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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主义的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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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们可以!
  对于有些人来说,即使在绝境下,也能展现出浪漫的自嘲和戏谑精神。
  罗马时代有一位叫劳伦斯的殉道者被刽子手绑在炽热的烤架上时,依然有心情说笑话:“把我翻过来,我那面真的已经烤熟了。”这就不是商朝忠臣比干能够比的了。另一个例子是,坠楼的乐观主义者在自由落体的过程中还会说:“还好这楼够高。”在无法决定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情况下,笑比哭能更好地帮人做出决策,或者至少能让人不那么纠结。以色列人丹尼尔·卡内曼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从事“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特别是与在不确定状况下的决策制定的有关研究”。——2002年他和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词是这么说的。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人类的经济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外在因素的激励。卡内曼的贡献在于,他倒转了外在激励和内在激励的关系,证明了人类的决策行为一定会偏离标准经济理论所预测的结果,并且这种偏离是有一定规律的:对未来的心理预期会极大地影响人的行为。他自己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获得诺贝尔奖后,他打算写一本新书,结果写到一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万念俱灰,不知如何继续。后来,他的一个朋友出了8000美元,给他找来四位业内专家组建了一个试读团。这些专家不知道读的书稿出自何人之手,也不知道它是何时写就,他们只需要给出自己的一票:这份手稿值得继续写下去,还是直接扔掉?
  最终四票都投给了“写下去”,卡内曼大受鼓舞,便写完了书。这本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你能送给儿女一项能力,请认真考虑乐观主义。”这是很实际并且很中肯的建议,在如今的生活里,乐观确实有许多可见的优势:人们更喜欢与乐观的人相处,愿意帮助他们,并且相信乐观主义者都会在将来报答自己。乐观者的婚姻生活通常比较和睦,工作中也较少烦恼,也更容易得到更高的职位。科学家、企业家、律师、党魁或政治家,这些人通常都是乐观主义者,而这些人在我们的社会里被认为是“成功者”。他们甚至活得更长,在我们的医疗话语里,人们都认为,情绪和健康有着虽然难以直接证明,但却必然存在的联系。现代医生常常对病人说,不管情况如何,都要保持乐观的心态,即使已经得了癌症。而乐观的人也愿意花时间去了解有关健康的知识,而不是说“反正已经这样了”,所以他们真的极有可能活得更长。很少有医生会喜欢悲观的病人。对于这种人,最大的诟病是:虽然悲观主义者通常都能看到事情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一面,但他们却只止步于此,不去做点什么来阻止坏事发生。因为他们相信,即使做了,也不见得比不做更好。悲观主义者在夕阳下叹息的时候,乐观的人在吃药、跑步,彼此都觉得对方可笑。
  卡内曼说,极少有悲观的人会选择创业。他们会首先去看统计数字,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夭折的企业占了大多数,之后就把自己当初的信心抛到一边去了。所以他说,乐观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发动机,选择投资的人一定是能够看到一个更好的前景,这样钱才能流动起来。不过这种乐观会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人们在这种危机中受到挫折的不仅是钱包,还有一贯以来的信心,他们会手足无措。乐观主义者通常会低估潜在的危险,这样他们才能更果断地做出决策,也更愿意冒险。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赌场,假设你在赌场玩21点,手里有一张“10”和一张“3”,庄家在看着你,你会怎么办?大多数人会选择冒险,因为悲观的人怎么会来赌场呢。结果要到了一张“9”刚好爆掉,没关系,只是运气不好。可是几乎所有的赌场都会把回报率压低在1/2以下,从大趋势来说,庄家一定会赚钱。那么,为什么在蒙特卡洛和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里永远有那么多人呢?是他们不知道这简单的1/2数学原理吗?这可能更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一方面,人们相信自己能赢;另一方面,他们也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自己,在输了一定数量的钱之后会老实回家。赌徒的盲目性在于,他们从来都是只考虑事物好的一面,并且很少去量化这种百分比。
  英语“乐观”optimism的词根是optimal,即“最优”,而怎么可能事事最优呢。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对人生悲观失望,但在赌场上却乐观了一辈子。1865年,在德国维斯巴登,他输了一大笔钱,连旅馆费也付不出,不得不向赫尔岑、屠格涅夫等人求助。就在这年他开始写《罪与罚》。他在《赌徒》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我把20美元押在偶数,赢了,于是我把所有赌注都押在同一地方。啊!又赢了!连赢数局后,手上已有400多美元。‘该回去了!’我想。然而,一股奇妙的欲望涌起,像要挑战命运。我把身上所有能输掉的钱拿出来,一共800美元。我下注,输了。也许心有不甘,我把身上仅有的也押下,很不幸,我又输了。身无分文,才茫然地离开……”说他不长记性,可一个总想赢钱的人怎么会长记性呢?
