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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子”里的天津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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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共十八大后查处的腐败重灾区,天津盛行的“圈子文化”,是其官场的一大特色与顽疾
  两位商人的判决书,让天津政商界的“圈子文化”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7月2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天津市亚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王大儒单位行贿一审刑事判决书》和《王功伟行贿一审刑事判决书》,两位王姓商人都是天津市津南区水务局原党委书记、原局长万继全案的行贿人,也是万继全“商人圈”的主要成员。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刊《中国纪检监察》曾发文称,万继全的身后,始终跟着一个“商人圈”,随着他职务提升,一个个小包工头也发展成为坐拥上亿资产的大老板。
  天津市纪委曾通报“搞圈子”的3个典型案例:天津港集团公司原董事长于汝民培植“秘书圈”;红桥区政协原副主席李可组建“友谊圈”;万继全经营“商人圈”。
  另外,该市最炙手可热的圈子,当属身居高位的“津官”组成的“中心圈”,一些人依靠进入该圈而官运亨通。
  作为中共十八大后查处的腐败重灾区,天津盛行的“圈子文化”是其官场的一大特色与顽疾。2016年10月,中央巡视组在对天津巡视“回头看”进行反馈时,直言天津“圈子文化不绝,政治生态遭破坏”。
  《中国新闻周刊》查阅十八大后披露的多个案例发现,天津官场的圈子文化已成渗透之势,在被查出的问题官员中,下至乡镇干部、区县官员,上至市委主要领导,很多都在“圈子”里。

钱与权搭建的“商人圈”


  万继全被认为是经营“商人圈”的代表官员。
  万继全曾任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局局长、党委书记,天津市津南区北闸口镇党委书记、天津市津南区水务局书记、局长、区委委员等职务。
  他与商人们的“亲密关系”,始于其任北闸口镇党委书记时,王大儒和王功伟是向其行贿的代表性商人。王大儒是天津市亚奇建设开发公司(以下简称“亚奇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功伟是天津市伟达储运公司法定代表人。
  王大儒的判决书显示,2007年至2008年,王大儒想进军房地产领域,但是亚奇公司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时任天津市津南区北闸口镇党委书记的万继全,利用职务便利,违反相关规定,帮助王大儒顺利承揽了该镇某住宅楼项目的开发工程。
  不久,万继全又违规将天津市巨厦房地产开发中心(北闸口镇政府下属集体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大儒,使亚奇公司具备开发房地产项目的资质。
  2009年,王大儒又遇到类似的问题,想开发商品房但没有资质,万继全获悉家福安居建设有限公司(津南区建设管理委员会的下属企业)具有开发经济适用房的资质,于是出面帮亚奇公司违规借用该公司的资质,使得亚奇可以对人安西里住宅楼项目进行开发。
  王大儒在开发该项目时资金不足,万继全帮助亚奇公司募集到资金13亿余元,这笔资金由北闸口镇政府及其下属鑫泰鼎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垫付。
  在万继全多次出手相助后,王大儒知恩图报。2012年春节期间,他将一张金额为100万元的天津农商银行借记卡送予万。
  王大儒的判决书透露,他送给万继全的百万元“感谢费”,其中有80余万元被万继全放贷给某宋姓商人,以产生“更大经济价值”。
  王大儒在津南区北闸口镇的“官场朋友”不止万继全一人。2011年,亚奇公司承建的北闸口镇人安西里住宅楼工程,因维修与补偿问题与居民发生纠纷。主管工程建設的副镇长王某帮王大儒出面协调,使其减少了很多损失。2012年春节期间,在王某办公室内,王大儒将一张内存20万元人民币的银行卡送予王某。
  天津市伟达储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功伟也是万继全“商人圈”中的一员。
  王功伟行贿一审判决书显示,2007年起,王功伟以天津金三维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北闸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在北闸口镇开发建设人安东里小区工程,该小区一期工程竣工后,因故滞销。
  2008年,时任北闸口镇党委书记的万继全,利用职务便利,促成北闸口镇政府出资收购人安东里小区一期工程,作为回迁安置用房,帮助王功伟解决了滞销问题。
  2009年,王功伟为表示感谢,并为后续工程继续获得万的帮助做准备,向万继全赠送一张金额10万元的农行借记卡。
  2009年至2011年,万继全利用职务便利,再次促成北闸口镇政府继续出资,收购了王功伟开发建设的人安东里小区二期工程,帮助王功伟解决了资金回笼问题。
  2016年6月19日,王大儒因涉嫌犯行贿罪被刑拘,同年7月1日被逮捕。2016年6月12日,王功伟因涉嫌犯行贿罪被刑拘,同年6月19日被取保候审,2017年9月18日被监视居住。
  2017年12月27日,王大儒因犯单位行贿罪,在天津南开法院被判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2017年11月28日,王功伟因行贿罪,被判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
  2016年6月29日,万继全因涉嫌受贿罪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5日被逮捕。2017年9月22日,天津市津南法院对万继全受贿一案做出一审宣判,万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
  判决书显示,2005年至2012年间,万继全在担任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局局长、津南区北闸口镇党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亚奇公司等多位商人赠送的财物,价值共计人民币356.1168万元。
  除了王大儒、王功伟,2005年2012年间,还有5名商人向万继全行贿,分别为:天津市顺景道路工程公司法人刘某;天津市富凯建设集团公司第七分公司法人梁某;天津宏泰隆房地产经营公司法人孙某;天津市南洋建筑工程公司基础分公司经理孟某;天津市汇鑫双盈建筑安装公司法人李某。
  《中国新闻周刊》发现,万继全判决书中7名行贿商人中,都曾在万任北闸口镇党委书记期间,通过万在承揽工程等方面获得不当利益,其中梁某还在万担任津南区文化局局长期间也向其行贿。万用这些商人的行贿款,用于购房、放贷等用途。
  

