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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田芳的评书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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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头儿”


  单田芳生前的工作习惯,是每天早上4点左右起床,工作到晚上8点,中午稍微休息会儿。女儿单慧莉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到了晚年,父亲会先把书做一些标记,不用的地方折上,然后把编好的东西打印出来,用笔勾勾画画,记在脑子里,用听众能理解的自己的语言来录书。虽然后来有了广播,不用在茶馆现场说书,但是父亲仍然会把要说的书都记在脑子里,这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了。再后来,有一些比较生疏的人名,父亲会写下来先熟悉一遍,说的时候就能记住了。”
  在单田芳的儿子单瑞林眼中,父亲每天的生活也就是书:“比如他当年看‘三国’的时候,会在上面标注一些生僻字的字音和来源,在《新华字典》上查阅。每出一个新的版本,他都会买来看。”
  单田芳原名单传忠,“田芳”是后来的艺名。他父亲单永魁是弹三弦儿的,母亲王香桂是说评书的,但他父亲一直希望“改换门庭”,根本不想让儿子说评书。单田芳上面三代都是说书人,他小时候帮助母亲做过很多记录,包括《隋唐演义》《大明英烈》《三侠五义》等等,但是自己从来没想过做个评书艺人。18岁那年,他父亲遭难被抓,母亲要离开父亲,单田芳不敢相信这件事,从沈阳跑到母亲正在说书的齐齐哈尔求证。当他得知母亲已经办好了离婚手续时,心灰意冷,回家途中,他决定挑起养家糊口的担子。
  1954年冬天,他和一位走得很近的叔叔李庆海踏上了从沈阳去营口的列车,也踏上了说书之路。曲艺界的拜师收徒,在今天看来也许显得老派,但是民间艺术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延续下来的。在营口的一家饭店里,李庆海当众收徒,单田芳恭敬下跪:“师傅在上,受弟子一拜!”
  后来单田芳在自传里回忆那段日子:“当时老师在台上说我在台下记录,每天到了晚上都是艺人们最愉快的时候。在演艺圈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大部分人都是阴阳颠倒,白天发困,晚上精神。到了晚上,师傅开始给我上课,教给我说评书的要领以及表演人物的技艺等等。”“由于我师傅没有文化,他需要参考,很多书就由我来读,他听,我们爷俩相辅相成,应该说在那段时间对我未来评书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55年,21岁的单田芳到了鞍山市曲艺团,认识了很多曲艺界的前辈,其中包括赵玉峰。赵玉峰后来和单田芳成为了师徒,他教会了单田芳手眼身法步、故事情节设计、诗词歌赋等等很多东西,也和单田芳切磋单家的看家书《明英烈》。
  到鞍山不久,单田芳跟曲艺团说要登台说书,但是登台需要考试,单田芳靠《明英烈》中的段子摘得冠军,文化局的领导点评他时用了三个字:“准演员”。单田芳觉得自己一下子“从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变成了准演员”,心情很好。当时鞍山有7个茶社,每个茶社每天有早中晚三场,都有正式演员表演。于是,曲艺团开创了一个“板凳头儿”的先例:中场和晚场之间的空闲时间。单田芳开始在一个叫“前进茶社”的地方说“板凳头儿”。曲艺团让单田芳给大家讲《明英烈》,单田芳勤学苦练,用他自己的话说,“饺子是什么味儿都没吃出来”,“连做梦也在说书”。
