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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所喜爱的这些蜥蜴、蛤蟆和乌龟,
  在远古曾是恐龙和蛇颈龙,
  它们的敌手是披甲的甲龙、狂暴的雷龙、
  雕齿兽、巨蜥和饥饿的剑龙。
  还有鲨鱼一样的鱼龙,会飞的翼龙,
  霸王龙、巨龙、阴险的粗齿龙,尖叫的始祖鸟、三角龙。
  还有那些我压根儿不会念,也不会写的龙。
  但不管怎么说,它们慢慢变成了今天的蜥蜴、乌龟和蛤蟆。
  而那些勇敢、野蛮、浑身长毛的远古人类——
  天哪!他们变成了我们!
  ——《远古》,谢尔·希尔弗斯坦
  三年前,在韩国参观李世石与AlphaGo的世纪之战,可能是我的记者生涯中见证的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那本是一次仓促成行的旅程,临时搭上谷歌邀请的媒体团的末班车,才在最后一分钟拿到了现场赛事的入场券。除了谷歌开发团队两三个媒体群访之外,几乎没有事先约定任何采访对象。
  但因为整个事件的戏剧性转折,采访之外的信息却出乎意料的丰富。首尔的四季酒店是韩国最奢华的酒店,谷歌摆下的鸿门宴排场之大,在我的采访经历中也是罕见。除了300多家媒体之外,还有世界各地赶赴而来的科学家、工程师、围棋手,专业的、业余的,随便跟其中任何一个人聊聊天,都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比如一位金发欧洲青年,他说自己两年前为了学围棋移民到日本,这次是为他的偶像李世石而来。每场比赛他都坐在我前面,看得完全入了神,像泥塑石雕一样,一动不动。李世石输了第二场,我本想问问他对这个结果有什么看法,却见他眼睛红红的,反问我一句:“你不为他感到难过吗?”当时现场一片喧哗,谷歌工程师们普大喜奔,媒体的闪光灯闪得人眼睛都要瞎了。唯有他一个人默默离开会场,留下一个寂寥的背影。
  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几乎没有人相信AlphaGo会赢,绝大部分人都只当这场所谓的“世纪对决”是一场好玩的游戏罢了。我至今记得当时跟《连线》的一个摄影记者聊天,他说到自己昨天被一家韩国电视台采访,问他谁会赢,他说AlphaGo,对方一副见了鬼一样的神色。
  一年后,谷歌在乌镇又组织过一次AlphaGo Master(AlphaGo的升级版本)与柯杰之间的对决,但现场气氛已经与首尔那场完全不同。谁输谁赢,根本没有任何悬念。全世界都知道柯洁会输。后来,柯洁也真的连输五局。赛后我恰好跟几个围棋九段高手同坐一桌吃饭,几乎所有人都在盛赞AlphaGo Master的棋风之开阔奇诡,为围棋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只能说,人类接受起事实来是多么的容易,容易到仿佛当初的一切困惑、不安与质疑,都不过是大惊小怪而已。
  一个人的一生,不是经常会遭遇这样的时刻,你觉得自己正在见证一段历史的诞生,或者说见证科幻变成科学的瞬间,虽然在当时也许你并不真正理解其中的意义。我特别记得那个暮冬早春的首尔街头,第三场比赛结束(我第二天就要回国),我坐着出租车回酒店,窗外下着缠绵的小雨,广播里正在播放着李世石再次失利的新闻,司机一脸凝重,怎么也找不到酒店,在附近绕了一圈又一圈。隔着车窗玻璃,火锅店,珠宝店,衣服店,卖明信片、手工艺品的小摊,一盏盏灯火、一叠叠人影仿佛都在雨中溶化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深切的迷惘之意。
  眼前挥之不去的,还有李世石的表情。当时他与AlphaGo的对决是在一个单独封闭的房间里进行的,媒体只能待在观战室里看大屏幕。所以,绝大部分时候,都是我们几百号记者对着一张大屏幕,在一盘棋与李世石之间不断切换。
  比起复杂的棋局,李世石那张脸的巨大特写显然要好懂得多,每一分钟的变化都看得清清楚楚。尤其是第二局快结束的时候,李世石已经进入读秒时间。机器思考的时间越来越长,而他可以思考的时间越来越短(每次不能超过60秒),我们看着他的脸由不安转成焦躁,从焦躁到沮丧,从沮丧到愤怒,从愤怒到绝望,到几欲崩溃,又以最大的自制力勉强恢复镇静,重新一子一子落下,分分钟都是煎熬。在形势最紧张的时候,连现场解说员都看不下去了,“干脆把电源拔了吧。这个家伙是靠网络连着的吧?谁有剪刀就行”。
