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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问题”还是“任鸿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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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这是一个著名的问题,学界将之称为“李约瑟问题”或“李约瑟难题”。
  称为“李约瑟问题”,则李约瑟享有该问题的知识产权。但李约瑟真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这个问题的吗?非也。鸦片战争以后,在李约瑟之前,梁启超、任鸿隽、冯友兰,乃至李鸿章都思考过这个问题。
  一九二零年,在美国的冯友兰写了一篇专门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的论文,此文原为英文,标题为“Why China Has No Science: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philosophy”,其中文名为《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中文版收录于 《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版)。此文从中国哲学的特质来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与冯友兰不同,其他一些新儒家却竭力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科学的基因,以此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价值。典型者,是牟宗三提出的“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著名命题,试图证明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中能够发展出现代的科学与民主。冯友兰的讨论,显然在李约瑟之前,且是专题讨论。
  但是,冯友兰的讨论亦非最早的专题讨论。一九一五年,任鸿隽(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曾任四川大学校长)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中说:“欧洲之有科学,三数百年间事耳,即谓吾国古无科学,又何病焉。顾吾尝读史而有疑矣。欧洲当罗马帝国沦于蛮族,其学界之黑暗,殆非吾秦汉以来所可沦拟……是故吾国之无科学,第一非天之降才尔殊,第二非社会限制独酷,一言以蔽之曰,未得研究科学之方法而已。”(任鸿隽:《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二零零二年版,19—23页)任鸿隽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比李约瑟早了约三十年。
  其实,任鸿隽也不是最早讨论该问题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道,“凡欲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28页),他间接涉及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这一问题。更早者,则有李鸿章的思考。李鸿章在给光绪的奏疏中说:“窃谓西洋制造之精,实源本于测算,格致之学,奇才迭出,日新月异。”(《李文忠公全书·奏稿二十八》)李鸿章在思考为什么西方技术发达(并得出结论)时,就已经思考了“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这个问题,而他的回答并非着眼于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等文化,而直截了当地看到了西方科学的一个关键要素:数学的发达(测算属于数学)。
  到此,我们可以确定,李鸿章已经思考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这一问题,而任鸿隽则专题地提出并回答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这一问题。
  几百年来,西方处于强势。西方的强势甚至改变了中国及其他弱势国家和民族对自我的认知,而这种改变属于话语权或文化霸权的一种表现。对于自身甚至世界的历史,中国人本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面对西方的强势和中国的屡战屡败,中国几乎丧失了对自身进行认识的信心,丧失了身份认同感。抗战时期,由于战场接连失利,士气不振,蒋介石获悉了李约瑟的研究,为了提振国民的信心,特邀李约瑟和鲁桂珍(李约瑟的长期助手、合作者、汉语教师和第二任妻子)到重庆商谈,托李约瑟协助中国的抗日事业和全世界的反法西斯事业。第二年(即一九四三年),李约瑟就提出了“四大发明”这一概念,指出中国文明曾经为世界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此前,欧洲人已认识到中国人具有发明天才,曾有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如麦都恩、马克思都谈到了这三大发明),而李约瑟增加了造纸术,形成四大发明。四大发明在当时,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国人的信心。而四大发明之提出,亦可谓学术服从政治之一范例。对于中国来说,学术服从政治,算是常态,中国的学术从来就没有独立过。但是,以别人的观念来诠释自己的历史,却是从未有过的。
  李约瑟将三大发明扩充到四大发明,并不算离谱,因为造纸术的确很重要,增列入四大发明之一,当之无愧,不算是伪造。对中国的技术成就,爱因斯坦也是肯定的,他虽然认为中国古代缺乏形式逻辑体系和系统实验,以至于无法产生近代科学,但承认了中国古代的技术成就。他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绩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一九七六年版,574页)但是,如果不是西方人,中国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居然有三大发明或四大发明。而李约瑟指出中国有四大发明,让国人欢呼鼓舞。同时,李约瑟指出:中国古代虽有发达的技术,但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科学(现代科学),这是中国古代学术的重大缺陷。在他追问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之后,该问题就迅速引起学界的关注,讨论迅速升温,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可以比较的是,任鸿隽、冯友兰都专题提出并回答了该问题,但学界响应寥寥无几。这种现象,本身就是话语霸权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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