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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后知后觉。在文章开始之时和开头之处,我大多数时候不知道它将去往何处、如何结束。正是写作这个思维活动本身,将我一步步带向未知之处,逐渐向我呈现出意义的一部分面貌。而意义的发现,多年后回望,又与写的时候感悟有所不同。这让我体悟到,文字有它自己的生命,是它一直在教我如何写作,而不仅是我在书写它。这种与写作逐渐建立起的私密关系,成为我眷恋它的纽带,也是我从工作中获得隐秘愉悦感的源泉。


  2013年2月,我在华盛顿出差,住在离智库和使馆云集的杜邦圈不远的一家宾馆。那次是去围观奥巴马连任的就职典礼。到达华盛顿后,我写了两篇年度爱情专刊的稿子,其中一篇是《不可逾越,无法忘记》。这篇实际上是一篇虚构小说。我把它设置在我比较熟悉的欧洲,用人物口述、我为记录者的形式,从男性角度,实际上以“性别镜像”的方式,想象对方的所见所思,将其写了下来。故事原型的内核,是从朋友那儿听来的别人的故事
  交稿的第二天早晨,主编朱伟发来一条短信:“第一篇太好。要每一篇都这么好就好了。”主编是个一向严厉的人,收到他的短信,我备受鼓励,但竟有点不知所措。我并不知道他的“第一篇”究竟是指哪一篇。我同时交了两篇,自觉这一篇虚构写得生涩羞怯,必定比不上另一篇我所熟悉、且自我感觉写得较为充分的采访写作。这两篇放在同一封邮件里交稿,虽然虚构那篇放在附件第一条,后来杂志出来,也是这一篇排在前面,但“位置”不能说明问题。“第一篇”究竟是哪一篇,在我这里成了一个悬置的小疑惑,被暂搁脑后。
  5年后,我正写沈从文。写作家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份有些超出自己写作资历的任务,我更把它视为一个通过阅读、采访和写作来探寻接近作家之路的机会。读沈从文的文字,让我对“爱”有了另一层体悟。沈从文是一位在极端困苦的时代和环境里生活过的作家,目睹了很多屠杀和死亡情景,也经历过生活的贫穷和颠沛流离。他几乎是从地狱之上去看人世间的,书写的目光里却始终充满对生命的爱——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爱了全世界”的。他小说里人物的命運大多因一个“情”字的驱使而富有悲剧性,为情而颠沛流离、生离死别。这也是“新文化运动”还未深刻改变中国文化的前夜,尚未“觉醒”的乡村人朴素的生命动机和命运牵引力。在沈从文那里,我逐渐触碰到让死亡与爱密不可分的那条无形引线,在现代人的情感体验里它遁形已久,此刻被唤醒了。
  在那期间一个写稿至深夜疲惫的时刻,我突然理解到主编当年短信所指的“第一篇”,正是《不可逾越,无法忘记》。那篇文章里,两个互相倾心的人在异乡相遇后分别。不久“我”出了车祸,车在丁字路口拐弯处被皮卡车撞进副驾驶座,死亡只有一步之遥。“我”突然意识到,意识与现实之间产生了微小错位,那正是因爱而生的思念,便立即买机票去追赶已经离开的女人,但她出于道德原因拒绝了“我”,只留下多年后回望时的温暖记忆。文章短小,5年前写的时候,我并未明确“死亡”的角色,而将其视为制造戏剧性的元素。5年后我才懂得,这个故事早已确立了“死神”为它自己的主角,而写的人浑然不觉。
  故事里写他们短暂共处,“我”总准时开车接她,她总迟到几分钟,“我”总耐心地在车里等待几分钟;这只是寻常温情。这一点心理与机械时间的微小差,与后来“我”与死亡之间的距离相照应,却将爱与死亡联系在了一起。命运的吊诡之处在于,两人对离别虽有不舍,但她选择顺流而下,按原计划踏上归程,互生的好感本应画上句号。如果她未曾离开,车撞进和吞噬的地方就是她平常坐的位置,死神或许将降临在她头上,又或许将不会有车祸——命运分岔的小径通向何处,取决于偶然。然而,死神降临的瞬间,“我”下意识担心的是她是否安全,又欣慰她已不在,却证明了爱情的真实,将他推向她。5年前,当我写她得知“我”在订机票,惊呼让“我”不要去找她时,仅是出于一种还不够清晰的道德直觉和让故事流畅的语感;多年后回望我才明白,这种拒绝是一种对命运的知晓,在我写的时候,其实还一无所知。