炙手可热的“中心圈”


  在十八大后落马“津官”的圈子中,最炙手可热的是由位高权重的官员组成的“中心圈子”,这个圈子的核心人物,当属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原市长黄兴国。
  《中国纪检监察》报道称,天津市建设管理委员会原副主任张泉芬被认为是黄兴国“圈子”里的人,并因此官运亨通。
  张泉芬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善于上下结盟。“对上,她是黄兴国‘圈子’里的人,并因此顺利坐上了天津市红桥区区委书记(正厅级)的宝座。”张于2016年12月21日落马,于2017年9月因涉嫌受贿罪、贪污罪被立案侦查。
  2018年6月27日晚,“利剑高悬警钟长鸣”系列警示教育片《为了政治生态的海晏河清》在天滓卫视首播。该片剖析了天津市受到严肃查处的10个违纪违法案件。
  该片解说词称:“圈子文化不绝,是影响天津发展、影响干部队伍建设的顽瘴痼疾。”该片中出镜的三位60后落马正厅级官员,格外引人关注。
  这三人分别为天津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段宝森;天津市地质矿产勘查局原党委副书记、局长尉永久;天津市机械设备成套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罗福来。
  为了攀附黄兴国,进入他的圈子,3名厅官都使出了浑身解数。该片解说词称,“段宝森为求个人升迁,一心想搭上高层领导。一次偶然的机会,段宝森结识了黄兴国的弟弟,于是赶紧贴了上去。”
  天津市纪委监委审查调查人员介绍说,段宝森频繁与黄兴国的弟弟来往,经常一起吃吃喝喝,多次到千里之外黄兴国的宁波老家,看望黄兴国的父母,连续4年到黄兴国老家拜年送礼。
  段宝森出镜时说:“想进圈子这种心理,想接近人家(黄兴国),通过接近人家家属,然后得到人家的赏识和重用。”
  该片解说词称,“段宝森在诚基中心君临大厦项目审批中,收受好处,违规确定夹层不计入建筑面积、违规确定土地出让金收取标准,造成了巨额国有资产损失。”
  君临大厦矗立在海河之滨,总高度239.6米,是天津的第二高建筑,仅次于336.9米的津塔,工程造价4.5亿元。
  《中国新闻周刊》从多位知情者处获悉,君临大厦项目由江苏省委原常委、原秘书长赵少麟之子赵晋开发,因质量问题被认为是一座危楼。君临大厦背后涉案官员众多,除段宝森外,还包括河北区政协原主席、河北区原建委副主任崔志勇,河北区建委副主任杜娜丽,天津市规划局东丽区规划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樾,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三处原处长罗凯,中央纪委第七纪检监察室三处原处长申英等。
  尉永久也相信攀附黄兴国的圈子能解决大问题,于是他挖空心思接近黄兴国。
  2008年,尉永久作为中方谈判代表,参与引进空客A320总装项目,经多方努力,项目在津落成。尉永久以功臣自居,自认为是空客(天津)总装有限公司一把手的不二人选,但最终未能如愿。
  尉永久说:“我认为,我之所以没有被选择,不是因为我能力不够,而是我没有人、没有靠山,于是我就不再相信组织,就想找靠山,我就把身居高位的黄兴国作为我的靠山,把他(黄兴国)看成组织的化身。”
  天津市纪委监委审查调查人员介绍说,作为浙江绍兴人的尉永久,凭借与黄兴国(浙江宁波人)是同乡这层关系,攀上黄兴国这个靠山,利用过年过节的机会,送给黄兴国购物卡,还有大量茅台酒、绍兴酒等。
  尉永久说:“组织上多次找我调查,自己还是一而再再而三,蒙混过关,因为有靠山啊,自己就能够安然地不再被组织所调查。”
  尉永久自以为背靠大树有阴凉,做事独断专行,为他人介绍项目、承揽工程,涉嫌索取、受贿500余万元。“他未经党委研究,就擅自将一名科级老同事调入中小企业局,并给予正处级工资待遇。”
  天津市纪委监委审查调查人员称,尉永久私自决定由其“老同事”管理的生产力促进中心,与天津某民企合资成立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公司,因经营混乱造成650万元国有资产损失。
  罗福来也一心想进入黄兴国的圈子。2016年,时任天津市宁河区委书记的罗福来曾针对圈子文化问题,在全区领导干部大会上,义正词严地提出批评,而他本人却是个不失时机钻圈子、挖空心思建圈子的典型。
  罗福来说,“2012年我当上武清区区长以后,他(黄兴国)通过秘书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见面以后他就跟我说,我父母在老家就认天狮的药品和保健品,回来我让我兄弟跟你联系。”
  罗福来意识到这是接近黄兴国的难得机会,就把给黄兴国父母送药和保健品当作了大事来办,先后三次亲自到浙江送药品和保健品,还借向黄汇报工作之机,多次送上和田玉件、名贵字画等礼物。
  罗福来努力挤入黄兴国的圈子,同时还潜心经营自己的朋友圈、同学圈、官场圈。他还将这些圈子分为“核心圈”和“边缘圈”,根据不同圈子的性质,在收礼方面也有所差异。
  他在该专题片中出镜时说,“自己对不熟悉的、不放心的,或者是跟自己比较远的人,坚决不收受任何礼金和礼物。但是,对比较信任的、身边的,包括体制内的、企业界的就放松警惕,给他们办事,也收了他们的钱。”
  天津市纪委监委审查调查人员举例称,罗福来儿子结婚时,“核心圈”的人送他100万,他毫不犹豫地就收下了,“边缘圈”也有人送100万,被他坚决退回,减为50万,再减为20万,最后只收了5000元。
  在武清區,先后有50多名干部因钻罗福来的圈子,给他送钱送物,违纪违法,受到党纪政纪处理。