  1956年的大年初一,对单田芳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第一次登台,单田芳十分紧张,按照“板凳头儿”的安排,要说4段,每段30分钟。可是单田芳一口气说了两个多小时,把这事儿给忘了。茶社经理过来跟单田芳说:“单先生你跑到这儿来过书瘾来了,你看看都几点钟了?”单田芳恍然大悟,听众大笑。这次说书,让单田芳得到了在当时来说算是丰厚的报酬,也让他彻夜难眠,恨不得第二天马上接着说。他开始喜欢上了说书这件事儿。
  单家擅长“长袍书”,但是对武侠书比较欠缺,于是单田芳开始跟师兄杨田荣学习。杨田荣给他讲《三侠五义》,单田芳回忆这段过程:“田荣兄每天抽出时间来到家里,不管刮风下雨,酷暑严寒,准时不误。哥俩面对面坐着,把房门一关,也就没有干扰了。”

成角儿


  父亲出狱后,对单田芳走上了说书之路十分不满,改换门庭一直是他父亲的愿望。单田芳请来了父亲很敬重的三舅劝说,三舅的一番话让父亲的态度有了转变。三舅还说:“他将来在曲艺圈要变成角儿不也是一件好事吗?”谁都知道,成角儿很难,成了家喻户晓,成不了就永远在江湖卖艺。幸运的是,单田芳真的成角儿了。
  1958年底,曲艺团由个体变成了集体,这也是评书艺术的一个转折点。1962年,文化主管部门规定,传统艺术一律停止,演员必须说“新书”。这对于说书人来说是一个坏消息,因为他们继承的故事讲的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在天津说过新书的杨田荣开了一个新书学习班。虽然擅长说“旧书”,但是单田芳学习新东西很快,后来说了《新儿女英雄传》《战斗的青春》《林海雪原》等30多部小说,赚了不少钱。
  “文革”开始后,他经历了被批斗、去农村、逃亡的生活。从1966年开始,书不能说了。他和信任的人平时闲聊的话,成为了他被批斗的理由。但说书也在关键时刻帮了他。有一次单田芳去郊区买苞米面,被找麻烦的人拦住,他靠说评书给自己解了围。
  在这样的经历中,单田芳领悟到很多与不同的人相处的智慧。这些在他的说书生涯中也有所体现。那些艰难日子里,单慧莉和单瑞林都在父亲身边。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单慧莉说:“父亲跟我说过一句话,和人交往的时候,夏天一把伞,冬天一把火。他在评书中也提到过,有时候爱交朋友的人,会有交友不慎的时候,‘摸摸脑袋就是一个’,酒肉朋友在饭桌上,南山打过虎,北山刨过狼,吃完了喝完了,没事儿则罢了,一有事儿跑都跑不了。”
  70年代初期,单田芳一家人还下放在农村。有一天,单田芳听单慧莉说,县城的新华书店有《三国演义》和《红楼梦》卖了,十分高兴,赶紧让女儿去买了一部《三国演义》和一本字典。单瑞林清楚记得那是1973年:“把《三国演义》买下来得两块多钱,对我们家来讲是什么?我父亲一天挣七分钱或者八分钱,极少数干活多的情况下能挣一毛一或者一毛二,一个来月才能买得起这一本书,这对我们家来讲是一个挺大的支出。这意味着很多东西就先别买了,如果吃咸的,只能吃大粒盐,没有酱和酱油了。三顿饭改成两顿饭,油是不存在的,好在这一年春天我们有了一块自留地可以种点东西。因为当时一家人住在一间房子里,说话没有什么隐私,父亲跟母亲悄声提买书的事我也听到了。父亲说,怎么回事,让看‘三国’了?那能让说(书)吗?不能。父亲自己就否定了。然后父亲又跟母亲说,咱家得买这本书。能买到这本书我父亲非常激动,那个时候我们精神上很贫瘠,有了这本书一家人精神上都很快樂。我爸还叫我也背‘三国’,现在很多开场我还能背下来,烙印太深了。”
  1974年,单田芳带着家人从农村逃了出来。逃出来后,单田芳一直过着提心吊胆、东躲西藏不踏实的日子,这样的生活足足过了4年。1978年,当单田芳终于看到了平反书上写的他的事情属于假案,恢复公职,恢复名誉,回归曲艺团工作,补发10年的工资时,他喜极而泣,放声大哭。
  1979年,单田芳重返舞台说《隋唐演义》。走进茶社大门,门前挤着四五十人,里面200多个位置都坐满了。单田芳回忆这段日子,当时的情形令人潸然泪下:“我往台下看了一眼,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声音颤抖,嗓子哽咽,眼含热泪,频频致谢。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心想,难道这是真的吗?是做梦咋的?”
