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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历史的色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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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教授把弄学之人比作“深海鱼”,说做学问就像在晦暗的海底游来游去,无声无息。弄璋弄瓦者热热闹闹,弄权弄术者飞横跋扈,弄学者则甘享寂寞。移居东瀛多年的几尾雌性“深海鱼”相濡以沫,十二年前结成“水会”,半年一聚,分享寂寞。邵迎建即“水会”元老之一,《上海抗战时期的话剧》是她深海巡游八年的成果。
  邵迎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起研究张爱玲,一九九八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张爱玲的文学》(二零零二年由御茶水书房出版日文版)。书中主要通过“认同危机”来诠释作品,乃至有的学者认为该书可以“作为‘摸索文化认同’的中国移民知识分子的自我省视的记录来阅读”(藤井省三语),还有的学者从中读出了张爱玲文学及其研究者的“认同二重奏”(池上贞子语)。认同理论之外,邵迎建还运用女性主义理论解读张爱玲,行文中可以感觉到研究者的热意、研究者的投入。
  后来邵迎建在张爱玲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拓展领域,发现张爱玲“不过是一棵树,她的背后还有着森林”(《小引》)。这本《上海抗战时期的话剧》即可看作邵迎建的“森林”探险,她发现了“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七彩“新大陆”,并力求在纸上再现大约七十年前的“原汁原味”,还原历史的色香。
  这也是一本让人感觉得到温度的书。作者没有板起学术脸、操起学术刀、见鸡杀鸡、见狗杀狗,而是贴近现场、感同身受,字里行间流露出悲悯和宽容。作者重视口述历史,采访了当年的导演、九十七岁的洪谟和九十五岁的胡导以及当年的艺人乔奇、黄宗江、黄宗英等人,行文中多次用到访谈资料。能在来得及的时候采访到世纪老人、留下宝贵的口述资料,是学者之幸,也是学术之幸。
  现代文学研究中沦陷区文学分歧较大,它是文学的,也是政治的。昏昏乱世,孰忠孰奸?有人在大是大非上栽了跟头于是死有余辜,有人曾经暗地联络了某方势力最后得保清白或得以苟活,有人不清不白逃离是非之地。在前些年的论文《撕裂的身体—张爱玲〈色,戒〉论》中,邵迎建质疑座上宾与阶下囚、敌国与友邦、叛徒与同志之间的暧昧变换,斥责如许“国家”无权裁定女性,咄咄逼人。战时上海戏剧如果沿着这个思路研究下去,也许会有另一番景象。然而度尽劫波,宽容也许更可贵。有悲悯,才有宽容。
  该书改写了文学史的相关说法,“给占领区/沦陷区的人们,包括在被日本统合的公司工作的电影人重新定位,还了他们一个公道”(《后记》)。最醒目的翻案要算对话剧《怒吼吧,中国!》第二次公演的重新评价。这部被誉为“中国左翼剧运的原典”的名剧在民国时期的上海共上演三次,一九三三年的第一次公演及一九四九年的第三次公演都深得好评,只有一九四二年二月的第二次公演(公演时更名为《江舟泣血记》)被定为“汉奸戏”。《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徐乃翔、黄万华著)把这出戏归类为“直接为‘和平文学’运动、‘大东亚文学’运动等摇旗呐喊的”“汉奸文学”,顾仲彝在《十年来的上海话剧运动1937—1947》中也把这次公演视为上海戏剧界的一个污点。邵迎建详细梳理了川喜多长政、张善琨等决策人的背景和动机,解析了文本、调查了当时的媒体宣传文字、舞台演出实况以及观众接受状况,指出此次公演是“打着黑旗反黑旗”、 “从战术上颠覆了日方的旨意”,是“上海文化人一次配合默契的战斗”,为这出戏翻了案。而一直认为《江舟泣血记》是“汉奸戏”的胡导在读完该书后也同意了邵迎建的观点。另外,对于乱世商人如“电影大王”张善琨,作者指出他为了制作佳片、娱乐观众,不但不得不与(伪)中日双方合作,同时还与青帮、美国商人、重庆国民政府建立了密切关系,对其战时的营求给予理解。邵迎建还将张善琨等电影人的行为表述为“体制内的抵抗”,对此似乎还可谈得具体些。
  是不是“汉奸戏”,在沦陷区特殊的时空也许重要;是不是好戏,在漫长的文学史上更为重要。好戏可以是爱国的、抗日的,也可以是搞笑的、耽美的甚至颓废的。沦陷区“改编剧多,喜剧多,历史剧多”(柯灵语),虽然《大马戏团》、《梁上君子》、《弄假成真》等出色的战时喜剧常为史家提及,喜剧的别支—闹剧则往往被忽略。而“笑本身就是目的”(桑弧语),邵迎建指出“中华民族有着‘严肃’的传统,‘喜、笑、幽默’虽然一直存在,却在价值系统中没有名分,即使提及,档次也在等而下之”。因此有意给“闹剧(笑剧)”一个堂皇的位置,让其登堂入室,弥补了相关文学史在这方面的不足。邵迎建将《甜姐儿》与《子夜》等名著做比,认为二者“如同井水与河水,两不相干”。戏里有钱有势的资本家并不缺德,女佣也不被侮辱不被损害,人物均为“灰色分子”,生活在现代都市中,却不是哪个阶级的代表。喜剧、闹剧后来大体传到香港,又是被占领的空间。后来的故事虽与该书没有直接瓜葛,但事关传承,作为后日谈,也许还可再费些笔墨。
  对于文学、话剧而言,写什么、演什么固然重要,怎么写、怎么演似乎更重要。邵迎建指出幻想剧《女儿国》“迈出了革新舞台装置的第一步”,其价值正在于“形式崭新而非‘意识’正确”。邵迎建还借助口述历史,对“话剧皇帝”石挥以及韩非、黄宗英等艺人舞台魅力进行了评述。
  作为张爱玲研究者,邵迎建擅长对女性空间做细腻解读。书中比较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与杨绛的《称心如意》,指出了二者共通的“参差对照的美学”,又指出两位作者不同的经历在文本中投射出的差异:《称心如意》中的客厅都在上海,而《倾城之恋》中的白公馆与浅水湾饭店则隔着大海,浅水湾饭店与范柳原的别墅又隔着战争。战争切断了时空,使得作者的代言人—剧中人物发出的感喟也更深刻。这样比较两位才女算是别出心裁,让人不难想到:也许,如果杨绛早期生活得更不幸、更动荡一些,文坛剧坛会有更美的收获。
  另外,对日方资料的运用也让本书多了一个还原历史的渠道。当年日本人如何观剧评剧?日本学者怎样看那段文学史?本书中都有涉及。邵迎建查阅了大量战时史料及回忆录,对《大陆新报》等重要报刊尤为用心。更为难得的是,邵迎建还查阅了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原始文件,确认了日本对华方针的变化,为沦陷后期文艺空间出现的相对“自由”提供了佐证。对现在活跃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垂水千惠、星名宏修、三泽真惠美等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邵迎建也多有借鉴,使得研究更有说服力。
  在本书《后记》中,邵迎建谈到她的写作策略是:“少谈问题意识,但求贴近现场;少分析、多叙述。”“贴近”为经、“叙述”为纬,再加上丰富的资料、翔实的年表,邵迎建编织出了那段文学史,还原了话剧舞台上的色香。
  (《上海抗战时期的话剧》,邵迎建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二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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