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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里的世界


  在过去的若干年里,我的书架顶端常年摞着两本地图册:一本是简装的《世界地图集》(地形版),另一本是已故历史学大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主编的第二版《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它们都不属于漂亮的精装版,并无收藏价值,许多页面已经留下了铅笔画出的记号以及手指翻动造成的污损痕迹。尽管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说,打开“谷歌地球”(Google Earth)软件可以更便捷地获得关于陌生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有效信息,但在闲暇时光里,我依然乐于像过去十几年一样,带着纯粹的好奇心翻阅这两本旧地图册。
  《世界地图集》展示的是一幅静态而充满障碍的空间图像:自人类文明起源以来,山川河流、江海湖泊等天然地理常量已经很少再发生频繁或剧烈的变化。它们的存在方式与复杂程度,对各共同体之间的资源、权势分布以及制定和实行相应的对外战略形成了一种天然制约,并且可以在一个较长时段内造成持续影响。《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则呈现了一系列不间断的动态变化: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人们塑造和开发地理常量“可用潜力”的能力始终在获得有效提升:天堑可以成为通途,荒漠里也许能发现石油。这种因开发而导致的互动和碰撞,催生出有形的国界和无形的权势政治格局,最终形成了那个存在于观念中的当下世界。
  当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度过自己的大学时光时,我开始越来越强烈地感知到:国际政治学的观察和研究,本质上正是一门“制图学”。那些被称之为“范式”或“模型”的理论工具,提供的正是和地图图例类似的帮助。人们首先决定自己的目的地,然后根据地形特征的差异,选择一条相对直接或便利的交通线路以抵达那里。但不同于自然地理维度的恒常与笃定,一幅由观念和方法论构成的“地图”往往会被笼罩在形形色色的偏见迷雾之下:一份详尽描绘有各种“机场”“码头”以及“潮汐涨落周期”标识的小比例尺地图,可能会对一个仅仅希望沿着“高速公路”前往目的地的旅行者产生困扰,使其难以分辨信息的实用程度以及目的地的最终方向。但一份仅仅标注有单条“公路”轨迹的极简版大比例尺地图,又可能使旅行者陷入缺乏变通余地的困境:一旦这条“公路”堵塞,他将无法制订任何退而求其次的方案,最终折戟于半途。
  我最终选择了通过对军事和政治冲突的观察,来建构自己的“制图学”理念。這不仅是因为童年时代对海湾战争和波黑内战报道的印象构成了我报考国际政治系的最初动力,不仅是因为我在大学时期曾极大地受到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以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影响,更因为战争这种特殊活动自身的属性——如同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是政治混合以其他方式的继续”,是人类最复杂群体活动(政治)的一种激烈程度最高,也最不为日常生活秩序所约束的呈现方式。一场战争开始之后,所有常态生活的规则、范畴、组织和秩序都会退场,由无常的命运本身来充当至高无上的裁断者。最惊人的勇气、最可贵的忠诚、最残忍的暴力、最卑劣的出卖,都会在战争进程中一一浮现出来。或许正是基于类似的感受,当托尔斯泰在塞瓦斯托波尔亲身经历过漫长而残酷的围城战之后,他用一个二元对立式概念来命名他的不朽巨著:《战争与和平》。
  与这种“可能性”相对,战争也在持续地暴露人的种种“不可能性”。精明的战略算计往往为突发的偶然状况所破坏,失败的阴影时时藏匿于当下胜利的荣耀之中,“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在最激烈的碰撞中,命运之无常,人之伟大与渺小,一时尽现。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暴力(激情)、偶然性(理想与实情之间的“摩擦”)和政治目的(理性规划)这组三位一体构成了战争之神的全貌;通过对它的观察探究,几乎可以最直观地获得关于人类自身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认识。正是在这里,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制图学”基点:透过对战争行为和现象的审视,去探索关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某些答案。在20岁之后的10年时光里,它们表现为对军事历史和地理政治学的书斋研究以及写作。而从30岁开始,这一切又有了新变化。

