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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一蓑烟雨任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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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万荷堂
  一张长长的工作台摆在偌大的画室中央,88岁的黄永玉左手拿着他那标志性的大烟斗,右手握着毛笔,不疾不缓地在宣纸上看似随意地抹上几笔。却见寥寥数笔之后,几只神态各异的猫便跃然纸上。
  平素若没有客人来访,黄永玉一天的安排基本上很规律:上午写小说,下午画画。那部名为《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自传体小说,就是一个持续了十几年的“浩大工程”,最初发表在湖南长沙的《芙蓉》杂志上,写了20多万字,还在他的4岁徘徊;几年前,小说转移到了《收获》杂志上。二楼卧室的书桌上,放着一沓厚厚的稿纸,旁边是一支颇有时代印迹的墨水笔。黄永玉戏称自己“所有电器只会用手电筒”,所以无论小说还是散文,都还是用这种传统方式,真的是一字一字“写”出来的。
  黄永玉涉猎广泛,在绘画、木刻、雕塑、散文、小说方面的造诣也都有公论。可是若从他本人的爱好来讲,他的第一选择还是文学。他说:“我喜欢写东西,比画画更喜欢,语言本身就让我开心。所以有的人问,你怎么不请个秘书帮你整理?我干吗要请秘书?我又不是老革命——老革命找秘书讲一遍,秘书用录音机录下来,整理一下就可以了。文学这个东西就是文字游戏,要在文字上作一些推敲、研究,实在太好玩了!”
  流浪生活
  1924年7月9日,黄永玉出生于湖南常德。几个月后,父母便将他带回凤凰,这个风景灵秀的湘西小镇曾被其表叔沈从文无数次用文字倾心描摹过,而它也成了黄永玉一生的印迹。
  1937年夏天,无力抚养儿子的黄玉书,将黄永玉托付给即将赴厦门集美学校工作的堂弟黄毓熙。这一次的告别,不仅成了与父亲的永诀——这对父子很快因战火失去了联系,1943年,黄玉书因病去世——也成了黄永玉后来漫长一生漂泊的起点。13岁的少年黄永玉离开了父母的庇护,被迫早早地成长起来,面对另一个社会。
  少年黄永玉性格顽劣,绝不是一个好学生。华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规模很大,有6层楼的图书馆,这里是少年黄永玉的乐土。而他酷爱阅读的习惯,也在此养成。
  因为在一次集美学校学生与当地孩子的冲突中担当了“主力”,挨了处分,刚满15岁的黄永玉决定离开学校,从此开始了一个人的流浪。从福建山区小城德化瓷器小作坊里的小工,到泉州战地服务团的美工,黄永玉学会了在社会上摸爬滚打。“我进入社会之后,周围人一直对我很好,大概觉得这个孩子能吃苦,做人过得去。到哪里给人画个像、剪个影,人家都喜欢我。”他说。
  黄永玉在动荡不安的生活中度过了抗战8年。在生活富足而安逸的今天,“流浪”这个词似乎被或多或少地赋予了些浪漫而传奇的色彩,可是对少年黄永玉来说,这其实是一个极为艰辛的过程。“流浪生活好痛苦的,不能多想它。”88岁的黄永玉似乎不忍去回首几十年前那个独立闯荡世界的自己。不过对那个十几岁的少年来说,并不觉得苦,他唯一的哲学就是“生存”。以至于有一年他看到学校的一对夫妻吵架,还诧异不已:“都有饭吃,还打什么?”
  不过艰苦的生活铸造了他顽强的生命力,也为日后那个令人叹服的黄永玉打磨了雏形:他在小学任过教员,在剧团做过舞美,在报社当过编辑,还干过电影编辑。无师自通的木刻,风格鲜明而独特,不仅成了他赖以谋生的法宝,还赢得了行家里手的赞誉。
  更为难得的是,这一段艰难世事并没有成为投射于他日后成长道路上的阴影,相反,诸多前辈对他这个闯荡大上海的年轻人的关爱和提携,却成了永驻心灵的一道温暖阳光。刚流浪到上海的黄永玉名不见经传。每个月的房租是50元,而他发表一幅木刻画才能得2元~5元的稿费。一天,得知比自己大20岁的著名诗人臧克家和自己住在同一条街上,他激动万分,便带着十几幅木刻画去拜见臧克家。臧克家认真地翻看了他的画,说自己非常喜欢,想替他送去发表,还按照当时报刊的最高稿酬标准付给他稿费。后来,那十几幅木刻画绝大部分没能发表,但臧克家从没在他面前提过。
  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唐弢,那时是上海邮局的高级职员、部门领导,黄永玉每次到上海邮局,唐弢无论有多忙,都会立即放下手头的活帮他处理稿费。唐弢还多次带着黄永玉在上海四处奔走,找到一些有钱人,然后让黄永玉替他们画像,好多挣一点钱。
  中华木刻协会的负责人李桦是让他至今想起来仍很温暖的一个人。“那时候大家都很穷,穷到吃饭都是有了上顿没下顿,还要付房租,负担很重。有一次李桦先生说:‘我请你看电影吧,一个很好的电影,叫做《幻想曲》。’我说:‘好啊。’我们大概走了一二里地,到了有轨电车站,然后他问:‘你有钱吗?’我老老实实地说:‘没有。’结果他说:‘好,那我们走吧。’那要走多远呢?我们一直走到外滩,然后到南京路再拐弯还往里走,一直走到大光明戏院。原来他身上只有一个人的车票钱了。可是即使那样,他还来关心我……”
  新中国成立后,黄永玉与李桦成了同事。“这么好的一个先生,天真又纯洁,对他人像小孩子一样信任。”黄永玉记得,每到星期天,李桦就把自己家里的门板卸下来当桌子,然后给全国的年轻人回信。“就像以前给我回信一样,每个周末都是这样,不是几天、几年,是几十年。”
  那时候,身边的这些人,美好得令他今天想起来还感喟不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么干净纯洁,我就是在这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我们今天和他们相差十万八千里的距离。那时候巴金先生、唐弢先生、臧克家先生,还有萧乾……很多文化界的老前辈,都花时间为我的生活帮忙。现在这些对我好的人都不在了,我要拿同样的感情对待别人。再说经历了这么多年,可以说是社会把我养大的。小时候人家对我这么好,我长大了怎么能对别人不好?”