  伦敦大学的塔利·莎罗特一直在从事和乐观有关的神经科学研究,她相信乐观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特征。这种特征基于人类的大脑构造,她甚至想过开发一种药物,帮助那些天生悲观者在必要的时候稍稍影响一下脑部神经回路,变得兴奋和乐观起来。她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实验者轮流向80个受试者展示和不幸有关的事物,例如汽车残骸、房屋碎片、烧焦的物品,甚至破相的照片,受试者被要求在当时就做出反应,评估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就在反应的瞬间他们的大脑活动结果被机器记录下来。当受试者说:“万分之一”或者“根本不可能”的时候,脑叶的某个区域出现了强烈的活动。半个小时后,同样的实验又重复了一次,大多数受试者都修改了自己的评估数据——发生不幸的可能性被他们进一步压低了。这些评估数值都远远低于不幸真实发生的概率。由此莎罗特猜测,在有些事情上,所有人都处于乐观的状态,并且这种乐观有其生理上的根据,非常坚固。当悲观的、不幸的消息被大脑接受时,它们不会引起大脑的强烈反应,并且很快会被忘记。在一个有限的时空内,从大的方面看,一切总是在向前,更快,更高,更强。在细小的事情上,所有人都是乐观主义者,因为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自己能处理力所能及的生活琐事,伸手一定能够摘到苹果,买票一定能够上车,就算地沟油都进了政府食堂,空气污染已经肉眼可见,人们还是能在家里做饭和戴上口罩。至今为止,人类还没有遇到太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在这些事情上丧失了确定性,那么这个世界就几乎无法运转。
  另外,记忆力也会欺骗我们。人脑不是电脑硬盘那样绝对客观的存储器,它会让我们更积极,同时隐瞒一些东西。简单地说,在一段时间后,我们的大脑会倾向于记住令人愉快的假期,忘记我们为此所付的钱。不好的经验总是更快会被忘记,这可能是一种着眼未来的需要。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纠结于过去的创伤经验是导致精神疾患的最大病因。在安慰悲观失望的人时,我们最常说的一句话也是:“向前看。”在主流话语里,我们都相信明天会更好,这可能是人类独有的一种感觉,动物不知道“未来”为何物,而人类由于自己的忧虑,偶尔也会羡慕动物的这种状态。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正是因为小动物不会考虑生老病死,所以才会在人的眼睛里显得快乐。人类意识到自己生命的有限性和世界的无限,觉得自己渺小可怜,如果没有一点儿乐观精神的支持,真是要哀叹终日。这种精神对人最直接的好处就是自信心增强。研究进化论的美国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甚至说,我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这样就能更好地欺骗别人。他说一个人越是自信,别人就越容易相信他。如果不是那么自信的人,要当骗子就很困难,要把谎说得天衣无缝,可是个力气活。德国前国防部长古腾堡在自己的博士论文里抄袭,被揭发后不得不辞职,《明镜》周刊评论说,他其实根本没必要抄袭,可能是他真的觉得那些东西自己也写得出来,于是就当成自己写的了。作为一个国防部长,他的自信可能真的异于一般人。
  我们真的可以吗?