无意之间触碰到的道德,是我几年后读到纳博科夫的《俄罗斯文学讲稿》,分析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才变得清晰起来的,我至今还只是理解了皮毛,远未透彻理解。2014年再度给爱情专刊写稿,那一期的主题是《天上爱情,人间婚姻》。我把自己完全缠绕进去,却也未能向自己破解爱情与婚姻的诸多问题。稿子被主编毙掉后,我反而安心了下来,感到得以暂时解脱。这说明,我对爱情还没有形成深刻完整的认识,远未达到2013年2月那篇文章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深度——文字一旦完成,实则就与作者分离,我只是它的近邻。
  直到时光流逝,我才从中理解了这些。理解之后,我哭了一场,既为当年的浑然不觉,也为刹那间通过文字与死神和爱面对面的领悟。也是从这里,我开始领会到,文字里的“时间”不是对现实时间的全然复制和模仿,而有它自己的真实,写作的人不过是顺应这种召唤。写作者通过开启“时间”,实际上也构造了时间穿行其间的“空间”。那么文字应从何处开始?写沈从文让我认识到,生命与爱是推动他文本的源头动力之一。
  2014年稿子被毙不久,4月的一个星期六,马尔克斯去世了。我们当周出了一期《在现实和魔幻之间:解读加西亚·马尔克斯》,我也以写人物稿的形式参与其中。那时我并没有读过马尔克斯的所有重要小说,直到今天,理解起《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来,我也还有疑惑之处。理解了2013年写的那篇爱情小文后,我才恍然大悟似的懂得为什么马尔克斯要在《霍乱时期的爱情》开头用那么长的篇幅描写两个男人的死亡。他还写道:我们和死亡都隔了一层,只有当最亲密的人,比如父母死去时,我们才能和它直面。这种直面,也是2016年我外婆去世后,我才有的体悟,但在写马尔克斯的时候,我只是隔着很远的距离仰望。承应下这些超出阅历的写作任务,有年少轻狂的成分,同时又让人迅速成长,周刊对此给了我们很多宽容。这份包容,是多年后我才领会到的。每个星期一交上的那份限时答卷总显得匆忙,有诸多遗憾和不完美,逐日逐年累积、时时回想,却也让我对无限趋近有了一定知觉。
  过去我读到德國作家赫尔曼·黑塞的《知识与爱情》,理解不透。浮士德说有“两个灵魂蕴藏在我心中”,这两个灵魂是人类对知与爱的欲求,黑塞分别用“那齐士”与“戈特孟”两个人物的名字来呼唤它们。然而,这两个欲求如何联系在一起,对我来说一直还理解不够。随写作而展开的旅程中,我有了一次与“戈特孟”重逢并识别出它面罩之下真容的相遇。我一直都在寻找着“那齐士”,却还未知它将在何处与“戈特孟”交汇融合。


  从写作沈从文的过程中对2013年2月那篇文章获得重新理解开始,我回首了过去在周刊采访和写作的一些片段。随着时间流逝,才能渐渐看清过去,往昔重新被赋予意义,毫无知觉的一个个分岔路口,都逐个各自清晰起来,汇成一条流向此时的河流。
  在写沈从文的过程中,“象征”这个问题再次浮现出来。沈从文是一个意象性很重的作家,作品有很强的象征性,诸如《抽象的抒情》《月下小景》这样的文章,我反复阅读。他在《〈长河〉题记》里写道:“‘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在穷困和残酷的生活里,他只因一个卖煤油灯的老头子借给过他两百铜子,度过一个年关,就把他那样一点的善良好意,扩大到作品中,成为《边城》中的老祖父,然后扩大到此后的生命中。《边城》中的那只渡船,就有强烈的象征意味,“生命由彼到此,都间接得到了一点助力,生命的连续性和传染性实在惊人,但这种发展却自然不会是普通人所理解的”。