  大雅宝故事
  1953年,29岁的黄永玉带着仅7个月大的儿子,举家从香港回到北京。黄永玉成了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的一位老师。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员宿舍,在东城区大雅宝胡同甲二号。于是黄永玉与李苦禅、李可染、董希文这些现在听起来如雷贯耳的大师成了邻居。
  这些人当中,黄永玉跟李可染的交情最好。他后来在《比我老的老头》里写下了诸多妙趣横生的细节,令人忍俊不禁,有时又笑中带泪。
有一天,李可染带黄永玉去见自己的老师齐白石老先生。老人见了生客,照例亲自开了柜门的锁,取出两碟待客的点心:一碟月饼,一碟带壳的花生——这与路上李可染提前交代给黄永玉的一模一样。月饼剩下3/4,花生是浅浅的一碟。不过,李可染也特地嘱咐过:“都是坏了的,吃不得!”
  “寒暄就座之后,我远远注视这久已闻名的点心,发现剖开的月饼内有细微的小东西在活动;剥开的花生也隐约见到闪动着的蛛网。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上的过程,并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动起手来。天晓得那1/4块的月饼,是哪年哪月让哪个馋嘴的冒失客人干掉的!”黄永玉说。
  别梦依稀
  在黄永玉的人生故事中,表叔沈从文是必被提及的一个人物。其实早在黄永玉出生之前,沈从文便已走出湘西。直到20世纪40年代,各自奋斗在人生道路上的叔侄二人才开始通信,从此结下一生的情谊,直到1988年沈从文去世。正是沈从文建议他把像“布店老板”的本名“永裕”,改为适合于艺术家的“永玉”,寄望他永远光泽透明。
  沈从文跟黄永玉说过的五个字让他终生难忘:爱,怜悯,感恩。“他说一个人,第一是要充满爱去对待别人;第二,摔倒了爬起来,赶快走,别心疼摔倒的那个坑;第三,永远抱住自己的业务不放。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遇到了那么多对我好的老前辈,所以我要感恩。而怜悯,是对待那些残忍的人。”“文革”期间,沈从文在街上难得与黄永玉擦身而过,只说了一句话:“要从容对待啊!”黄永玉后来写下了很多关于沈从文的文字,这对相差22岁的表叔侄不同的人生轨迹,也映照了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艰难历程。
  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后来也一度成为黄永玉来往最密切的朋友。闯荡上海时,他们都还默默无闻。彼时同为穷教书匠的黄永玉与汪曾祺便时常找在中兴轮船公司工作的黄裳打发时光。黄永玉后来写了一篇《黄裳浅识》的文章,用他一贯的幽默回忆了那段时光:“我跟曾祺哪里有钱?吃饭、喝咖啡、看电影,坐出租车、电车、公共汽车,我们两个从来没有争着付钱的念头。不是不想,不是视若无睹,只是一种包含着多谢的务实态度而已。几十年回忆起来,几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陈越香。”
  黄永玉比汪曾祺小4岁,他旺盛的生命力和鲜明的个性,总是令汪曾祺惊奇。黄永玉回忆汪曾祺时曾这样说:“有时我们和黄裳三个人一起逛街,有时就我们俩,一起在马路上边走边聊。他喜欢听我讲故事,有时走着走着,因打岔,我忘了前面讲到哪里了。他说:‘那我们走回去重新讲。’多有意思。”
  汪曾祺曾对黄永玉的木刻作品给予高度肯定和评价。他早在1951年就写下这样的话:“永玉的画永远是永玉的画,他的画永远不是纯‘职业的’画。”这个在日后的漫长岁月中得到了有力证明的评价,也显示了汪曾祺独特的艺术眼光。汪曾祺对黄永玉发自内心地赞美:“永玉是有丰富的生活的,他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都是我们无法梦见的故事,他的特殊的好‘记忆’,他对事物的多情的过目不忘的感受,是他不竭的创作的源泉。”汪曾祺给沈从文写信:“真有眼光的应当对他(黄永玉)投资,我想绝不蚀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
  “汪曾祺特别聪明,他能够一眼看到我画画的一些问题,不是抽象,而是很具体地提出一些意见,所以我们两个人在这方面的语言很接近,就像是一个人的思想一样。我的画只有他一个人能讲。”黄永玉写了很多故人旧事,但从来没有为汪曾祺单独写下些什么,外界不免想一探究竟。“很难写!他这个人啊,可丰富了。我知道他很丰富,但是要往哪里下笔又无从着手。”