  政客们总是有超强的自信,他们相信自己对国家前途的乐观能够感染自己的每个选民。2008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他那篇名为《Yes,we can》的获胜演讲是这样开头的:
  如果还有人对美国是否凡事都有可能存疑,还有人怀疑美国奠基者的梦想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否依然鲜活,还有人质疑我们的民主制度的力量,那么今晚,这些问题都有了答案。
  用更简单的话说就是:你们什么都不用怀疑。我会解决一切问题。这篇演讲洋溢着美国式的乐观精神,美国梦会重现,我们会做到一切。这篇演讲被广泛引用,奥巴马靠它征服了很多美国人的心。乐观主义曾经在欧洲盛行,但如今美国早已是它在全世界的大本营。美国自从在19世纪末成为世界GDP第一后,从来没有跌落到第二位,如今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也依然首屈一指。稳如磐石的国际地位保证了它的国民在某些方面能够拥有最大限度的乐观。这个国家也正在简明快速地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乐观,热情洋溢的拉拉队长、正义总是胜出的好莱坞电影,甚至一度被歧视的黑人都可以当上总统……“成功学”极度盛行,好像它真的成了一门学科。写《人性的优点》、《积极的人生》、《美好的人生》的卡耐基被称为“心灵导师”,他的书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还在中国开办了培训机构。大大小小的励志班也开办起来,它们都在宣扬一个观念:你需要转变观念,用乐观和积极的眼光去看待人生,你会成功的,你也会有钱的。
  “积极的眼光”这个概念好像具有一种排他性的力量,它预设了一个前提,世界上只有非此即彼的两种眼光,和“积极”不一样的当然就是消极的了。谁会喜欢消极呢?是不是那些无家可归的穷人、反应迟钝的蠢人,还是一些屡败屡战的小职员?美国人用“Loser”(失败者)这个词来概括他们,在成功学的范畴里,他们之所以成为站在“Winner”(成功者)对面的人,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积极思考,不知道如何乐观地工作。他们都陷在思想的牢笼里。而只要换一种眼光和思路,每个人都将获得解放自己的神奇力量。
  许多知识分子对此表示了怀疑——这在逻辑上很难说通,只靠某种思想真的能够健康、快乐和富有吗?从成功学提供的范例看,又如何证明那些人的人生变化是观念改变的结果?同样在美国,有人试图通过长期的调查来探寻这个问题的真相。有人在大量资料中翻出20世纪30年代的修女日记,按照内容把它们分为乐观和悲观两类,结果,乐观者一组的平均寿命比另一组要长7年。我们经常会发现科学家自相矛盾的调查结果,下面就是又一个例子:90年前的心理学家以1000多名儿童为调查样本,在几十年内定期记录他们的健康和情况,结果乐观者没有呈现出什么优势,反倒是那些凡事小心翼翼的、勤奋的样本活得更长。
  这说明了什么?至少在相当的范围内,乐观主义的作用不像宣传的那么大和直接。或者,有更多的因素在决定一个人的生活情况,至少在寿命和健康方面如此。某人有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其实没有一个因素能起决定性作用。
  尽管如此,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里格曼还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提出了一个“积极心理学”。他的口号是,心理学总是讨论病人和不幸的人,现在让我们谈谈如何让健康人过得更好。马丁·塞里格曼因此变得非常有名,他在接受德国《焦点》杂志的采访时说,根据他的研究,乐观是可以被后天习得的。与其说这是一种持续的心理状态,不如说是一种找到幸福的能力。同样,人们的幸福程度也和其他一些事情有关,比如,结了婚的人就比单身的人要快乐8到15个百分点——很难想象他是怎么得出这个看似准确的数字的。他帮助人们幸福的方法似乎不怎么稀奇:比如坚持写“感恩日记”。塞里格曼教授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开设了世界上最早的积极心理学课程。在课上,他要求学生做一项感恩练习:每天临睡前,写下3件值得感恩的事情,经常翻看,坚持8周。照着做的人就会有好的心情,并对未来充满信心——这看起来是每天忏悔就能洗清罪恶的另一种说法。
  美国《读者文摘》刊登过一篇署名大卫·霍赫曼的文章,文章里说:“我就像一个奥斯卡奖得主发表获奖感言那样,感谢起身边每一个人。我感谢杂货店里的收银员和儿童游乐场上的每一位家长,我还用便利贴提醒自己第二天需要感激的对象──邮差,还有儿子塞巴斯钦的托儿所老师。但是,这样全速感激下去,很快我就不行了。研究者称这种现象为‘死守诺言效应’。我把这项困扰告诉了塞利格曼,他说:‘感激过了头,就失去了意义,甚至更糟,变成虚与敷衍。’他建议我选择性地感激,把重点放在从未感谢过的人身上。”原来感谢不用发自真心,还要特地选择对象,这又是“改变观念”的另一种说法。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卢博米尔斯基甚至开发了一款叫“live happy”的App,起初在苹果商店挂出的价格是9.9美元,在有很多人反映这个程序容易导致死机、意外退出后,降到了0.99美元。
