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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米利亚诺与“希腊人的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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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五世纪,当雅典和斯巴达联合击败波斯,随后希腊文明进入鼎盛时期时,罗马仍是台伯河畔的一个小邦,正在为生存与拉丁人以及周边的埃奎人、沃尔斯奇人等周旋。公元前三三八年,马其顿的腓力在喀罗尼亚击败希腊城邦联军,从此开始了马其顿对希腊本土的霸权,希腊虽然失去政治独立,文明的发展并未受到根本性影响,反倒随着公元前三三四年马其顿亚历山大东侵波斯,建立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后播撒到亚洲和非洲。虽然帝国随后瓦解,但新兴的希腊化世界三大强国中,不管是马其顿、还是托勒密埃及和塞琉古帝国,统治者都是希腊—马其顿人,文化基本是希腊式的。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似乎都比正在为中部意大利的土地与萨莫奈人苦战的罗马看起来要强大得多。然而到公元前三世纪初,当希腊化诸国正忙于混战时,罗马已经逐步消灭意大利中南部的各路势力,击败南部意大利希腊人请来的强大盟友、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初步确立了罗马对意大利的霸权。公元前三世纪后期,当巴尔干半岛的希腊人城市仍在为可怜的自治权与马其顿鏖战、希腊化诸国为亚历山大的遗产争战不休之时,罗马已通过两次残酷的战争,击败其在西部地中海最强大的对手迦太基,先后把西西里、撒丁尼亚、西班牙等地变成行省,悄然改变着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形势。对于罗马的崛起,希腊人最初几乎毫无察觉。虽然公元前四世纪末的亚里士多德可能已经知道罗马的存在,公元前三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蒂迈欧开始撰写罗马历史,然而大多数希腊人和马其顿人仍忙于内部争斗,忽略了罗马。
  公元前一四九年,罗马在发动第三次布匿战争的同时,对反抗的马其顿和希腊城市进行了最后的清算。马其顿沦为罗马行省,希腊人的古老城市科林斯像迦太基一样被彻底摧毁,除少数希腊人城市保有所谓自由外,巴尔干半岛南部的绝大部分地区成为罗马的所谓阿凯亚行省。丧失自主战争与游戏权力的,不但包含了希腊本土和马其顿,还包括几乎整个希腊化世界。
  对希腊世界与罗马帝国之间势力的这种逆转,学界历来有多种不同解释。古代学者们多从制度着眼,强调罗马共和国混合政体对希腊纯粹民主的优越,波里比阿和后来的西塞罗是其代表。近代学者们考虑得更加复杂一些。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学者弗格逊从希腊城邦的政治结构入手,认为希腊人的城邦犹如单细胞的生物,可以无限地复制自己,却无力把众多单细胞生物组成一个复杂的生物有机体。易言之,城邦公民的特权地位和垄断特征,让希腊人可以创建众多的城邦,却无力将自治的城邦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复杂国家与马其顿或罗马抗衡,从而失去走向一统、建立大帝国的机会。二十世纪中期的罗斯托夫采夫对此不以为然。在其名作《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中,这位俄裔美国历史学家把希腊人和希腊化世界所有的成就都归于城市资产阶级的创造,却把罗马的扩张和希腊化世界统治者之间的自相残杀作为辉煌的希腊化文明衰落的根本原因。