人啊,人


  30岁这一年,我做了三件事:飞到距离北京6400公里的明斯克,面对面地采访一位曾经的记者同行;乘坐一艘8米长、1.8米宽的五人小渔船,航行在当时全世界目光最集中也最富争议性的海域;第一次踏上决定了我职业道路的那个国家:伊拉克。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为《三联生活周刊》工作的最初15个月里。
  并非每一个选择为媒体工作的人都抱有炽热的新闻理想。事实上,我时常回想起杰克·伦敦在他的《马丁·伊登》里对记者职业的揶揄:“那是一种旋风般的生活,是一种仅仅聚焦于当下瞬间的生活:不管过去,也不论未来。”在明斯克,我也把这个问题抛给了那位曾经的同行,得到的回答是这样的:“我最关心的是人们心灵深处的想法,而在我供职的报纸和杂志,要将如此抽象的主题灌注在日常报道中终究是不容易的。”“但回想起来,那毕竟是一段充满趣味、令人怀念的经历。我去到白俄罗斯的许多地方,和形形色色的人接触、交谈,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有了更深刻、也更全面的了解。”“我记录的不是抽象的时间、事件或者伤亡数字,而是某种特定类型的人。我希望记录和探究的是这类人在不同时空环境下的心理和情感状态。”“我认为我自己就像是一台飞机上的‘黑匣子’,我所做的工作是在记录和保存关于人类永恒记忆的信息。”
  这位曾经的记者、如今的受访对象,是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Alexievich)。她的自我省思和讲述,无形中唤起了我对大学时代阅读修昔底德的回忆——诚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言,由于“人性不变”,对往昔已逝事物的带有思辨色彩的回溯和记录,总能为理解和预判未来提供某种形式的助益:尽管未必是直观或机械的。不仅如此,相较这种记录和探究可能为作为群体的“人类”提供的公共性教益,我反而更看重它给记录者个体带来的智识愉悦和满足感:在宏大的人类行为长河之中,建立并应用自己的“制图学”观照;通过“究天人之际”的追问,绘制出独一无二的智识“地图”,并以此作为透镜、对作为个体的“人”自身——也即“我”——产生更深刻和清晰的认知,正是媒体人这份工作的价值所在。
  于是,在白俄罗斯度过的两个星期里,我不仅争取到了和阿列克谢耶维奇单独见面、访谈以及共进晚餐的机会,还去到了她度过童年时代的南部乡村、她开始记者生涯的边境小镇纳罗夫拉,以及被切尔诺贝利核辐射所污染的波莱谢放射生态学保护区,从而建立起一种双重视角。我不仅尝试去还原她在写作《切尔诺贝利的祷告》以及《二手时间》时的心理状态,还试图探究这种状态背后的动因: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个人经历、思想轨迹变化与她的写作生涯变成具有内在关联的“图例”,最终呈现到那张由我绘制的独一无二的“地图”上。那也是我第一次尝试以如此之大的篇幅去描绘一个人:不仅是一位具有公众知名度的名人,而且同样是在无形的命运之手拨弄下奋力跃起的个体的“人”。一个被当作手段加以认知、最终却成为目的的“人”。
  三个半月后,我趴在一艘班卡型(Banca)渔船的发动机舱盖上,从菲律宾最西端的巴拉望岛驶向彼时深陷在国际仲裁风波中的南沙群岛。尽管在那之前,我已经拥有长达10年的关于海洋战略和海军史题材的写作经验,也出版过几本小书,但却是第一次在远离陆地的深海中不间断航行24小时。从马拉努特湾到舰长暗沙(Royal Captain Shoal)的单趟航程接近110海里,沿途并无任何奇遇,只有单调的深蓝色海水、从未停歇的海浪和时断时续的阵雨;地图上笔直的领海线、专属经济区范围乃至“九段线”,在这片深蓝之中不会有任何标识,远没有那么泾渭分明。实地感受到的海洋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使我这个从大陆而来的观察者发出了一系列追问——地理攻势(Geographical Offensive)真的是一剂万能灵药吗?假使在南海中建立起足够多的岛礁机场和码头,抑或真正收回了被菲律宾、越南等国窃据的岛屿,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假使我们始终用大陆国家的边界观审视海洋航行权和海洋经济,中国已然发展壮大的外向型经济还能获得稳定延续吗?
  答案不会立时产生,但通往答案的路径往往会隐藏在旅程的最后一公里中。每一个“制图”者需要像地质测绘员那样,接触到尽可能丰富和全面的微观细节,继而为其规划一种智识“秩序”,才能最终生成那张独一无二的、按照特定的比例尺加以简化和微缩的“地图”。类似的努力,从修昔底德至今,从未绝迹。

