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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泽留守儿童关爱中心:“80后”返乡青年的公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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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
  时间在俞村迟缓得近乎停滞,平日与周末没有什么不同,这个原属于古徽州地区的皖南乡镇都是一样的宁静,甚至是冷清。石板路铺就的巷子里只有老人和幼儿偶尔经过,和旌德的其他乡镇一样,俞村外出务工的青壮年比例可以达到70%。初冬不见的日光和湿冷的空气更平添了几分萧索气象。
  伍红奎的“恩泽留守儿童校外关爱活动中心”是镇里唯一可以感受到生气的地方。这个由一排二层小楼和三间平房围成的封闭院落原是俞村人的祠堂所在,在村委会和村幼儿园先后使用又搬去新址后,今年初,伍红奎租下了这里,把当时已有40多个孩子的活动中心从家里搬了过来。伍红奎告诉本刊记者,除了俞村镇,他在庙首镇也设立了活动中心,“两边的孩子加起来要有80多个”。
  这些孩子最大的十二三岁,小的只有六七岁。“他们都是留守儿童,有的是父母一方在外打工,有的是父母都在外面,只有家里老人带着。”伍红奎说,随着村小撤并,现在俞村除了两个教学点还有少量儿童外,其余所有适龄儿童都在镇中心小学上学。“学校295个孩子,其中175个是留守儿童,这175个孩子中,40%是父母双方都不在身边的。”星期六还有近30个孩子到活动中心来,来得早的甚至六七点钟就到了,“家人还要去上工,顺路就把孩子带过来”。
  二层小楼一层的两个屋子被改成教室。除了自己购买的桌椅,伍红奎还向镇中心小学借了一批闲置的旧桌椅。上午,伍红奎的妻子、在镇中心小学当语文老师的俞慧萍和另两位志愿者老师会帮助孩子们辅导功课,解决他们不懂的问题,并帮他们检查作业。在伍红奎的观察中,辅导功课是留守儿童家长最为迫切的需求。读二年级的吴艳2011年2月活动中心开办时就过来了。“她父母都在成都,孩子成绩一直不好,但是我们又不懂。”吴艳的爷爷感到力不从心,他在向老师求助时听说了伍红奎开办的活动中心。通过在学校里的观察,俞慧萍很理解家长的担忧:“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性格都有点内向,如果成绩不好,那和别的孩子相比就更容易自卑,只跟与自己情况相似的孩子一起玩。”
  几个老师里,孩子们最怕的就是“伍老师”。“我对他们的功课要求比较严格,能用字典自己解决的问题就教他们自己解决,老师的辅导不能成为他们依赖的拐棍。”伍红奎的“严格”有更深层次的考虑,他更看重留守儿童包括学习习惯在内的行为习惯的养成。他说:“我们这边的留守儿童主要不是经济问题,行为习惯养成和心理情感障碍才是主要问题。”
  旌德县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当地收入来源仍以务农为主,月人均工资只有550元。“我们和家长沟通时也调查过,到上海、宁波等地打工的人月薪平均都在3000元左右,有些更好的一年可以挣个一二十万元。”伍红奎说,活动中心里的留守儿童多是独生子女。“他们跟城里孩子一样受宠,而且因为父母不在身边,爷爷奶奶甚至会更娇惯、用更多物质方式来补偿孩子。”俞慧萍告诉本刊记者,这些留守儿童刚到中心来时性格多表现为内向孤僻、自卑懦弱或脾气暴躁,“还有的孩子总喜欢拿别人东西,归根结底都是家庭情感教育出了问题,不懂得怎样与他人沟通”。
  孩子们基本都会在到活动中心的头半个月开始发生变化,因为行为习惯被纳入集体的规范化管理。中午放学后大家要排队在队长带领下到活动中心来。“我们每张饭桌都有孩子们推选的桌长,帮助老师拿碗筷、端菜。”除了饭前洗手,每个餐桌上都有公筷和公勺,吃完饭孩子们还要自己把碗筷分别放到规定的位置,先盛好饭的孩子也会一直等到所有小朋友都盛好饭才一起吃。行为习惯与评比联系到一起,每月评比出的“卫生标兵”、“管理标兵”等荣誉的奖励只是一根水笔。“我们绞尽脑汁能设奖的项目都设奖,让每个孩子都能获得一个奖励。”伍红奎说。