正如学者们已经意识到的,作为成长于资本主义不够发展、钦羡西方城市生活的俄国古史学家,罗斯托夫采夫明显是把自己心目中理想的资产阶级移植到古代世界去了。二十世纪后期的马克思主义古史学家德圣克罗阿的名作《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似乎更倾向于认为,所谓古代资产阶级创造文明成果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臆想,真相是古代城邦的民主某种程度上保护了下层公民的利益,是希腊城邦走向鼎盛的基础。但公元前四世纪以后希腊的历史出现了逆转,马其顿(后来是罗马)和希腊的有产阶级联合,消灭了古代的民主,灭亡了希腊世界。
  对于上述各种解释,出生于意大利、但长期在英美执教的莫米利亚诺大概都不会表示完全赞同。作为一个出生于意大利的犹太人,他的学术经历颇为奇特。在都灵大学学习期间,他就是校园里的明星学生,成绩异常优秀,并得到当时意大利最著名的古史学家加塔诺·德桑克提斯的指导,从而确立了他一生的研究方向。一九三二年,年仅二十四岁的莫米利亚诺被任命为罗马大学希腊史教授;一九三六年,他重返都灵大学,接替其老师德桑克提斯出任罗马史教授。一九三八年,因为墨索里尼政府的种族主义命令,莫米利亚诺丧失了教席,被迫携妻带女前往英国。虽然当时他已因为《剑桥古代史》(第一版)写稿以及《克劳狄—皇帝及其成就》英译本的出版,在英国有较大影响,但可能是当时流亡到英国的学者实在太多(德国大批古典学者,如鼎鼎大名的雅可比、埃伦伯尔格、普法伊费尔等,也都因为纳粹的上台,被迫流亡到英国),莫米利亚诺在英国的处境并不好。一九四七年,他终于获得了布里斯托尔大学的讲师席位;一九五一年,转任伦敦大学古代史教授,并在那里一直工作到一九七五年退休。但他退而不休,仍在不断从事研究工作,写出大量作品,往返于英国、美国和意大利各地讲学。一九八七年九月因病去世。
  希腊、罗马与犹太文化之间的关系,是莫米利亚诺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前面我们已经提过,莫米利亚诺是犹太人出身,研究的是古代史,而且是希腊和罗马史兼通。他最初的两本个人专著,一是《马其顿的腓力》,另一是《克劳狄:皇帝及其成就》,前者预示了他对希腊化世界的兴趣,后者让他涉足罗马帝国。对于希腊化世界,他尤其倾注了大量心血。因为正是在这个世界里,后来成为西方文化传统的三大因素:希腊的、罗马的和犹太的,即构成后世西方文化的三语委员会,首次正面遭遇并相互作用。所不同者,犹太文化面对希腊化文化冲击之时,尽管犹太人早已失去政治上的独立,却通过顽强地保持自己的文化和宗教认同,一度赢得独立,并在吸纳希腊文化的基础上,扩张自己的信仰,成为西方文明中的重要传统(基督教最初系犹太教的一支)。而罗马人通过向希腊人学习,不仅从政治上击败希腊,统治了犹太,还一统地中海,成为三种势力中政治上最后的胜利者。倒是原本拥有政治和文化统治地位的希腊人,虽然提供了最初的思想和文化资源,却在三种文明的交流中败下阵来,不仅失去了政治独立,连文化上的自信也丢失了,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沦为罗马人的附庸。考虑到希腊人思想上的活跃,政治上的独创性,宗教和文化上的开放,如此结局,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莫米利亚诺有关这个问题的看法,主要体现在他的《外族的智慧:希腊化的局限》 (晏绍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零一三年版,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之中。