  大浪淘沙
  “你们没有经历过流浪,从小在父母身边长大,然后进大学读书,毕业之后再工作,一步一步,好像从工厂出来的产品一样。我们那一代人不是这样的。沈从文就打过这样一个比方:我们这个大时代好像一个筛子,一个眼口很大的筛子,筛筛筛,好多人都被筛下去了,剩下几个粗的,没有掉下去——我们是幸运的,漂泊了这么多的地方,都没有死,经过多少你们很难想象的磨难,最后活下来……”
  于是,和他一样经受磨砺的那些人,以及他们一同经历的过去,如今在我们眼里都成了一个个传奇。黄永玉曾在香港《大公报》工作过一段时间,交游甚广的他与萧乾、聂绀弩等人都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与他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的同事查良镛,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金庸”。1998年,香港大学邀请黄永玉举办名为“流光五十年”的画展,与这位昔日的同事重逢,黄永玉脱口而出:“小查!”金庸笑道:“现在恐怕没有几个人叫我小查了吧?”香港有一家电视台找黄永玉,请他谈谈金庸。他说:“我说,查良镛根本不适合写武侠小说,他应该干别的事,他怎么会写起武侠小说来了呢?”
  “文革”期间,黄永玉一家被赶到一间简陋的小房子里。房子紧挨人家的墙,光线很差,白天都要开日光灯。“我就想,那我画一个大窗吧!”于是一面墙上多了一个两米多宽的大“窗户”,灿烂的鲜花在“窗外”绽放,还有明亮的太阳,顿时满屋生辉。有这样的人生态度,也难怪他的作品既充满天真稚气,又洋溢着热情豪放,总是给人以温暖的力量。
  黄永玉的性格中,也有一股顽强的力量,不认输,不屈服,湘西人喜欢用“雄强”这个词来形容这股子劲。
  的确,黄永玉又是“雄强”的。“文革”期间,有一次中央美院的“造反派”来揪斗他。年轻的学生用皮带头噼噼啪啪地抽打他。黄永玉任他们打,就是一声不吭,不喊叫、不求饶、不挣扎、不倒下,背上的血把衣服都浸透了。他仍然顽强地站着,心里默数打下的鞭数。“我一闪都不闪,就让他们打,他们打累了还让我跪下再打,其中一个人打了112下,一共是240下。”那一天还是黄永玉的生日。后来有人回忆此事说:“这真是一种震慑人心的雄强。”
  “文革”结束后,黄永玉的一些朋友想替他找到那两个打他的人,“把他们收拾收拾”。黄永玉说:“算了,‘文革’的天底下,没有一家逃得过灾难,他们打了我,他们的家还是不幸的,没有一家逃得过的,你去打他干什么。那时候的孩子们疯了,每一个人都疯了。怪不得他们。”提及此事,黄永玉的表情依然平静。
  “可能是我们家乡的人天生是快乐的,但又是雄强爱斗的吧。我们从小就看杀头,对生死都看开了。最重要的一点是,任何时候我都看书。不管怎么痛苦,都要有书陪伴。一本书就是一个好朋友,它教你一些道理,感染你,多角度地影响你。没有书本为伴,恐怕这一辈子不会活到80多岁还能够快快乐乐的。”
  “人哪,几十年来,有意思的生活少,没有意思的生活占大多数。其实大家的生活都是相似的,但是看待生活的眼光不一样,对待生活的态度不一样,处理问题的方式也不一样。我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是了。要对得起每一顿饭,更何况这是个这么有意思的世界。能画画多好啊?老了也能画,不像从事体育或音乐,老了就不能做了。朋友看了你的画很高兴,还能卖钱。临死前一天画的画也有人要,这种职业上哪儿去找?”
  “如果说我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那就是我没有恨,不像当时的政治提倡的那样,要恨谁,我没有。”黄老抽了一口烟,陷入沉思,半晌又缓缓追了一句,“不是我为人宽容才这样,而是因为我在真实的生活里面发现,人同人的关系不是彼此憎恨的关系。再说,到今天我也没有空去恨,我有多少事情还来不及做、要赶快做。我现在都88岁了,我这个小说的人物要写到60岁,而现在才写到十几岁,怎么来得及?我花时间去恨他们干什么?英国有一个思想家说:‘不要想到报仇,因为容易影响你的判断力。’老想着报仇会影响你对生活的判断力。”
  (储 楚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17期,本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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