  活动中心的院子被一分为二,右侧墙角专门辟出一处花坛,伍红奎给命名为“乐捐花园”。“孩子们总有犯错的时候,作为惩罚,我们就让他从家带一颗花种种在花坛里,以后看到花儿成长就能想到自己的错误,也保护了他们的自尊心。”给孩子们辅导功课时,伍红奎有时还会故意讲错,等着孩子们来纠正。“我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诉他们老师也是会犯错的,鼓励他们有勇气指出我的错误。”伍红奎说。
  让孩子们开朗、阳光起来是件更费心的事情,伍红奎动了很多脑筋。活动中心院子的一侧被开垦成了“爱心菜园”,这是孩子们亲手参与种植的菜地。“他们跟城里的孩子一样没有见过蔬菜是怎么种出来的,我们组织大家一起观察、劳动,那天孩子们的观察日记都写得特别好。”夏天菜园里的西红柿收获了400多个,现在地里的青菜和萝卜也成了孩子们中午的配菜。每个月伍红奎还会给当月过生日的孩子组织一次集体生日会,餐厅还配有音响,“大家偶尔发泄一下,一起唱卡拉OK”。最近伍红奎又有了新点子,他买的烤炉已经寄到了,他告诉记者:“等天气好的周末,我就跟孩子们在院子里烧烤。”
  伍红奎大学时的专业是生物工程,俞慧萍却觉得丈夫在教育上动的心思比她更多。除了自己“补习”的教育学内容,伍红奎觉得自己的想法更多来自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经验。“一般孩子刚到中心来的前三天里,我都是放任他自由活动,不加管理。通过观察,我就可以发现这个孩子的优点和问题,再有的放矢地教育。”
  留守儿童的心结始终是和父母的距离。每个周六下午,二年级的赵皖湘都会在活动中心等着和在广州的妈妈视频聊天。从活动中心开办之初,伍红奎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专门配了两台电脑用于孩子和家长的联系。“赵皖湘的妈妈联系比较多,有些上网不方便的家长要两三个月才跟孩子通一次话。”伍红奎说,有些孩子为了见一眼父母,周六要特意从山里赶过来。赵皖湘的父母都在广州,在广州上完幼儿园后,她被送回旌德老家由奶奶照料。游戏时欢快的笑脸只有在面对视频中的妈妈时变得欲言又止,7岁女孩的重重心事让人看着心疼。妈妈想给女儿寄一双过冬的鞋子,却已经不知道女儿到底该穿多大码。赵皖湘的妈妈安慰女儿:“等到家乡下雪时妈妈就会回去了。”女孩平静却迅速地回应:“妈妈,明天就会下雪了。”伍红奎说,很多孩子都会在和父母视频通话后哭起来。
  返乡
  对31岁的伍红奎来说,“恩泽留守儿童校外关爱活动中心”的成立实在是个意外,两年前,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返乡“创业”创的是公益事业。伍红奎也是从农村走出去的大学生,他说:“我考上大学那年妹妹要上大专,后来为了我的学费就没有去读。”即便如此,伍红奎的学费也是父母从亲戚家凑来的。直到上学时利用新兴的电子商务做成一笔把蘑菇卖到俄罗斯的生意,他才终于还清了家里的外债。
  2004年从安徽农业大学毕业后,头脑灵活的伍红奎没有留在合肥,而是抓住互联网发展的契机、看准家乡的机会,回宁国县创办了网络公司。从帮助企业架构网络到提供安防服务,一直到2007年,伍红奎的创业道路始终很顺利,也攒下了不少积蓄。“我买了一处几百平方米的复式楼给公司办公用。”2007年伍红奎主动结束了进入瓶颈期的公司业务,转而到当地多家大型企业做信息管理和人力资源工作。他有自己的打算:“我还是要再创业的,现在需要学习大企业的管理方法。”2009年,伍红奎应聘到宁波的一家外企做人事主管,这也是毕业返乡后他第一次重回大城市。
