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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传统下的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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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俄语诗人,布罗茨基年少成名,在列宁格勒地下文学圈很早确立了地位。他是文学教母阿赫玛托娃家的座上宾,深受器重。他的诗集在境外翻译出版,大诗人奥登为之作序,受到英美斯拉夫学界的瞩目。以赛亚·柏林说,读布罗茨基的俄语诗,“从一开始您便能看到一位天才”。纳博科夫读了长诗《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说此诗“是用俄语罕见的格律写出来的”,并给诗人寄去一条牛仔裤作为礼物(牛仔裤在一九七零年的苏联是稀罕物品)。索尔仁尼琴说他从不错过布罗茨基发表在俄语刊物上的诗作,始终欣赏其“杰出的诗艺”。在俄国,诗人拥有崇高地位;即便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苏联,创作有“合法”与“不合法”之分,普希金的荣耀也似乎仍可触及;而在俄语诗歌精英小圈子里,布罗茨基也正是被视为普希金的继承人。

  布罗茨基在西方的名声却并非完全来自诗歌,而是基于其传奇性经历。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因写诗而获刑,被当局送去劳改,罪名是“社会寄生虫”。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导致他后来流亡西方。克洛德·西蒙的小说《植物园》(余中先译),描写诗人在北方劳改营的一张照片及审判的片段场景。库切的自传体小说《青春》(王家湘译),讲到主人公在伦敦,通过BBC电台收听布罗茨基谈话,幻想如何跟劳改营里的诗人取得联系。囚禁中的诗人成了献身缪斯的英勇化身。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博弈,给他打上一束强光,造就其“流亡诗人”的显赫名声,这是他领受的一份苦乐参半的命运。他于一九七二年流亡西方,此后没有再回祖国。苏联当局不准许其年迈的父母探访独生子,一家人至死未能团聚。
  列夫·洛谢夫在为诗人撰写的传记中讥讽说,逮捕和审判布罗茨基,政治上是措置不当的,把一个原本不具有社会影响的青年诗人抓起来判刑,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最终还得由苏维埃最高当局出面,把诗人请走了事,弄得颜面尽失,实在是愚蠢的官僚行为。
  诗人一九七二年前的诗作,题材多为爱情、离别或孤独,其离经叛道之处无非在于背离乐观主义和集体主义观念,和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而赫鲁晓夫表态说:“凭他那些诗就可以判他五年!”这种集权意识形态的高压下,作家的创作空间确实是太小了,不仅物质安康难以保障,还动辄有性命之虞。布罗茨基在《空中灾难》一文中说,苏联地下作家的生存状态不正常,“较好的政治制度的国家里”的作家(诸如君特·格拉斯、米歇尔·布托尔等)所占据的那个“中间地带”,在苏联根本不存在;他们面临的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在美学风格上自动撤退,抑制其形而上的能力,降低艺术追求,要么成为读者数量极少的实验作家,期望未来所谓公正评价,靠作品偶尔在境外出版而聊以自慰。这样说来,布罗茨基本人算是特例,因一场审判案而举世瞩目,得以成全“流亡诗人”的功名,这是不幸中的幸运。
  如今,这位流亡美国的诗人已经作古。谈到那段尘埃落定的历史,人们是在回顾那一代俄国作家的艰难命运时,才重温他们经历的“历史性梦魇”。《小于一》(黄灿然译)这本书,通篇弥漫着冷冽硬朗的铁灰色,很大程度上是缘于作者的那种经历。两篇自述生平的文章,像是用防腐技术加工的一种自然主义叙述,将乏味贫瘠的苏维埃生活环境刻画出来,读来令人难忘。《一个半房间》写到两只乌鸦,在叙述的间隙萦回不去,似乎暗示作者父母的亡灵;该篇凝练压抑的笔调渐渐传达出某种挽歌的调子。挽歌总是倾向于失去,诉说死亡和丧失,与设想其存在的亡灵展开对话。这是一种有意压制、冷峻而感人的叙述,其铁灰色基调显示出高度理智,也源于被政治放大的日常生活毛细孔的粗劣灰暗。所谓挽歌其实也是破碎的,总是断断续续,像是被实质性的死亡和丧失绊住了脚。