  形容自己的这段经历时,单田芳用了一个词:两世为人。我们后来听到的单田芳独特的嗓音,是他经历磨难后,不得不呈现的样子。后来在1984年,他干脆把自己剩下的牙都拔掉,换上了假牙套。他从百人的小茶社走进了万人的体育场说书,有一次用力太猛,牙套喷了出来,单田芳用水清理干净后重新戴上,继续说。用单田芳自己的形容,这件事儿惹得观众“笑破了肚皮”。
  曲艺团推荐单田芳去电台录书,这样也可以带来很大的收入。单田芳早在师兄杨田荣在电台说新书的时候,就很有表演的欲望。有了这个机会,他十分珍惜。当时,单田芳刚刚动过手术,嗓子还需要调养。他上午去电台录制广播评书,下午去茶社说书。后来为了每天节省两小时的嗓子,他辞掉了茶社的工作,专心在电台说书。《隋唐演义》的反响特别好,段数一再增加,扣子吸引着听众,最后录到了240讲才结束。单田芳靠这部作品再次火了起来,接着录了十几部评书,红得家喻户晓。
  单慧莉回忆,当时和父亲一同出门,他时常被人认出来。有一次在鞍山的三道街市场,几位摊贩认出了单田芳,追出100多米,希望卖他几条裤子。有一段时间,单慧莉都不愿意跟父亲出门:“我跟我爸说不跟你出门了,我爸问我为啥,我说你怎么老被包围呢,跟你出趟门这个劲费的。”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曲艺团决定让单田芳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营口之行,是单田芳从小茶社走进大剧场的第一次体验。在能容纳1300多名观众的辽河剧场,单田芳压轴出场,但却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他苦思冥想,如何能够在现场掀起热潮?最后他想出了办法,一个是登台之后先说一段诙谐又有现场感的上场诗,然后再说几句现实的包袱和观众拉近距离。这种“接地气儿”的表达方式,也是单田芳评书的一大特色。

评书的处境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单田芳的评书火遍家家户户的时代。评书演员刘朝现在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任教,她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那个时候也没有别的形式,在广播中讲故事,上到达官贵人,下到平民百姓,没有谁不喜欢听的,只要你讲得好。那个时候艺术很单纯,也没有其他的传播媒体。其他艺术形式也还没有流传进来,一些通俗歌曲80年代才开始鼎盛。戏曲、京剧也有,但是比评书少得多,因为评书有连续性。正如现在的电视剧,关键时刻,一集定格结束了,就像评书留扣,下次解扣。”
  单田芳喜欢新鲜东西,尝试过电视评书,但效果不如所愿。曾在电视台工作、与评书大家合作过的史艳芳告诉本刊:“当时单先生希望台下有观众能够互动,我们发了征集观众的通知。但是由于这样的方式成本太高,需要场地,所以这种有观众的情况很少。”
  “评书为什么可以是广播艺术,而不是电视艺术?因为总是盯着评书演员一个人,画面没有切换,身体固定在沙发上,实在不够赏心悦目。如果是听,我可以张开想象的翅膀,对同一个人物形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象。”刘朝分析说,“一直以来,说书艺人都是个体户、小作坊,评书的前身是一个人,一部书,不需要别人帮助。能吸引人听,说得比较长,就有饭辙了。也正因为如此,评书也常常是一个流派一脉相承,各自为政。评书对演员的全能要求太高,一般人干不下来。说学逗唱,声台形表,从创作到表演到发声到阐述能力,还有你的文学功底,对社会的观察和反思,对生活的体验,塑造人物的能力,这些都体现到作品中,有多少人能吃这个苦?我也搞过声乐、小品,相对来说评书难多了。在台上说一部书,得有多大能耐?评书演员有年轻的吗?几乎没有。要干出点成绩都得是四五十岁以上。”
  说到评书作为一个艺术门类的当下处境,刘朝说:“原来在茶馆,一毛五听一次书,五分书钱,一毛茶钱。现在这类场所很少。唯独江浙一带的评弹保存得比较好,因为这种艺术形式本身给人一种曼妙的感受。有些艺术形式,如果大家觉得可有可无,它也就慢慢消失了。”
  肖建陆在1994年与单田芳相识,1995年后担任北京单田芳艺术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他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单老师的经典一直会流传下去。《白眉大侠》《乱世枭雄》,重播多少回了,每次听众都不少。很多‘的哥’对内容也许很熟悉了,但仍然爱听。也许已经成为习惯,听到他的声音,心里就特踏实。”
  (参考资料:《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1月)
  評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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