  与当年到合肥上学不同,这次伍红奎离开家时留下的还有妻子和仅两岁多的儿子。“儿子跟着父母在宁国,妻子在俞村教书,只有周末才能去看孩子,我儿子那时也是留守儿童。”刺痛伍红奎内心的是朋友们发来的一张儿子的照片。“他们路过我父母家,就停下用手机给我儿子拍了张照片。夜晚昏暗的灯光下,儿子的眼神里一片茫然。”于是,每隔两三个月,伍红奎会回来一次,儿子的表现更让他担忧:“他很内向,一直站着不动,也不讲话,看到我就往他妈妈的腿后面躲。”后来有一次,父母在帮儿子洗澡时,儿子的手臂不小心被热水烫伤。伍红奎第一次陷入了对人生的思考:“父母、儿子都需要照顾,自己以前是不是只顾着个人提升、事业成功,忽略了很多重要的事情?”2010年底,已经升到人事经理的伍红奎还是辞掉了月薪过万元的工作,回到妻子、儿子身边。“只要看准好的项目,在大城市还是乡镇创业都是一样的。”伍红奎当时是这么对自己说的。
  关注到留守儿童是一个偶然。一天,伍红奎偶然看到一个小女孩在路边哭。“她奶奶说是因为功课不会做,那我就说,刚好有空教她做好了。”伍红奎意识到,这是很多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的问题,而行动起来则是因为这些孩子太像年幼时的自己。“我就跟妻子说,可以让这样的孩子放学后到家里来做功课,妻子很痛快就答应了。”开始只是六七个孩子,后来到十几个,夫妻俩并没有太当回事。“自己儿子一个也是教,多几个也是教,而且无非是花两三万块钱添点设施,权当做好事了。”伍红奎并没觉得这件事会占用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他一边辅导功课,还在一边寻找着自己的“项目”。到2011年9月新学期开始时,放学后来伍红奎家辅导功课的孩子就到了40多人,这让夫妻俩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妻子当时有抱怨,照顾几十个孩子仅安全问题就不是小事,但是我们已经感到了身上的责任,知道肯定停不下来了。”
  伍红奎于是不得不投入全部精力为活动中心的身份奔走。从2010年开始,安徽就开始在省内推广设立“留守儿童之家”,旌德所在的宣城市在2011年底建成了284个留守儿童之家,今年的布点规划达到167个。但是省里和市里的政策要求都是将活动室落实到学校中、由校长牵头,俞村的留守儿童之家就设在镇中心小学中,对于伍红奎的这种“民办”、“校外”身份并没有相关政策。“留守儿童工作涉及教育局、妇联和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多个部门,但是当时没有政策,谁也不敢贸然做我们的主管部门。”但是伍红奎知道,活动中心要想长远发展必须得到社会各种资源的支持,首先就是要有身份。他与镇中心小学合作,让活动中心成为学校的“留守儿童校外活动室”,使得拨给学校的书籍、棋具能够“漂流”到活动中心给孩子们使用。这种“体制创新”得到了市教育部门的认可,经过近一年的奔波,今年4月,活动中心终于在妇联、民政、关工委多部门调研后成为妇联主管下的非企业单位。
  伍红奎说,这个过程中他经历着第二次思想的转变,虽然面对各种困难,但是为了这些留守儿童,事情做起来都很“有底气”、很“坦然”。“跟孩子们在一起,我的心态也变得年轻、轻松起来,这种生活和之前的生意场上完全不同。”孩子们的真诚时时让他感动,“有时候觉得累了不经意说一句‘好累啊’,就有孩子主动跑过来说‘伍老师我帮你捏捏腿吧’”。儿子的变化也让伍红奎欣慰。已经5岁的伍言皓现在不会腻在父母身边,他和其他大孩子一起吃饭、做游戏,更加独立、开朗。“小镇上的生活很平静,这样一家人在一起的生活很充实。”虽然校内校外都在为孩子们辛苦,俞慧萍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满意。正像伍红奎感到的“有失必有得”,“别人都觉得我打拼这么多年现在回乡,就像回到了原点,其实我现在看问题的想法和以前已经有很大不同,现在的生活是人生的一场修炼”。
  模式
  恩泽留守儿童校外活动关爱中心是旌德县的第一家民办留守儿童之家,但仅在宣城市内就非此一所。校内留守儿童之家的普及并没能减少家长对民办机构的现实需求。伍红奎告诉本刊记者,校内的留守儿童之家在使用时总是存在有诸多限制。“图书、器材只有住校的孩子使用,而近300个孩子里住校的只有20多个。周末学校没人,孩子们也没法去活动室活动。留守儿童真正需要特别关照的正是放学后和周末的时间,学校如果安排专门的老师负责,势必又额外增加了很多老师的负担。”
