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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了情节,留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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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体工作必须面对文化潮流、流行词汇,工作性质决定的。这种东西有一种强大的引力,搞不好就弄成“听风就是雨”。我喜欢读欧洲启蒙运动的书,那是他们破除偶像的时期,不是反偶像,而是发展出了一套理性分析的手法,摆脱偶像思维。他们的思想任务之一就是破除文艺复兴运动中泛滥的文本崇拜,还有那种用“相似性”方法模仿历史和解释世界的陶醉。启蒙运动通过同一性/差异性的分析,废除了“相似性”思想方法中的大杂烩。培根按照柏拉图的四种洞穴说,拉出了四种偶像,其中洞穴偶像和剧院偶像使我们相信,事物总能相似于我们对它们的理解。这个提醒特别能让人对自己的判断保持警惕,去检查形成判断的方法。
  一页记事本上记着我在读卢梭的《致达朗贝尔》,他在文章中极力反对达朗贝尔(百科全书派的支柱之一)兴建剧院的提议,兴建剧院是为民众谋文化福利的事,经卢梭的分析,剧场里的戏剧有违初衷,剧场的存在方式隐含着一种对民众的损害:因为当它将观众引入其中,让他们心怀敬畏,坐定下来,不动不响,他们被如此地隔离和被动,就让他们失去了原来在共同体中保持的品行、行动的方向、行动的方式。他说剧院的这种特征是反社会的特征。我们今天看电影的方式比之更过吧?身体面临着各种神奇事件,但意志会有什么作为?卢梭的分析当然不在剧院本身,他的论点落在:不能让舞台把人的感情带入拟像,不能让人被拟像隔离开他们自身的思想和力量。今天读来必定会反省一下,你是以怎样的姿态进入剧院、美术馆,或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粉丝不计。
  我们似乎都学会了政治正确地抵制强制性权力,抵制它伤及我们的权利。而流行观念携带的权力其实一点也不弱,但容易被忽视,它往往以一种很“异见”的姿态、或很“普遍”的声势显得很开明,实际上它有一种更迷人的腐蚀力,腐蚀人的精神和思想动力,继而丧失行动方向。如何对付这种力量?一不留神就被卷进去,一抵制就显得很不政治正确。比如“民国”。拿“抒情民国控”和史学家的民国史料一对比,就能看出各自的标的落在哪儿,虽然都是局部信息,一个是封闭的局部,一个是可向整体连接的局部。每个流行词都需要警惕,如果认同这些词,就容易阻碍问题链的建立,而价值和意义都是在问题链中形成的。如果一个事物单独地具有价值,不是形而上学,就是骗人。
  一个词,一旦流行起来,就会变成一种托词,成为回避那种更基本问题的托词。标准句法是:别再说那些了,重要的是“进步”。这个宾语可以随着流行更换为“自由”“教育”,或世界主义、现实主义。这是刻薄的英国作家切斯特顿在100多年前说的,他如果活在今天会怎么说?宾语可以换上全球化、开放、多元,也可以是自媒体。换上什么词都无所谓,问题不是这些词本身有什么毛病,而是流行地使用它会作为各种偷懒的托词。
  切斯特顿在《异教徒》这本小册子里以很低的姿态分析了当时英国的种种流行观念,10年前我读到的时候,正好耳边飘着几个流行词,其中之一是“世界公民”(且不说“公民”这个词是相对于作为政权结构的国家而言的),切斯特顿在评论吉卜林的文章里说:吉卜林是一位世界人,他游历甚广,对于他,伦敦是一个地方,芝加哥是一个地方,马里的一个小城市廷巴图克也是一个地方,他不想成为任何地方的一部分,他拥有很多地方,考虑的是每个地方不同的饮食、服装、礼仪。而廷巴图克住着的人,他们不会把廷巴图克看成一个地方,他们视其为宇宙。他们没去过别的地方,就扎根于一个地方,像一棵树一样生长,他们并不拥有这个地方,他们拥有的是整个宇宙的力量,呼吸的也不是一个地方的空气,而是世界之风。他们考虑的是粮食、婴儿、好天气坏天气等等,而这些才是将人类联结在一起的东西。可见想见,无论它的种子飘到哪里,以这样的生命力共享的都是同样质地的世界,尽管可能有气候的不同、水土的不同、历史文化的不同,世界总是整体的。
