、要快,所有人都急吼吼地冲进来,谁知道明天市场怎么样呢?“他们都巴不得你不吃饭、不睡觉地工作,用最短的时间搞定一切。”K对我说。
  当然也有年景不好的时候,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K手里的项目停了一半。一年之后,市场恢复。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快速成长,它们要走向海外,从国际市场中获取资本。
  K强烈感受到了职业地位的上升感——以前投资银行打电话召集开会,律师都是随叫随到,现在律师的会议太多了,投行也要跟律师们商量时间。律师们每个人都忙得四脚朝天,所里总觉得人不够用,办公室的面积又扩大了一倍。律所之间争抢人才,年轻的律师很快就能独自做项目,市场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亢奋。
  K与投资银行家们打造了一座桥,源源不断地将这些企业输送出去,把身价暴增的创始人们带回来。10年,中国资本市场坐了一轮过山车,少部分人赚钱,大部分人出局,指数又回到了起点。“韭菜”被割了好几茬,但并不妨碍初创公司的融资渴望,那些更年轻的创始人和投资人要把公司尽快推向资本市场。不管市场起落,K律师都随着潮水而前进。
  他的生活没有什么戏剧性,比以前更忙了。这是属于K们的黄金时代,只要金钱不停息,K也不会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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