  民办机构相比之下更具灵活性,伍红奎也曾经到附近的泾县和绩溪去考察过其他针对留守儿童的民办机构,但是考察的结果他都不是很认同。“一般是两种模式,一种是纯粹商业化托管机构,他们会对孩子的学习抓得非常严,因为成绩提高会让父母看到切实成效,但是孩子们的学习压力会很大。还有一种是完全的公益机构,资源来自政府的扶持和社会捐助,这些多是爱心人士发起的,但自身的认识也限制了机构的发展。”在伍红奎看来,民办留守儿童的关爱机构应该做的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补位,重点应该放在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的养成上,而理想的发展理念是“边公益边微利,用微利扩公益”。
  伍红奎的教育理念在相对落后的乡村饱受非议。家长会对他“坚决不补新课”、“浪费时间”看感恩教育片的行为感到不解。“我采取的是任由他人论是非的态度,坚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伍红奎在网上建立了家长联系群,他说:“我愿意与孩子的父母直接沟通,他们在大城市受到新观念的影响,也更容易认同我的想法。”
  现在,每个在活动中心吃午饭的孩子每月要交100元的餐费,在放学后享受活动中心校外辅导功课的孩子每月的费用也是100元。一个月上万元的收入让村里人看着眼红、蜚短流长。伍红奎认为,这些收费并没有妨碍活动中心的公益性质。“做公益不应该牺牲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它要想生存发展就得能够自己‘造血’,形成成熟的管理运作模式。”伍红奎已经意识到活动中心必须走上规范化道路,他的精力和个人生活才能从其中剥离开。从今年初开始,活动中心的日常管理已经步入正轨,从当初的夫妻俩发展到现在的7位老师,每月仅人工开支是7000元。从村委会租来的院子一年租金5000元,每月在活动中心吃午饭的孩子们的伙食成本也要有2500元。“孩子们交的费用刚刚可以维持经营上的收支平衡。”这只是“经营”上的,伍红奎说,之前在硬件设施上陆续投入的十几万元并没有计算在内。
  让伍红奎苦恼的是如何给活动中心建立切实可行的长期“造血”模式。他有各种各样的设想:“在旌德县城开设活动中心,甚至把活动中心开到杭州、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去,城市里也有儿童托管的需求。通过在这些地区较高的收费来补贴乡村里的留守儿童。甚至还可以在乡村搞学生实践基地,让大城市的孩子到这里来体验生活、与农村留守儿童结对子。”在伍红奎看来,留守儿童活动中心完全可以发展成一个很有前途的产业,解决乡村的部分就业问题,他也有将公益机构用连锁甚至加盟等商业模式规模化的想法。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希望得到社会支持,就像“恩泽”意味着“集社会之恩,泽于留守孩子”,似乎这样更多是能够明确留守儿童活动中心的公益性质。
  “我肯定不会当成商业项目去做,它公益事业的性质始终不能变,否则就背离了我当初做这件事的初衷。”伍红奎还在寻找自己的创业项目,但是留守儿童活动中心也已经成了生命中绕不开的一部分。对他来说,“先公益,后创业”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伍红奎很乐观:“我现在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有时候会想几十年后有学生跟我说:‘伍老师,您当年的某一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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