  更坏的情况是,成功学和积极心理学会给人造成强迫症的感觉。这一点在病人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1955年,美国医生亨利·K.贝彻提出了“安慰剂效应”,即当病人相信自己的疾病会得到治愈时,即使接受的治疗在客观上并不具有效用,症状却得到缓解和消失的现象。安慰剂效应的存在与否,目前存在争议,但实际情况是,几乎所有人都相信积极的心态会帮助治愈疾病。病人可能是最功利的乐观主义者,他们都被要求或者自发要求保持乐观的心态,一种世界观被改造成了医疗手段,他们很辛苦,在忍受着疾病的同时还要微笑,因为所有的话语系统都在告诉他们,乐观的心态对他们的身体有好处,仿佛好消息是千斤顶,能抬起他们沉重的肉身。耶路撒冷沙雷·泽德克医疗中心的内森·切尔内伊医生说:“我们喜欢认为我们已经有了对付癌症的办法,我们喜欢认为我们已经控制了癌症,但是事实真相是,研究似乎表明我们并没有控制癌症。”英国医生厄恩斯特与同事们曾经对11项癌症研究报告做了全面分析,共涉及1500名病人,结果“研究数据没有提供任何表明这种方法可以延长病人生命的证据”。厄恩斯特说。但他认为,尽管如此,他还是支持进行这种治疗,因为这样可以帮助癌症病人与自己的疾病做斗争。
  加拿大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说,乐观不应该是一种单纯的心理状态,它源于对自身力量的体认。与积极心理学不一样的是,他的学说更注重个体,换句话说,他认为,乐观来自于旁人无法觉察的个人体验,建立在学习和无数次的练习的基础上。按照他的说法,即使是悲观主义者也会在某些场合和时间变得乐观:他们基于自己一贯的小心和怀疑获得了某种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和信心限于领域和各人的认知水平,不像“乐观心理学”的宣言那么万能。足球运动员可能是世界上最需要乐观主义精神的人,他们从来不能对自己在场上所做的事情有100%的信心。即使是巴乔这样的世界巨星也会在决赛里踢飞点球,再好的任意球大师也无法保证自己每球必进。对于那些缺乏信心的球员,教练们常用的办法是把他们以前精彩表演的录像集锦放给他们看。德国足球协会的心理学家米克勒说,一个好的教练会把训练目标拆解成许多小任务,然后看着队员们一个一个去完成,每个小的成功都会影响到以后的进步,这样在球员在场上面临关键时刻时,才有足够的信心。这些小的成功都成为他乐观的源泉。
  按照这种观点,世界上就很难有纯粹的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了。对于一个人看起来难如登天的事情,对于另一个人则可能很简单——甚至是过于简单。医患关系是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巨大的信息不对称,许多病人会对一些小病大惊小怪,而医生则又容易对病人的症状见怪不怪。过分的自信会使乐观精神越来越偏离真实情况。马云说,一个创业者身上最优秀的素质,那就是永远乐观。然而美国2006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只有35%的创业型中小企业能够坚持5年而不倒闭,但几乎所有创业者都觉得自己不属于那65%的倒霉人群。他们向着市场的雷区冲锋陷阵,眼里只有成功。过头的乐观其实很危险,而且难以纠正,由此加拿大政府对创业者有一项扶持政策,专家团会对企业的组织结构、产品成本和市场前景进行一次统一的评估,然后打出分数。至今为止这类评估都进行良好,得到“D”或者“E”的企业,专家会建议他们直接放弃。但依然有半数得分低的小企业企图强行进入市场,几乎都惨败而归。
  我们不应该整天宣扬一种概念化的乐观,却很难怀疑一个人在积累了许多微小的成功经验后得到的乐观精神和信心,问题在于:如何把握信心的边界呢?也许悲观主义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是作为乐观主义的对立面存在的。乐观和信心可以让人们更快地做出行动,促使更多的改变发生;而悲观和怀疑的意义就在于思考:这些改变究竟应不应该发生?在热情膨胀到快要飞起来的时候,也许迎面而来的冷水不见得是坏事。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卡内曼连写一本书都如此艰难,但他的谨慎显然对一名经济学家来说是可贵的品质。他说:“我是防御型的悲观主义者。”是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就像矛和盾,他们是永远的敌人,也是永远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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