  切斯特顿显然并不是在否定见多识广,而是抵制流行词的轻浮,抵制对基本问题的回避。而基本的问题总像是一团乱麻,将世界连接在一起,不仅在空间格局中相互缠绕,还在时间线索上相互关联,在文化心理上相互影响。在近前的历史中,我们能看到很多在乱麻中思考的人,梁启超、鲁迅、费孝通、托尔斯泰、福柯等等,好多。鲁迅终其一生与人论战,似乎一直在继续着他早期未完成的檄文《破恶声论》。在与切斯特顿差不多的时间,鲁迅在这篇文章里也提到了“世界人”,可惜《破恶声论》只写到两个恶声,没写到“世界人”,只在前面说到他们弃祖国。托尔斯泰也是在同样的历史年代,面临着这些问题。但鲁迅与托尔斯泰的各自所处,不论是所处时局,还是所处的文化背景和地缘环境,差异明显;相同的是他们都很尖刻,都身在向西方张望的国度里,都大量阅读了来自“先进”文化的著作,都被时贤们的各种主义围绕着,都深感着彷徨。
  读他们留下的文字,永远钦佩那种向基本问题下沉的勇气和智慧,千百年的先贤们累积的智慧永远是汲取能量的源泉。尤其是在今天这般快速文化中,按本雅明的意思,怀旧也可以是一种革命的武器,虽然有点笨。
  1000期,我再说起《周刊》只有过去时了,顯得很过去,只好翻看记事本。果真如我想的,很多事都彻底忘了。小于来的时候,是2000年,《周刊》还在净土胡同。卞智宏已经离开《周刊》了,所以小于来了正好能顶上电影报道的栏目。她说她来的时候剃着个光头,这个我没怎么在意,是,我只在乎她在电影资料馆读硕士学位,还想知道的就是能不能完成出稿量。能,好。不过她志不在此,后来又回到电影行业里了。留下来的是,从那时建立的聊天机制至今未变。2002年的一页上写着我去学校开家长会,老师教育我不要给孩子太多压力。此话怎讲?老师说,本周小测验你的孩子得了99分,大哭,说,不得100分我妈会打死我。我没有呀,“考不好还考不坏!”我一直拿这个口头禅给她减压。我完全忘了这个事,翻着这页问女儿干吗这么编排我,她居然记得,不可遏制地笑啊笑,说,总得制造点气氛嘛。
  事情总会过去,而那些变成了生活一部分的,再也不会被丢掉。
  石鸣来的时候,2009年底,大办公室里的石鸣像个战战兢兢的小女孩。她曾在《周刊》实习过,社会学系毕业后去美国完成硕士学业,从美国回来后到《China Daily》工作了不久,还是想到《周刊》来。她的学习能力超强,我更关心的是能否完成发稿量。能,好。她经过了一段挺不容易的适应期,然后就很棒了。她后来嫁到了上海,也就在上海工作了。今年初的时候,石鸣从上海到北京出差,如每次一样抽空来聊天,我正在跟几位小学友聚会,她赶过来凑在一起,饭桌上意外碰到了中学同学张小迪,中学毕业后他们从没见过,一惊一乍地唏嘘之后,张小迪说,石鸣是他们学校的著名学霸。可以想象,因为今天她还是。
  从净土胡同搬到安贞大厦时,在匆忙之间。那不是标准的办公室,是民居,一间一间的。在置办桌椅时,我们这个小团队挑了宜家的餐桌餐椅,所谓开会,就是大家围坐在一起,像是个聊天的好地方。开这种会没头没尾,没主题,谁都可以随时加入,苗炜、吴晓东、潘先生经常到我们这里来串门儿,或者从这路过的,也会在这坐会儿。有时候就从一个选题开始,某人说某导演真的是热爱电影。可是,他是否热爱跟电影有什么关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需要辩护的是他的电影怎么样,这会让题目跑偏得越来越远,最后不知会怎么收尾。那段时间并不长,改成真正的周刊,节奏变了,松散的聊天有时候也很耽误事。
  后来编辑部搬到霞光里,还得感谢阎琦,她把办公室设计得像是个巨大的餐厅,四个人一桌,虽然桌上也加了点办公室元素,但一桌一桌既不横平也不竖直地散开着,挺好的,几个边角处都有个长沙发,困了可以躺会儿,更多的时候是聊天的地方。去编辑部开会经常像去赴个聚会,因为眼下要做的事其实很快就能说完,真正的劳动都是每个人独自面对的,其中甘苦,各自心存,没什么可聊的。
  这种貌似闲散的气氛,其实并不轻松。土摩托(袁越),常常是叹一声“文科生”之后,答疑。他的所谓理科方式其实并不难接受,而且可以提醒我自己是否被某种路径依赖影响,耳朵少了一个频道。做记者,受过相关专业的训练挺必要的,关键不在于某个行当的专业知识,而是专业训练形成的分析方法和路径,在处理相关选题时会做得更实在,能更好地利用相关的思想资源,判断有根据有论证,这是形成思考的依据,也是丰富舆论的意义所在。可是实际上在媒体工作的人不可能局限在一个所谓的“专业”里,这时候如何利用专业训练就能显出知识的能量。所谓“无冕之王”之类的道德化标榜难以让人接受,何德何能啊?每个人的知识都只是局部,以这个為前提,尽量使这个局部显示出向外部连接的倾向,这是有可能做到的。那个时候的闲聊中,时常得接受王星、朱步冲的新知挑战,使劲和自己的旧识建立链接;得在潘先生的历史细节漫谈中,矫正自己对资料的理解;也时常得接受钟和晏“你为什么这么说”的步步追问;有段时间,陆晶靖和我几乎像是读书小组里的同学,每周交换各自读书所获。
  那些时日,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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