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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洛柴登古城:发现汉代古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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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盗掘窖藏中整齐排列的汉代古钱币
残留在烘焙窑中的“小泉直一”钱范
被彩钢房保护起来的铸钱坊遗址

霍洛柴登古城


  从鄂尔多斯市中心出发,在国道上行车两个小时,就能到达120多公里以外的杭锦旗锡尼镇。从锡尼镇改走往黄河边磴口县方向去的省道,不过半小时,霍洛柴登古城就在眼前了。说是古城,可如果不仔细看,这片一公里多见方的区域很容易就会淹没在公路两旁并无差别的草原之中。南城墙的遗迹最为明显,远远看去也不过是稍稍高过灌木的土黄色凸起,如果不是杭锦旗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特意指给我们看,我们并不知道已经进入了霍洛柴登古城的范围。
  霍洛柴登古城东西长1446米,南北宽约1100米。1973年,内蒙古考古队首次对古城进行系统考察,根据城墙遗址,确定了这个范围。“霍洛柴登”的名字始于清朝盟旗制改革之后,意为“营盘的沼泽”。秦汉时期,这里是抵御匈奴的重要城池,但具体的名字、级别却并无准确的考证。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杭锦旗西部位于西汉朔方郡、西河郡交界处,偏向朔方郡。但上世纪70年代,当地居民在古城中捡到了一枚“西河农令”印,内蒙古考古所前所长田广金据此认为,这里可能设有西河郡官署,是西河郡的郡治所在。
  “判断它是一个管理性的城市角色,首先是因为规模。一般的汉代边疆城镇,边长在500米至1000米,但是霍洛柴登古城东西向近1500米,属于汉代的大型城市。其次是相对位置,这里位于咸阳到包头的秦直道周边,属于当时的‘新秦中’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古城北部有柴登河流过,易守难攻,具有天然的优势。”内蒙古考古所现任所长陈永志告诉我们。
  即使过去了2000多年,在北部库布齐沙漠和南部毛乌素沙漠的风沙侵袭之下,霍洛柴登古城依然散见当初繁荣过的痕迹。踏上城中土地,除了冬季干枯的荒草和抗旱的柠条,脚下最多的是密布的碎陶片。“有罐、盆、壶、甑的碎片,也有筒瓦的瓦当和版瓦,都是汉代的。”出发前,内蒙古考古所研究员连吉林就提醒我们。他从事考古工作近30年,仅通过一小块碎片,就能判断出碎片所代表的物品的完整形制。果然如他所说,地上的碎片颜色、形状各异,我们捡起一块巴掌大的灰色砖块,上面清晰地印着汉代砖石常见的菱形纹饰。
  杭锦旗文管所所长白志荣告诉我们,遗憾的是,最有可能证明古城“郡治”身份的西河农令,却被当时发现的农民劈成两半,当作普通的铜料卖了,现在只留下一张铜印脱下的印记。“考古工作是唯实物证据论。”陈永志说,没有实物,“郡治”说就只是一种说法而已。考古工作者一直力图为这个说法寻找依据。2003年,古城满地的碎片中发现了新莽时期铸钱用的陶范碎片,结合地上频现的汉代铜钱,一种猜测认为,这里很有可能是一个铸钱坊。新莽时期将铸币权下放到郡国,如果铸钱坊真的存在,那么将是霍洛柴登古城作为郡治的有力证据。
  “如果你们走得巧的话,还能在地表上发现散落的两汉时期铜钱。”连吉林说。我们并没有那么幸运,但古城里出现铜钱的情景,对于居民王兆成来说并不陌生。1973年,24岁的王兆成来到霍洛柴登古城投亲,不久后成了霍洛柴登小学的民办教师,在此扎下根来。“过去,在地上经常能捡到古钱币。一到春季大风天,就吹起一大片钱币,包头、呼和浩特的人都来捡。”王兆成说。
  这里出现的古钱币,多是新莽时期王莽进行币制改革后铸造的“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货泉”等铜钱,也有少量的西汉时通行的五铢钱。每枚铜钱的重量很轻,重的不过四五克,轻的只有一二克,很容易被风吹走。当地居民平时种地、放牧时也会发现一些,看着好玩、好看,就随手捡回家。
  “当时有人来收,我们也不懂,就送给他们。后来能捡到的钱币越来越少,就有人出钱买,开始是几毛钱一个,后来涨到一两块钱。”王兆成的妻子张再琴告诉我们。他们家中的鱼罐头盒子里还存放着几枚以前捡到的铜钱,大部分品相不佳,只有极个别的,能清楚地看到上面的“货泉”字样。
  “捡的人很多,但用工具偷的人原来没看到过。”王兆成也曾在地上看到过被挖掘过的小坑,但没见过盗掘者,何况坑也是少数,霍洛柴登古城地下整体保存较为完好,文物部门依据国家规定没有进行主动性挖掘,铸钱坊的猜测一直停留在想象中。