  这让我想起2013年12月,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去世,我参与的《南非的圣人与现实:宽容与代价》那期“封面故事”的写作。那时我刚搬入北京北郊的新家,有了一张宽大的书桌。完成那篇主文大概用了一个多月,写作中我需要理解“政治象征”的含义,这个过程此时再次在脑海浮现。政治家曼德拉与沈从文面对的问题,有相似之处。曼德拉曾是黑人革命与武装斗争的领袖,在叛国罪被告席上发表了呼唤自由与民权的演讲后,他在罗本岛度过了27年自省与救赎式的牢狱生涯,最后与白人政府谈判和解,出狱后成为民选总统,以宽恕实现了南非向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和平过渡。理解他以宽容所平息的潜在暴力冲突,微妙之处在于他对待南非白人的方式,这涉及到争取黑人独立和为公正而复仇之间的平衡。曼德拉很有政治智慧,他提的“真相与和解”强调的是“恢复”公正而非“报复性”公正,这是为和平做出的政治妥协。要知道,当时南非不仅有种族冲突的极大可能,黑人各派武装势力也可能发生内战,曼德拉强大的象征力量就像给随时可能喷发的南非火山贴了一枚封印。
  写作曼德拉的时候,我持续面对的问题是,他愈是接近死亡,南非就愈是害怕陷入一场暴乱。那些深藏于南非社会中的幽暗情感,会随着曼德拉的去世和他象征的道德光环的消失,如火山喷发般爆发吗?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真的从感情深处和日常生活的细微处消弭了种族隔离的仇恨与怨气吗?当仅占人口不到10%的白人群体,仍掌控着南非的财富命脉,却成为政治上的少数派,而获得解放的黑人成为政治上的多数派,大多数却未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反而因隔离的消解受到贫富悬殊更真切的冲击时,南非将如何面对现在与未来?“象征”何以成为一种力量,曼德拉何以成为容纳所有南非人集体意识的具体和抽象的代表,这种力量如何延续或消逝,从而成为我需要思考的问题。
  当时我未能理解这样一段话:在实际生活中,凡是要寻找替罪羊的时候,背后总有宗教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把全城的罪孽架在一只羊的背上,把它撵出城去,全城人因此得救。这么做能起作用,是因为人人都明白这些仪式该如何去理解,包括其中的神。后来,神死了,突然之间,人们得在没有神助的情况下消除城里的罪孽。没有了象征的手法,人们只好求助于实际的行动,因此就产生了罗马意义上的审查制度,即一切人监视一切人,“抽象的清楚被实际的清楚取而代之”。当时的南非,需要用象征手法来化解暴力问题,消除清算历史不公正的“真相”过程中,可能爆发的复仇,需要一种抽象性。这种“抽象性”该如何理解?
  写曼德拉时的认识,在这时又逐渐发酵,更加清晰地显现于我。这与沈从文认识到“敬鬼神畏天命”的仪式不复存在后,中国社会人心的变化是相通的,他从而拒绝“觉醒”,去书写湘西的巫性与神性,实则都是人性的象征。不同的是,曼德拉能够成为一个可以吸纳南非各派力量欲求的投影,成为一个具有神性的英雄,既有他的人性魅力,也牵扯各方力量,比如迂回实现和平的过程中,他获得话语权与英、荷殖民者当局的权力秘密通道之间其实有密切关系。就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的“洞穴”比喻,有意思的是,那个钻出洞穴看到外面天光的人,要回到洞穴中,生活在那些从未见到过外面天光的人当中,他因此必须用“象征”——或者是神话,或者是宗教,来实现对洞穴里的人的“哲人王”。他知道神话和宗教并不存在,但他必须造出这样的东西来,以告知大众真相。2015年起我逐渐从专注国际政治报道转向其他题材的写作,在走向宽广的过程中,国际政治报道似乎渐行渐远,没想到,在研习文学作品的时候,会有一天重新浮现出来。我理解了写政治人物时未能完全理解的“抽象性”,这是文学教会我的,也让我看到“叙述”(Narration)本身所具有的事实性力量。
  这些都是我在今年5月间回忆起的种种。我一边写沈从文,一边穿梭回了2013年2月写爱情小稿的华盛顿,回到了12月在北京新家中写曼德拉的思绪里,继而再回到了2014年4月,那个马尔克斯去世的星期六。写沈从文这件事本身,成了某个穿梭时空回到过去的入口和隧道。在这个隧道里,时空的刻度是一篇篇的文章,一期期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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