  当世最伟大的围棋手,却被一个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下棋的机器彻底打败。看似纯粹的机器理性,却仿佛蕴含了人类无尽的计算、判断与预谋,甚至洞穿“我们所不知道的幽玄世界的真理”。而且,这可不是虚竹乱闯珍珑棋局,纯属运气。如一位围棋高手所说:“它像一种智能物种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看待世界的眼光。而且,你很清楚地知道,这种眼光比人类的更强大。”
  这让你不得不对于未来的技术生出一种强烈的不安。大到世界的运转,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似乎越來越依赖于机器的“目光”,或者说,机器理解世界的方式。千百年来,我们不断向外寻求知识,以为知识会为我们在混乱中找到秩序,帮助我们简化这个世界。但在这个时代,莫非理解世界首先意味着要放弃理解?而且,当机器的自主学习能力以这样的速率和规模发生的时候,人类知识的意义又是什么?
  在此之前,凡是有人问起来:你在三联主要做什么领域的?
  我总是含糊其辞地说,我是做新知的。除了我做过一段时间《新知》杂志的编辑之外,还因为过去10年来,我一直跟蝴蝶追逐花朵一样努力追逐知识。我喜欢采访作家、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各种交叉学科的知识精英,其中当然有好奇心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他们的知识和洞见能迅速扩充我的大脑,就好像这些四处采集来的知识本身就能带给我安全感。但蜻蜓点水式的求知过程,也是一再暴露自己的无知的过程,最后我不得不承认这件事情的虚无本质,以及它多么超出我的能力与控制范围。
  在《新知》的创刊词上,我们当时的主编苗师傅引用德国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的名言:“我们终将知道,我们必须知道。”
  很显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不仅高估了知识对于大众的魅力,也高估了我们自己生产知识商品的能力。总之,《新知》烧了一大笔钱,只存在了两年就消失了。
  我们专注了8年的大学专题也终于走到尽头。常青藤名校的光环在消逝。大学的目的,首先是年轻人的成长,同时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与一个共同社会与文化成员的成长,然后才是知识的传承与创造。但一所一所名校走下来,我们感觉到的是越来越强烈的雷同感,金钱与学术资源的不断集中、越来越相似的知识与精英的生产模式,西方自由教育曾经的理想在这个剧变的时代里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
  对我而言,AlphaGo的另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在于,从此我们不得不接纳这个世界运转与变化的速度,再也没有回头的可能。没有人指望今天他们的人生能与父辈的人生有什么相似之处。也没有人指望他们今天的人生会与10年或者20年后相同。对于我们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它会和今天的世界很不一样。
  这两三年里,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和他的《未来简史》之所以这么火,就是因为抓住了我们对技术和未来的焦虑。“当人工智能在大多数的认知工作上超越人类,就业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如果出现一个庞大的无用阶层,会造成怎样的政治冲击?如果在纳米科技和再生医学的辅助下,未来的80岁就是今天的50岁,对于人际关系、家庭和退休基金又有什么影响?如果生物科技让我们能够定制婴儿,并在贫富之间制造前所未有的巨大鸿沟,人类社会又将如何?”
  与围棋一样,新闻也是一个岌岌可危的职业。微软小冰都出诗集了,写作机器人取代记者更待何时呢?但更令人沮丧的是,记者作为一份职业所经历的整体性的堕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有人来约采访,上来第一句话问版面费是多少;甚至有人问,问题是由他们安排,还是由我自己来想?