意外的发现


  2012年8月7日一早,王兆成像往常一样,7点钟就把圈里的上百头羊放到草场上。他在草场上来回巡视,不久,在自家房子东北500多米的地方发现了异常。“我看到地上捅了一个洞。很明显洞里的土被回填了,中间相比周围塌下去十几厘米。”王兆成告诉我们,更直接的证据是,塌陷处周围散落着不少青绿色的铜钱。他当即判断,有人从地下挖走了大量的铜钱,土不够回填,造成了明显的塌陷。
  白志荣接到举报电话时是上午10点,作为文管所所长,他对王兆成并不陌生。“2001年,自治区规划一条国道,要从霍洛柴登古城中间穿过去,当时为了反映这个事,我就和白所长有过接触,所以我们算是比较熟悉。”王兆成说。古城内的居民几乎都是文管所的义务巡护员,而王兆成是其中特别有敏感性的一位。1973年,田广金带队对霍洛柴登古城进行了第一次系统考察,确定了古城的位置、范围和边界,同时对古城周边已破坏的墓葬进行了清理,王兆成当时就是考古队的小工,帮他们挖土、打杂。“当时田老师就跟我说,这里可能是汉代时西河郡的郡治所在地,是重要的古迹,要保护。要是发现谁来破坏它,一定要报告。”
  
杭锦旗文物管理所所长白志荣

  这不是他第一次给白志荣打电话报告古城的文物保护情况,但却是最急迫的一次。白志荣马上到达现场,他说:“我们用探铲探了探,发现土是松的,而且有塌陷,就知道肯定是盗掘后回填的,而且数量不小,立即停工,向公安机关报案。”事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天立案、上报,没过两天,古城的盗掘案就成了公安部督办的要案。
  “我2002年毕业来到杭锦旗公安局,据我所知,这期间我们从来没办过公安部督办的案件。”杭锦旗公安局刑警队长姜海军告诉我们,文物要案,对他来说也是头一次。但相比于一般的盗窃案,文物案的线索却并不那么难找,只要抓住中间一环,就能掌握文物盗掘、倒卖的整个链条。立案6天之后,盗掘者在第一个盗洞北侧7米处再次进行挖掘,还留下了铁锹等作案工具。刑警队通过蹲守和追查,一周之内就抓获了盗贼。
  “一共是三伙人,从7月开始,前后来偷盗了七八次。每一个团体少则五六人,多则八九人,一般是开两辆越野车来,每天夜里12点以后作案。”姜海军说,三伙人不是同一个团伙,事先没有商量,而是分别作案,他们之间也因此闹出过乌龙。“有一次第一伙人正在作案,突然发现有车开过来,他们很惊慌,小声地说‘是不是警察来了’,等车上的人下来、走近,才发现也是拿着工具的‘同行’。”三个团伙在多次的盗掘中产生了联系,因此警方找到了一伙人后,顺藤摸瓜地抓到了另两个团伙的主犯。
  案件的迅速侦破让姜海军欣慰,但惊喜还在后面。根据盗掘者供出的信息,警方从包头、乌兰察布盟甚至是北京的潘家园旧货市场的古董商处追回了被倒卖的古币,累计重量超过6000斤。连吉林带领的考古队8月底来到古城,对三个主要被盗窖藏进行清理,每个窖藏都有1.6米深,靠近洞壁的铜钱整齐地排列着,虽然中间的草绳早已腐朽,但能推断出它们曾被成串地穿起来。铜钱上面盖着一层版瓦,起保护作用。考古队清理出的剩余钱币至少有六七百斤。“我看见考古队背了至少九个麻袋的古币!”王兆成对他看到的这个场景念念不忘。追缴和挖掘出的钱币总计超过7000斤,连吉林说,平均下来,每斤约有200枚,三个窖藏一共出土了140万枚古币,这种规模在内蒙古绝无仅有,在全国也是罕见。
  出土的钱币中,大多为“货泉”,另外还有少量的“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货布”和“五铢”。如此众多的币种,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对于一般人来说,实在是摸不着头脑,王莽币制改革的混乱亦可见一斑。在短短十余年的执政生涯中,王莽一共进行了四次重大的币制改革。居摄二年(公元7年),发行了三种新币,大泉五十、契刀五百和一刀平五千,与五铢钱并行。大泉五十只重12铢,相当于当时流通五铢钱的2.4倍,但币值却相当于五铢钱的50倍。第二次改革是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废纸五铢钱和刀币,以重一铢的小泉直一来代替五铢钱。货泉出现于最后一次改革,规定一枚货泉重5铢,但实际铸造中,偷工减料的现象并不鲜见,因而此次出土的货泉里,也是有大有小、轻重不一。
  清理这些钱币,只花了几天的时间。工作接近尾声时,考古队员在对附近的小盗洞进行挖掘时,却有了出乎意料的发现。“我们在窖藏东北部发现了两座铸钱窑址,出土了有确切纪年的钱范,上面写着‘始建国元年三月’,也就是王莽建国的公元9年。”连吉林说,这是为这些出土文物断代的最有力证据。虽然收获了决定性的文物,但2012年的挖掘不得不在9月底匆匆结束。“这里属于草原、沙漠过度地带,到9月底10月初,土地就开始上冻了,根本挖不动。”2013年春天,考古队继续挖掘,一个一条龙式地铸钱作坊遗址清晰了起来。
  500余平方米的遗址区呈长方形,被分成了不同的功能区。左上部是冶炼场所,在这里发现了残留的铜渣、铁渣。右上部是钱范烘焙窑,一块字迹清晰的“小泉直一”钱范仍保留在土层里,陶版上密密麻麻地排列了三四十枚钱币图案。连吉林告诉我们,这还不足整块钱范的四分之一。“古时候,为了防止钱范被盗用、私自铸币,用过的钱范都会被毁版,所以我们在遗址中并没有发现完整的钱范。”右下部的大片区域,现在看起来则空空荡荡。这里出土最多的是动物骨骼和大量的生活用具的碎片,“牛、马、猪、鸡的骨头都有发现,看来当地人生活条件比较好,吃喝有富余。还发现了鹿角,这说明汉代的时候这里可能是有森林的”。说到这些收获,连吉林很兴奋。可以初步断定,这里是新莽时期的铸币场所,与人们此前的猜想基本一致。持续一年多的考古发掘,成果超出他的意料。白志荣也承认,如果不是由于意外的盗掘,未来很多年内,古城地下的宝藏可能都不会被发现。