  该书开篇就抛出了一个人们非常熟悉、然而又略感陌生的问题:希腊人创造的希腊化世界,让印度、中国、伊朗、埃及、犹太和罗马等诸多文明首次建立了直接接触,而且以他们自己提供的资源,制约着后世西方对古代诸文明的认识。希腊人对罗马和犹太人的兴趣,把它们变成西方最为重要的传统。对埃及和波斯文明研究的寡少,让它们在后来的西方少人问津;对印度和中国的彻底忽视,则让西方人长期以来对中国和印度文明的历史陷入无知。可是,虽然希腊人贡献如此之大,影响如此深远,却在这些颇为不同的文明的互动中,最终让自己陷入被动,在最为重要的希腊与罗马文化之间的互动中,希腊人从未想过学习拉丁语,对罗马历史、制度和文化的认识,始终停留在表层。倒是罗马人,在忙于两次布匿战争的关键时刻,投身于希腊语学习中,到公元前二世纪,罗马人已经能够流利地使用希腊语言,直接与希腊人交流,并利用希腊人已经创造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成就,不但征服了希腊人,还统治了地中海。莫米利亚诺犹疑之中抛出了下述问题:“罗马帝国主义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包含在罗马人学习用希腊语表达和思考时所进行的决心巨大的努力中?”而希腊人是否因为拒绝学习拉丁语,才无力把自己从罗马人的帝国统治下解放出来?(29—30页)全书的主题,就围绕着这个基本问题展开。
  希腊人有着非常强烈的文明优越感,将自己视为文明人,周边其他人都是蛮族,很多时候对这些所谓的蛮族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希腊人对待罗马人的态度,似乎也不例外。虽然说他们早已听说罗马,注意到罗马历史的发展,公元前三世纪前期的蒂迈欧,由于罗马势力触及南部意大利,已经写出了有关罗马历史的著作,然而希腊人对罗马的兴趣,似乎到此为止。当公元前二世纪初罗马人把势力真正伸入希腊时,希腊人对罗马人似乎只有非常肤浅的认识。罗马人的态度正好相反。一方面,从他们文明伊始,罗马人即开始接触希腊文明,并吸收希腊文明中的某些因素为自己所用。到公元前三世纪中,当罗马人意识到他们即将与希腊人打交道时,他们不但在战场上与希腊人和迦太基人较量,而且在百忙之中,其精英阶级开始大规模吸收希腊文化,积极学习希腊语言。所以到公元前三世纪中后期,当罗马人需要直接与希腊人在战场上碰面时,罗马人已经熟练掌握希腊语言,对希腊人的制度和文化成就,也有深刻的把握,并利用希腊人的方式,逐一击败希腊人国家,成为希腊世界的主人。
  一些读者可能会对此提出疑问:最初论述罗马人制度的,不正是希腊人波里比阿吗?第一个向世界展示罗马霸权乃事实上的存在,人们应当安心接受罗马统治的,不也是希腊哲学家兼历史学家波斯多尼乌斯吗?就我们现在掌握的文献而言,确实如此。不过莫米利亚诺提醒我们,早在波里比阿之前,罗马人已经把荷马史诗翻译成拉丁语;希腊人的喜剧,也有一部分被转换成了罗马人普鲁塔斯等的喜剧;罗马人费边,已经在公元前三世纪末用希腊语写出了罗马最初的历史。在此基础上,加图才能用拉丁语写出罗马与意大利早期的历史。也就是说,罗马人利用希腊人的文化成就,创造了拉丁文化。波里比阿当然不是第一个用希腊语系统论述罗马历史、讨论罗马制度的历史学家。而且深刻和伟大如波里比阿,尽管他在罗马停留数十年,与罗马显贵有密切交往,对罗马的实力和世界霸权有独到的认识,但他并未能避免希腊人固有的毛病:他可能会熟练使用拉丁语,却用希腊话语和希腊人的政治学解释罗马的制度,创造了一套混合政体理论,希望以此说明罗马制度相对于希腊制度的优越性,告诫希腊人如何在罗马霸权之下处理与罗马人的关系。然而他对罗马制度的分析,实际上相当肤浅而且片面。因为在他的体系中,罗马统治阶级内部、精英与下层阶级之间、罗马人与非罗马人之间,几乎不会发生任何内部冲突。而在希腊国家或者其他国家,这种冲突是常态。在战争责任问题上,他几乎批评过所有与罗马人发生过冲突的对手,却从不曾向罗马人提出战争是否正义的问题。他长篇讨论过罗马人的军事组织,却从不曾考虑罗马人的自治市、殖民地和同盟的性质:罗马人对中部和南部意大利的控制,却正是通过控制各个地区的上层阶级,依次确保各个地区对罗马的忠诚实现的。