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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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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在2012年如何实现“稳增长”?减税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手段。
  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相比,中国经济在2012年实现稳增长的难度要大很多。相同的困难在于,无论是2008年的美国次贷风暴,还是本轮欧美债务危机,中国经济的出口引擎都明显减速,大大拖累中国经济的增速。不同之处在于,2008年的美国次贷风暴进入高潮之后,中国政府在当年10月全面放松了对房地产的紧缩调控,财政部、央行和税务总局等部委对房地产联合救市,首付款、贷款利率和购房契税等均不同程度地下调,这使得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短暂的“冬天”之后迅速回暖,并且为中国经济走出低谷贡献了力量。而这一次和2008年截然不同,尽管同样面临经济增长压力,中央政府对继续执行房地产调控的决心前所未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示对房地产“要坚持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这使得2012年的稳增长无法再寄望于房地产行业,中国经济在2012年将面对出口和房地产双引擎同时减速的压力。
  2012年虽然还将延续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4万亿刺激计划刚刚结束不久,显然无法再来一场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这将带来大量的产能过剩,为中国经济埋下无穷的后遗症。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财政政策将无所作为。事实上,积极的财政政策包含了“收”和“支”两个方面,2008年的财政政策主要着力于“支”,通过大规模的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而这一轮财政刺激的重点将转向“收”,也就是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增长。
  以我国2011年的财政收支情况来看,由于财政收入增长较快,在客观上也有进一步减税的需要。按照年初政府工作报告的计划,“2011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适当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拟安排财政赤字9000亿元”,大约对应2%左右的赤字率。不过截至2011年11月末,我国财政收支尚有8000多亿元的盈余,距离计划的9000亿元赤字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之所以和年初预算出现较大差距,主要原因并不在于财政支出减少,而在于财政收入过多。从财政支出来看,2011年11月支出8.8955万亿元,同比增长24.3%,对比年初10.022万亿元的财政支出预算,已经完成了88.8%,比2010年的同期进度加快4.1个百分点。而从财政收入来看,2011年前11个月,我国财政收入达到了9.7309万亿元,同比增长26.8%,而年初预算为全年实现财政收入8.972万亿元,同比增长8%,财政超收规模之大可见一斑。
  我国的财政超收现象并非始于2011年,根据全国人大财经委的数据,2000到2005年,中国财政超收收入规模合计为1.0006万亿元,2006年为3920亿元,2007年为7239亿元,2008和2009年的超收规模略有下降,大约每年超收2000多亿元。在渡过了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财政超收开始高速增长,2010年为9172亿元,而2011年的超收规模将突破1万亿元。
  财政预算和决算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差异原本是正常现象,但是我国财政与决算之间的差异之大已经超出正常范围。以最近3年来看,每年预算都将财政收入的增速目标设为8%,但最后每年都大大超过这一目标,而且增速有明显加快的趋势;2009年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1.7%,2010年为21.3%,2011年前11个月为26.8%,这样的增速大大超过了我国的GDP和居民收入增速。
  对于2012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着重于减少税收还是增加政府开支,很多观点认为还是应该沿袭2008年增加政府开支的老路,理由是减税的力度太小,不足以和政府大规模投资相提并论,难以实现保增长的目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2008年政府刺激规模,是在两年半时间里投入4万亿元,如果以近年来财政超收的规模来看,2011年就已经突破了1万亿元,仅仅是财政超收一项,理论上一年就可以释放1万亿元的规模,虽然不及4万亿之巨,但这样的力度同样不小,更是远远超过预调微调的政策口径。
  对于今年财政超收的原因,财政部的解释是,今年中国进口、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和工业增加值增幅以及物价涨幅,都高于年初预计,与之对应的进口税收、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实际增长都超过了预算。这些因素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财政超收,但财政超收的幅度如此之大,最直接的原因还是我国的税收体制导致收入分配过度向政府倾斜所致。财政超收的规模越来越大,不仅使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上升,更大的弊端在于导致经济发展失衡,制约经济转型。