  《小于一》最富画面感的两篇回忆文章,把集权政治造成的伤痛展示给人看,用的是反讽而克制的态度,文笔有点乔治·奥威尔的味道,手法带有巴拉丁斯基的影响,后者的比重更大一些。也就是说,作者倾向于评述而非叙述,给既有的悲剧生活添加冷静的评论,而不仅仅是一种回忆和介绍。这种手法具有深刻的形而上意义。诗人并没有把自己当受害者看待(他只字不提劳改经历),而是用反讽的镜子照见灵魂冻结的形象。作者在谈到巴拉丁斯基的创作时曾说,后者的诗歌主题总是“远离灵魂的完善”,而诗人必须“遵照自己的体验抒写这个灵魂”。这是他总结的公式。他从巴拉丁斯基的诗歌中看到一种“近乎加尔文式的勤勉”,加尔文式的严谨的自我审视。对个体灵魂不完善的意识,某种程度上能够造就良知的清醒和敏锐;换言之,当良知出现裂缝时,诗人也不用金线丝绣缝补(充其量是填塞稻草)。总之,这种趣味并不强调主观和自我辩护;与加缪式的存在主义相比,其“远离灵魂的完善”也更具有内心真实的意味。
  与集子同题的文章《小于一》,标题即在指示这种创作哲学。“小于一”(less than one),有中译者译为“少于一”,这个译法不准确。照列夫·洛谢夫在《布罗茨基传》(刘文飞译)中的解释,less than one 是出自one is less than one这个句子,意思是说“你小于你自己”或“人小于他自己”,此处“一”是指“一个人”。所谓“人小于他自己”,是指人通常的存在远离灵魂的完善。可以说,该篇主题的展开,举凡形而上的省思,涉及美学、文化、伦理,涉及记忆的功能和生活状态的评述,均发端于这种意识。《小于一》那种破碎的挽歌,断断续续的语体和节奏,也是从“远离灵魂的完善”这个主题发展出来的。
  布罗茨基吸收了俄国和英美的诗学养分,在散文写作中形成富于原创性的语气和语体,其叙述也超越通常的意识形态控诉和伤痛展示,显得耐人寻味。超越不是来自于某个道德高姿态,不是用虚构手段获取缓解或抚慰(《小于一》谨守其反虚构原则),而是取决于某种具有形而上意义的文学表述。布罗茨基最佳的诗歌和散文,都是在勉力追求这种表述。
  尽管其诗歌才华得到公认,在苏联主流和非主流文学群体中,他也被视为某种“另类”。正如爱莲娜·施瓦尔兹等人指出的,其语言的形而上追求给苏俄诗歌带来“完全不同的新声,乃至完全不同的新的思想方式”,但俄国文学倾向于热情洋溢的“倾诉”和“抚慰”,似乎不太适应那种偏好反讽和分析的抒情风格。他的散文和评论同样体现一种“智者风范”。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也是通过文学评论文章,对自己的形而上倾向做了一番阐释。
  《小于一》收录的文学评论,以介绍俄国诗歌的篇章最为著名,对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等人的创作进行导读性评论,每一篇都堪称精警动人,气度不凡,正如库切所言,“文学批评可以说是布罗茨基的拿手好戏”。如果说批评的真谛是在于说教,布罗茨基这些文章则称得上美学说教的典范,像占据布道讲坛,以独白语气在垂直穹顶下侃侃而谈。他的表述是由一个个瞬间高潮所组成的观念系列,行文带有一个上扬的态势。分析透辟凝练,形成语义严密的批评文本,对实用主义廉价说教不屑一顾。用语偶尔有点怪诞,诸如“加速度”、“公分母”、“乐器法”、“纵膈”等,像从百科全书采撷的语汇,甚至还有略显突兀的俚语和俏皮话,这是沿袭其诗歌创作中巴洛克(英国玄学派)式的智巧手法,追求奇崛与不谐和效果(库切的《布罗茨基的随笔》一文对此做了错误分析)。其诗学说教铺张扬厉,有时浓缩如格言,结论总是直截了当,不容置辩,诸如,“美学是伦理学之母”,“死亡是诗人伦理的绝佳试金石”,“声音优于现实,本质优于存在”等等;其诗学理念趋向于某种原教旨主义语言观:“诗歌乃是语言否定自己的质量和引力定律,乃是语言在向上追求—或向一侧追求—创世文字的开始之处。”而以下这句话是对诗歌生成的一个令人回味无穷的定义:“记忆通常是最后才离去的,仿佛它努力要保存对离去本身的记录似的,因此一首诗也许是最后离开一个人呢喃的双唇的遗言。”