波里比阿确实偶尔批评罗马人,但那“不是要发现罗马帝国主义的根源,甚至也不是要说服希腊人这种统治的可接受性,而是希望说服罗马的领袖们要按照某种方式来行动,从而不会疏离其臣民中的大多数,因此也就不会危及行省上层分子的地位,因为这些人已经把他们的利益与罗马的统治统一起来了”(42页)。也就是说,波里比阿对罗马社会与政治的描绘,因为他对罗马统治的接受,是一幅严重理想化的场景,完全忽略了罗马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以及罗马国家内部上层与下层之间、罗马公民与非公民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还有罗马国家的构造,包括拉丁语的传播与希腊文化的引入及其与罗马扩张的关系。波里比阿很大程度上是从一个崇拜者的角度看待罗马社会,并且对罗马社会做出了理想化的描绘。
  波里比阿之后,希腊人对罗马的理解,并未随着罗马统治希腊而进步。公元前一世纪的波斯多尼乌斯之批评罗马人对奴隶的虐待,对行省的剥削,并不是怀疑的罗马征服和统治,而是因为“希腊的富人和受过教育的阶级已经明显把自己的利益和罗马帝国的存在等同起来了”。无论是波里比阿,还是波斯多尼乌斯,两个人似乎从来不曾读过任何拉丁语的诗歌,在他们的著作中可能也不曾直接利用过任何拉丁语史家的作品,也就“从来没有完全理解社会机体真正发生的变化”。 对莫米利亚诺而言,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因为它们表明,希腊人对“罗马生活中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的观察,仅仅停留在表面上。波里比阿和波斯多尼乌斯都没有意识到,仅仅因为会说希腊语,会用希腊语思考,罗马的领袖们就获得了多么大的优势,而希腊人的领袖却需要翻译才能理解拉丁语。即使是在纯政治的意义上,波里比阿和波斯多尼乌斯也都没有想到,对罗马人来说,掌握一门外语意味着权力。他们到老派的罗马美德中去寻求对罗马成功的解释,但罗马人已经通过放弃古老的罗马习惯而获得了权力。与之对应的结果,是他们对拉丁语取代希腊语而在意大利其余地区成为占领导地位的文化语言,以及拉丁语在西部行省中的传播……没有做任何评论”(53—54页)。
  易言之,罗马人利用希腊人提供的知识,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和制度,希腊人对罗马,即使是他们中间最为深刻的波里比阿和波斯多尼乌斯,也是崇拜多于分析,认同多于创造。更要命的是,希腊人对罗马文化的态度和认识,是他们对待所有其他文明态度的缩影。对于遍及欧洲的克尔特人(又译凯尔特人),虽然马赛利亚早已与后者有所接触,虽然公元前三世纪克尔特人已经给希腊本土和小亚细亚造成巨大威胁,希腊人的了解,仍然限于最初的兴趣和观察,既不曾学习克尔特人的语言,也不曾深入观察他们的风俗和制度。马赛利亚人为他们拒绝任何克尔特人的影响,保持所谓的希腊人传统洋洋自得。巴尔干的希腊人则在一次微不足道的胜利后,忙于庆祝希腊文明的优势和胜利。罗马人正好相反。他们利用希腊人提供的资料认真钻研克尔特人,最终击败所有克尔特人,征服克尔特人的领土,建立了他们的大帝国。对于犹太人,希腊人本来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应当就已经有所接触,却几乎不曾有作家提及。直到希腊化时代,希腊人才因为亚历山大征服了巴勒斯坦,首次意识到犹太人的存在。然而他们的文化优越感,让他们忽视了犹太人的民族与文化认同意识,盲目推行希腊化政策,结果是犹太人利用罗马的支持,不但摆脱了希腊人的统治,形成自己以犹太教为核心的认同意识,还一度赢得独立,扩展了自己的疆域。对于伊朗人,虽然公元前六世纪以来波斯已征服小亚细亚,给希腊人巨大震动,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中,也有人写出了古代波斯的历史,公元前五世纪,双方更是爱琴海上的主要对手。