我曾见证这一切


  从2016年8月至今的两年时间里,我和攝影搭档李亚楠、张雷的足迹先后踏上了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印度以及阿富汗的土地,见证过这个世界最真实的“尽头”——巷战中步枪子弹壳掉落的声音、火箭推进榴弹(RPG)的残片、贫民窟中百万被遗忘者的日常生活,以及和其他地区并无二致但表达方式远为激烈的爱、恐惧和死亡。中国在最近40年经历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剧变,以及人们对此寄予的乐观主义期待,使我们容易忘却:不到一个世纪之前,漫长的痛苦呻吟还在东亚大陆上持久徘徊着。而那些正在世界尽头痛苦、彷徨、挣扎着的人们,其实和我们属于同一个物种,有着同样的情感和对物质幸福的渴求。
  我有时会想起伟大的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25岁那年,我曾经翻译过他的皇皇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几个章节,也至今记得他的写作初衷:“余身居罗马,枯坐幽思于卡庇托林废墟之间,俄而闻赤足之托钵僧齐唱晚祷歌词,声盈于昔时朱庇特之神庙。由是,余始欲作一家之言,遍述其城衰落与灭亡之事。”这种对兴亡无常、沧海桑田的唏嘘,我在大马士革和喀布尔也曾由衷感受到。但还不至于此:在吉本看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仅是那些富于戏剧性、因之具有即时新闻价值的大事件,更在于通往大事件路上那些不为一般人所察觉的细微变化。这类变化越是渐进和隐秘,其后果的历史重要性就变得越大。这也是我在《三联生活周刊》的个人“制图学”旨在揭示的方向:在冲突和灾难最初发生之地,探究它的演化逻辑。
  在伊拉克,我与政府官员、萨达姆·侯赛因时代高官的亲属、部落谢赫以及图书商人促膝长谈,走进独裁者废弃的行宫和门庭冷落的巴比伦古城遗址,捕捉一个尚未完成习俗和文化转型的传统阿拉伯社会在“对内殖民型”政权摧残下的挣扎和迷茫。在叙利亚,我们走进如同孤岛一般的大马士革,记录下这座曾经的伟大城市、如今的“国际新闻卖场”的真实面貌,试图梳理阿拉伯民族主义在最近100年经历的盛衰起伏、悲欢离合。在印度,我们在孟买达拉维的巨型贫民窟里感受到了奈保尔笔下“百万叛乱”的力量,并竭力验证所谓“经济奇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令普通民众受惠。而在阿富汗那些险象环生、每个星期都在发生爆炸的公路上,我一边阅读着夏伊勒、斯坦因等先行者留下的文字,一边发出追问:200年来,这里有哪些不曾改变?
  如果说这种“制图学”有哪些不同于学院派历史学者的研究和概括的话,我愿意引用基佐在《法国文明史》中提出的框架:职业历史学家把他们的精力投入到“历史的解剖学”和“历史的生理学”中,搜集和调查史实、研究其中的关联与脉络,并从史实中总结左右事态进程的法则。而我更愿意致力于“历史的面相学”——在“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基础上,再现历史现场往昔与今日的鲜活样貌,展现它在“共性”之外的迷人特质。这种智识兴趣,构成了我在《三联生活周刊》的工作的主要动力,以及这种个人“制图学”的价值。
  这场漫长的追寻之旅,并不总是和新鲜感、心理愉悦以及满载而归的收获相伴随。事实上,绝大多数时候,你必须面临文明诞生前夜,每一个孤独个体都曾经感受过的那种恐惧和自我怀疑:孤身一人,置身在异质文明的汪洋大海中,所能仰仗的只有先人留下的可靠性未知的“地图”,以及一点点运气。你衰老得很快,而山川湖海、历史行程改变得很慢。但恰恰是此刻被定格的一瞬间,赋予了个人有限的生命以意义——你曾在此见证一切,并为某年某月的后来者留下这幅“地图”,使这个渺小个体曾经存在过的印记融入到了川流不息的人类总体历史中。此时此刻,相对于“我曾来过”,这场旅程终结于何处,已经变得不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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