  布罗茨基的诗学表述含有犄角推进式的形而上倾向和力度。他强调语言的超越性功能,认为诗歌是探索语言极限,诗歌是一种加速的思想,而韵律是完成这个工作的关键。“精神加速”这一概念,成了他衡量诗人的工作及其启示性能量的指标,这么做恐怕也会造成某种局限,使其笔下的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和曼德尔施塔姆带有较为浓厚的布罗茨基意识。不过,从这种混合着教义和激赏的解析文字中,读者的收获仍是难以估量的多。他让人透过分析性语言的局限,抵达白银时代彼得堡诗歌传统的启迪和精髓。
  可以说,布罗茨基的文学评论,其本质在于说教而非论证。是把人带往彼岸的运载工具,也是他从彼岸回归的现身说法。当然也是文化论争中的回应、反驳和论战的产物。除非站在他那个高度,拥有那样精深的诗歌修养和实践,否则无从产生这些灵感洋溢的篇章;而灵感总是和某种教义结合在一起的,正如使徒保罗的体内被充实的那些东西,因此,布罗茨基的批评文字浸透俄国式的救赎和激情,这是西方文学批评中几乎要失传的一种精神在场,委实引人瞩目。
  布罗茨基抵达西方,正值后现代主义思潮方兴未艾之际,他所面临的是一种反对精英、解构经典的总体知识气候。从贫瘠封闭的苏联来到后现代美国,看来诗人得经历某种“时间错置”(anachronism),这也使他的俄罗斯人特点变得更为鲜明。他强调精神等级,藐视后现代的价值相对主义,为文学写作提出严苛标准,声称写作是为了与过去时代的大师看齐,认为“过去是各种标准的来源,是现在所无法提供的更高标准的来源”。他的立场与流行的英美文学批评风尚大异其趣。与其说这是一种保守的精英主义趣味,不如说是对文化大传统的自觉追随和维护。
  《小于一》除了介绍白银时代彼得堡诗歌传统,评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拉东诺夫等人的创作,还以不少篇幅评论欧美诗人,包括奥登、卡瓦菲斯、蒙塔莱和沃尔科特等;尤其是关于奥登的两篇文章《取悦一个影子》和《论W.H.奥登的〈1939年9月1日〉》,是分量颇重的阐述。这两篇文章把作者诗学传统的另一侧面交代得很清楚,阐明他所谓伦理和美学“更高标准的来源”在其生活和创作中的意义。奥登(还有弗罗斯特、哈代等)是对他影响至深的英语诗歌大师。事实上,收录在他另一部随笔集《悲伤和理智》(On Grief and Reason)中的文章,其行文的优雅、反讽和平衡,就有点奥登的风味。晚期的布罗茨基融入英语文学传统,也越来越像晚期中产阶级文明的诊疗师,谨慎地抑制“怀疑”,委婉地表露“爱”和“慷慨”,而这也可视为他学习奥登,勉力“取悦一个影子”的尝试。
  维特根斯坦在其《文化与价值》中说,“传统不是一个人能够学习的东西,不是他想要的时候就能捡起来的一根线;就跟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祖宗一样”;“缺乏传统的人想要拥有一个传统,就像是一个人悲伤地去恋爱一样”。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维特根斯坦的话也都是一个中肯的告诫。以布罗茨基而论,“悲伤的恋爱”或“快乐的恋爱”也许都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归根结底,诗人的决定性意义总是在于语言发端的一个字词或韵脚;所谓“声音优于现实,本质优于存在”,这个看似高傲的形而上断言实质指向某个谦抑的位置,即诗人只是理念或声音的占用者,其存在等同于一种内在流亡状态。传统可以是一种实际拥有,也可以是一种理念式占用,某种程度上讲,其主动选择的意义并不小于自发拥有的意义。如果说此种选择的形而上向度是标志着精神痛苦(正如维特根斯坦指出的那样),那么它也意味着理念式占用乃是一种实际存在的有待展开的方式,可以展示为某种“时间错置”的心理景观,某种个体和文化的深刻关联。
  《小于一》的语言和思想跨度之大,部分是源于东西方传统的分离与交汇所制造的张力,给作者的表述注入超负荷的密度。集子中《逃离拜占庭》一文颇能体现这种特质。这篇旅游札记,中译长达四十七页,或许是该书写得最无把握的文章,主题之庞大,令人捏一把汗,却非常值得一读。它阐述作者心目中“文明”一词的含义,也就是一个“大传统”的存在对于他那样西化的俄国人所具有的意义。要理解这个“大传统”的本质,必须展示其浩瀚的谱系,从第一罗马帝国和第二罗马帝国说起,以基督教东扩和伊斯兰教西进为主线,辨析历史文化和伦理政治的复杂变迁,为此得扮演历史学家、人种学家的角色,这恐怕是作者难以胜任的,结果是写成一篇游记式独白,像一首用散文体书写的长诗,用萦绕回复的螺线型抒情结构记录其伊斯坦布尔之旅,将文化形态学的复杂思考转化为一连串包含恐惧和希望的心声。