  我曾经以为自己是可以做一辈子记者的。刚入行的时候,我的理想是学《纽约时报》的记者,数十年活跃在采访的一线,到积累足够的资历和阅历,就可以写一本书,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但这个理想显得越来越渺茫。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职业的前景是什么,以及未来会往哪里去。如果不是我的孩子,也许我早已离开这个行业。
  养育一个孩子可以让你无比狼狈,但一个孩子陪伴的愉悦感,却也是针对成年许多迷惘与错误的最佳解毒剂。如果你曾经与一个孩子朝夕相处,如果你曾看过一个孩子研究一只蜗牛时的严肃神情,如果你曾听过一个孩子漫无边际、锲而不舍的问题,如果你陪一个孩子堆过沙子跳过泥坑,你会重新思考人生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关于自己,关于世界,关于无条件的爱的能力以及求知的意义。
  过去两年,我的好奇心和采访重点越来越多地从外部世界转向内心世界。我尝试做了好几个心理学封面,关于童年,关于选择,关于成长,关于情绪。最让我震惊的是,原来我们更无知的不是外面的世界,而是内心的世界。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的才华在哪里、缺陷是什么、心里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过去与今天的关联,今天与未来的关联,童年在成年后的人生中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记,这些印记又会如何伴随我们直到老去。无论工作还是感情,我们经常做出一些奇蠢无比的决定。我们不知道如何花钱才能带来快乐,不知道如何与爱人相处、如何与父母和解,我们的意识似乎永远无法准确地捕捉情绪的源头。
  但是我发现,与之前不同,对这些无知的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心灵的成长。比如,为了“选择”那个题目,我采访过一个有两个自闭症孩子的妈妈。她给我上了珍贵的一课,一个人如何凭借勇气、智慧与爱,和命运达成和解,并在这种和解中得到她可以接受的自由。她的选择,让我学会选择如何活在当下——一个人怎么度过一个个具体的日子,就是他/她如何度过一生。
  为了“情绪”那个题目,我采访过一个心理医生。他告诉我想象并不只发生在大脑里,也发生在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当我们的大脑在想象时,脑海里浮现的是图像与文字,但当你的身体想象时,你感觉到的是触感,是冷暖、痛感、愉悦,是爱或者被爱的感觉。当你与这些感觉建立和保持连接时,就是在倾听内心情绪的声音,你就会对自己的选择、行为和人格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20世纪的心理学始于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儿童发展理论,他对一个孩子从婴儿期开始的每一个成长过程都做了严格的标记。0~2岁是感知运动阶段,这时期他们还没有语言,主要是靠感觉和动作来认识周围世界;2~7岁是前运算阶段,他们学会语言,学会用表象符号代替事物,用表象和语言描述事物;7~12岁是具体运算阶段,能进行初步的逻辑思维;从12岁开始,则思维开始接近成年人,能用抽象符號进行逻辑思维及命题运算……大人对于这样的里程碑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巨大的骄傲,我清楚地记得我儿子第一次骂人时的惊喜。第一次笑,第一次走路,第一次认得镜中的自己,第一次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第一次抱着一个小熊玩偶换尿布,第一次与人搭讪,第一次打架,第一次说出诗一样的句子……
  很可惜,我们并没有这种清晰的、具体的阶段以及事件来衡量成年之后的进步。但其实,每一个成年人的人生里都包含了学习新的情感技巧的潜力,比如学习理解和同情自己,学习倾听自己的情绪,学习新的阐释世界的方法,学习盘点童年的影响,学习以言外之意解读别人,学习更多地向内寻求而非向外寻求,承认现实世界的荒凉而不放弃希望,等等。这些能力更多的不是关于事实、知识或理论,而是关于如何具体地感受一个事物,如何与一个事物产生关联,如何产生归属感,如何做到知行合一。
  我相信,在这样一个喧嚣的时代,如果说记者作为一种职业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那么价值就在于从无知走向求索的过程,只要你最初的好奇心是真实的,以及求索的过程本身足够真诚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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