保护遗迹


  白志荣18岁开始在基层文化站工作,1987年,杭锦旗文管所成立,他就成了所长,一干就是20多年。文管所最初成立时有8个人,1993年,机构改革削减编制,加上他,只剩3个工作人员。前几年,好不容易多申请了两个名额,招到了所里唯一一个文物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有时候我们外出巡查,所里就一个人都没有了。”白志荣说,虽然霍洛柴登古城是全国文保单位,但在这种情况下,也没办法专门派一个人去巡查看守,他们只能雇用住在古城附近的牧民作为义务巡视员,一年付1000多块钱,可能还不够牧民卖一头羊的收入。更多的时候,要依赖村民们的热心。“毕竟发生在偏僻的草原上,没人路过的话永远也不知道。北方的七八月总是下雨,一场雨下来就会把盗掘痕迹冲刷掉,过几天就长起草来了。”姜海军说,这次盗掘案的发现和破获,少不了运气的成分。
  白志荣的运气也随着这7000斤古币来了。他向上级打的报告多是无果,去年开始却纷纷有了批复。“以往旗里的财政支出是没有文物的专项经费的,去年给了我们30万元的专项经费。自治区文物局拨给了霍洛柴登古城120万元规划经费,我们可以找一家有规划资质的单位进行合作。”至于具体和谁合作,“谁收费低找谁”。白志荣说得实在。国家文物局的“草原升灯”监控系统最终也落户在了霍洛柴登古城,通过智能监控实现自动报警,以此防范盗贼的侵入。“2900万元,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能花这么多钱,反正肯定是高科技。”文管所的工作人员感叹道。
  姜海军告诉我们,最终被抓获的18名嫌疑人,绝大多数都来自乌兰察布盟商都县的同一个村子。“一个自然村200多人,几乎家家户户都在搞盗挖文物。人人家中都有金属探测仪,有的人家第一个用坏了,已经买了第二个,这得用了多少次啊!”
  村子位于张家口与商都县交界处,距离县城40多公里,附近没有河流,村里都是旱地,收成都得靠天。姜海军去调查时看到,村里的土地大多荒废了,“他们觉得种地不如出去挖东西”。附近的元代古墓群都被探访个遍,村中各处也是坑坑洼洼。
  犯罪嫌疑人家中的书籍让他啼笑皆非。“有一本全国重点文物分布图,凡是去过的,他都打一个钩,我一看,霍洛柴登下面也打钩了。”还有一本《文物法》。“他们也研究文物法,可能想了解万一被抓住会判什么刑。”从情感上讲,姜海军觉得这些盗掘者本质不是太坏,“他们都是普通农民,主观恶性没有那么大。主要是文化程度低,认为这些文物‘不是你家的,也不是他家的,谁捡到就是谁的’。另外就是当地有这种习惯,持续了十几二十年。”但是从理性上分析,他们确实触犯了刑法。“从法律上讲,盗掘文物是行为犯不是结果犯,只要有实施行为,犯罪就成立了。他的行为破坏了遗迹现场、破坏了人家的历史。考古工作者用小铲子挖,小心翼翼地,他们用铁锹,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
  在白志荣看来,保护遗迹的最大阻力,一方面来自近两年愈加增多的盗掘者,另一方面也来自无可抵御的自然外力。霍洛柴登虽然已经由几万军民的汉代重镇衰落成仅有几十口人的小村子,但能种地、能放牧,北边的柴登河到了夏天还能形成溪流,位于公路边、距离城镇近,这对考古挖掘和保护来说都是优势。而那些历史记录中的古城和遗址,很多都从地表上消失了,更不要期望进行挖掘或是出土文物。去年夏天,白志荣和同事去寻访朔方郡郡治遗址,在库布齐沙漠边缘,刚发现了一点线索,一阵风吹过,遗迹就被黄沙淹没了。相比之下,霍洛柴登古城能够有如此大规模的考古发现,为西域古城的历史增添一点信息,已是十足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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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10期 | 标签: | 47 vi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