  政府财政收入增长过快,这使得政府有充足的实力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通过大规模的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在经济危机时,这样的作用相当明显,这一点已被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美国次贷风暴所证明。但政府主导大规模投资的弊端也同样明显,尤其在没有危机的正常年份,极容易形成投资拉动型发展模式,这样的弊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失衡的现状也同样予以了证明。
  从另外的角度来看,政府财政收入过快,同时就意味着居民和企业收入受到挤占。居民收入增速放慢,不利于经济从投资型向消费型转型;而企业税负过重,同样也不利于企业的升级转型,一旦经济环境恶化,很多企业就会面临倒闭的风险。如果政府适度降低收入增速,既可以减少政府的大规模投资冲动,也可以减轻企业转型的成本压力,增加居民的消费能力,对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大有裨益。
  结构性减税开始成为一个新的热门话题,减税的迹象在2011年已经开始有所体现,比如对个人所得税的调整,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改革等,2012年减税的范围和力度还应大规模推进。在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提出了“财政政策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大民生领域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严格财政收支管理,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结构性减税不仅意味着税收总量的调整,减轻居民和企业的负担,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税收结构的优化。目前我国税收总额的70%以上来自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等为主的间接税,以2010年为例,增值税占比39.5%,营业税占比14.4%,消费税占比9.9%,这三大税种占比就超过了60%。这些税属于流转税或者间接税,也就是在商品的流通环节征税,纳税人可以将税款转移至商品价格上,所以纳税人并不是实际的负税人,最终的消费者才是税收的实际负担者。
  由于流转税税收包含在商品价格之中,而且并未像很多国家一样予以明示,所以这些间接税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很多消费者根本意识不到。有研究税收的专家曾经专门予以测算,一件100元的女性化妆品,其中包含有14.53元的增值税,25.64元的消费税,还有4.02元的城建税,如果再加上生产和运输环节的政府税收,这件100元的商品,至少有50元属于政府收入。但由于间接税的隐蔽性极强,所以很多人意识不到自己在日常消费中所承受的税负,相比之下,个人所得税由于和切身利益更直接相关,所以2011年的个税改革赢得一片喝彩,而流转税则少人问津。其实相比之下,个人所得税在整个国家税收体系中占比不过7%,真正的大头在于流转税,流转税在我国税收体系中占比超过70%。所以,甚至有学者提出,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其实还应该提高,真正应该大力改革的是流转税,某种程度上不无道理。
  近年来我国通货膨胀持续居高不下,货币超发固然是最直接的因素,但如果从税收的角度来看,流转税环节的过度征收,也是推高商品价格的重要因素。而流转税提高商品价格之后,不仅提升了通胀水平,也抑制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对于我国经济模式转型的弊端显而易见。
  2010年10月底,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开展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会议决定从2012年1月1日起,我国将在部分地区和行业开展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逐步将目前征收营业税的行业改为征收增值税。营业税改收增值税之后,增值税在我国税收体系中的比重将高达50%以上,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一大税,所以,我国未来的税收改革,重点将必然集中于增值税。
  增值税的特点就是对消费征税,最直接的效应就是抑制消费,鼓励储蓄,这一点,对不同的经济模式带来不同的政策效应。在增值税的征收上,中国和美国是两个极端,在中国,增值税是最大的税种,而在美国则完全没有增值税。而美国和中国各自的经济难题在于,美国需要适度抑制消费,鼓励储蓄,而中国需要鼓励消费,适度减少储蓄。从税收的角度来看,也就是美国其实需要提高流转税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消费,而中国需要减少流转税的比重,从而刺激消费。中国和美国分别成为投资驱动型和过度消费型的负面代表,不合理的税收体系也是“功不可没”,从这一点来看,税收体系如何导向,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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