  作为一名西化的俄国人,布罗茨基的认同和希望是指向第一罗马帝国的遗产,即由罗马法律和罗马教会的结合中演变的一个伦理政治体系,孕育出西方关于国家和个人存在的观念基础。他所恐惧和排斥的是第二罗马帝国的历史后遗症,即君士坦丁的东扩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不仅使得西方教会和东方教会分离,还让东方教会与亚洲父权社会及其伦理风尚融合起来,而这种父权伦理的本质是“反个人主义”,“认为人类生命在本质上不足挂齿,即是说,缺乏‘因为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人类生命是神圣的’这个理念”。和叶芝的名诗《驶向拜占庭》的主题相反,布罗茨基的文章正如标题所示,其主题是反感和逃离:俄罗斯的地理位置注定无法脱离拜占庭;作为“地理的受害者”,作为“第三罗马帝国”(即苏联)的昔日子民,他对眼下的伊斯坦布尔其实不感兴趣;他的到来是为了清算和诀别,一个地缘文化作用下象征着逃亡的姿态。
  布罗茨基对君士坦丁的心理意识的描写究竟有多少历史依据?历史学家和基督教学者能同意他的观点吗?他那富于天才气息、如履薄冰、恢弘而尖刻的论述,是否有一定的代表性?素来欣赏布罗茨基的索尔仁尼琴,对此文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在污蔑东正教会。此种非议也体现俄国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间由来已久的分歧。布罗茨基的立场不能算是孤立,对俄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非西方因素的清算,索洛维耶夫、高尔基等人甚至有更露骨和尖刻的表述。稍具讽刺意味的是,布罗茨基尊崇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后者却属于斯拉夫派;想必陀思妥耶夫斯基拜读这篇长文,也会愤然加以拒斥的吧?
  文明的理由,布罗茨基声称,就是要去“理解一个人在世的独特性及其存在的自主性”。在《毕业典礼致词》一文中,他给出抗拒邪恶的方案,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独创性的思想、异想天开,甚至—如果你愿意—怪癖”。
  这是一种剔除了宗教意识的世俗化解决方案,体现自由主义的文学启蒙意识。布罗茨基是迷恋语言、思想精美的怀疑主义诗人,不是安·兰德那样的西方政治伦理的热情辩护士。他对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个大传统的辩护,有其创作和生活经历的依据,源于美学和伦理的抉择。《小于一》一书通篇是在阐述这一点。
  他和索尔仁尼琴的分歧还在于,面对其共同经历的“历史性梦魇”,他的态度是存在主义的,而后者是传统现实主义的。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区别主要在于,他接受西方理性主义,尽管也怀有疑虑,而后者则表示嘲弄和憎恨,对任何基于理性主义的世俗化解决方案均予以否认。
  布罗茨基对文化大传统的追索值得肯定。但也未尝没有带来某种疑虑。作为“第三罗马帝国”的历史产儿,他强调的个体独特性和自主性,就启蒙的逻辑而言,是否更多是意味着某种“共性”的实现?所谓“个性”,是否仍为事物有待形成的一个弥散的幻影或虚无?
  此类疑虑,作家尤难回避。布罗茨基的回答则显示诗人本色。他说:“在一种事物与一个理念之间,我永远宁愿选择后者。”
  理念的占用或独白,自有其非同凡响的精神意义。如此说来,流亡乃是诗人终其一生的命运。
  (《小于一》,布罗茨基著,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二零一四年版;《布罗茨基传》,列夫·洛谢夫著,刘文飞译,东方出版社二零零九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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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02期 | 标签: | 44 vi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