可是,希腊人对波斯的认识,也难说深刻。希罗多德还能把波斯作为一个真实的、有着自己独特政治组织与文化和宗教的国家对待,但仅此而已。从公元前五世纪末开始,希腊人对波斯人的观察和研究,有些人如克特西亚斯等限于记录道听途说,宫闱丑闻,有些如色诺芬等则崇拜波斯文明和智慧的古老,注意力被转到了道德规范之上。及至波斯帝国灭亡,对波斯人的兴趣,只剩下琐罗亚斯德的智慧了,而且这个所谓的琐罗亚斯德,由于希腊人从不曾想过要学习波斯语,直接从原文阅读波斯文献,很大程度上是希腊人自己想象的产物,一个希腊人心目中的智慧之源和大师,从不曾有人真正关心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写过什么作品。对公元前三世纪崛起的帕提亚帝国,希腊人虽有兴趣,但从不曾将之作为一个国家和强国,全面系统地加以分析。罗马人则不同,他们再次利用希腊人留下的资料,从失败的经历中学习,不仅能够长期与帕提亚人共处,后来还从帕提亚人那里汲取营养,把源自帕提亚的米特拉崇拜变成一种真正的崇拜,“强化了士兵、职能部门人员、商人对罗马国家的忠诚”(193页)。
  对莫米利亚诺而言,希腊人对待异域文明的自大与虚无态度,可能是他们面对古代其他文明不断遭遇失败的重要原因,用他自己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的话说,这是“希腊人的过失”,是他们在与域外文明打交道时不断遭遇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外族的智慧》的结尾,莫米利亚诺清晰且明白地宣示了希腊人文化上的自大对其文明发展的影响:
  它(希腊文明)拥有了解其他文明的所有手段,但掌握语言除外;它拥有一个征服者和占统治地位的上层阶级,但对自己语言的信心除外。许多具有政治头脑的人选择了罗马;许多具有宗教头脑的人转向了想象中的波斯和想象中的埃及。随着希腊主义政治命运的衰退,自我怀疑倾向日益增长,鼓励了那些意志薄弱、原则性不强的人,他们在那种不可能真实的文献中寻找简便的出路。
  罗马人利用希腊人技术上的合作,最终征服了希腊人自身。但是,从文化上说,他们通过学习希腊语,把希腊人的知识用于创造一个使用拉丁语的、共同的意大利文化,从而使自己处在强有力的地位。希腊人探索了克尔特人、犹太人、波斯人以及罗马人自己的世界,罗马人则征服了克尔特人、犹太人和希腊人自己。在被波斯人或帕提亚人打败之后,他们(罗马人)利用希腊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的帮助,注意避免另一次灾难,而且成功地保持了三百年(194页)。
  莫米利亚诺对希腊人过失的论断,对罗马成功的褒扬,是否符合历史的实际,见仁见智。一位书评人在评论《外族的智慧》时,将莫米利亚诺的论断简化成了外语学习决定一个文明命运的论断,并据此对他大张挞伐。然而,相较于一直以来从政治上考察希腊化世界面对罗马的失败以及希腊文明的命运来说,莫米利亚诺从三种主要文明对他者的态度来解释希腊化世界不同文明的变迁,至少为我们理解这段历史增加了一个维度。当然,作为当代的西方人,莫米利亚诺也难免自己的立场:犹如他对古典时代晚期所谓异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命运的讨论着眼于基督教何以最终胜利一样,他对希腊文明在希腊化时代变化的考察,其立足点也在构成西方文明的所谓三语委员会上,也就是说,他最终的落脚点,仍在理解当代西方的文明上。而研究古代的目的,是为近代西方文化寻求古代的源头。当然,这个“过失”在历史上是否为希腊人独有,读者诸君会有自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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