搞裙带关系的“秘书圈”


  天津港集团公司原董事长于汝民则是“秘书圈”的代表官员。
  于被认为是天津港集团的资深人物,他19岁起就来到天津港务局当工人,之后的职业生涯从未离开天津港。
  1996年,他当上天津港务局副局长,2004年,天津港务局改制转型为天津港集团,于汝民任总裁、副董事长,2007年任党委书记、董事长,直至2013年退休。
  2017年4月17日,新华社发表《用好“政治体检”促进标本兼治——从十八届中央第十轮巡视看巡视整改成效》长篇稿件,文章披露:天津港集团公司原董事长于汝民拉帮结派、搞裙带关系和小团伙,培植“秘书圈”等问题,被立案审查。
  这篇报道被认为是于汝民出事的前兆,他的名字也首次在媒体报道中被贴上“秘书圈”的标签。2017年5月21日,天津市纪委对于汝民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
  通报称,于汝民在担任天津港务局副局长、局长,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党委书记、董事长期间及退休后,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拉帮结派、培植形成“秘书圈”,理想信念丧失,搞迷信活动等问题。
  此外,他还违反了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生活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违规提拔、调整干部;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消费卡,退休后违规兼职取酬、经商办企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钱款,涉嫌受贿犯罪。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披露称,在苦心培植“秘书圈”方面,于汝民在天津港任主要领导的20多年间,利用职权便利,先后将6任秘书安插在天津港和相关部门的关键岗位上。
  于汝民在组建“秘书圈”方面颇有心得。报道称,他安插的诀窍是,老秘书离开前,推荐新秘书接任,或者到重要岗位任职。靠著这种“前任推荐后任”的方式,于汝民在天津港形成了一个裙带关系极其严密的“秘书圈”。
  在这些秘书眼里,党规党纪、组织程序,都抵不过于汝民的一个指令甚至暗示。
  报道还称,在选人用人上,于汝民任人唯亲,对外界释放出一种“只有跟着我才能受重用”的氛围,“让许多踏实干事的干部寒了心”。
  在天津落马官员中,一些官员非常重视“发小”“兄弟”等关系,并以此组建“友谊圈”,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红桥区政协原副主席李可。
  在2016年中央巡视组对天津进行巡视“回头看”期间,天津市纪委接到了中央巡视组移交的关于李可的问题线索。通过对李可的调查,发现其在担任天津红桥区建委主任、房管局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朋友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财物。
  在央视《朝闻天下》2017年4月22日的画面中,天津市纪委工作人员介绍说,该市红桥区有几个小区的配套设施工程的中标,都和李可有关。
  天津市纪委工作人员于海阔指着一个名为泉富家园的小区说:“这些楼的外墙保温和外檐涂料工程,都是李可给他发小介绍的。”
  天津市纪委还表示,李可通过帮人办事和饭局应酬,编织着更大的人脉圈,为自己在经济上和仕途上谋求利益。
  在天津市第一看守所,李可接受央视采访时称:“现在我也认识到了,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在交往的过程中,应该准确地去判断哪些人接近你、和你交友是冲你这个人来的,哪些人是冲着你手中权力来的。”
  2016年10月,天津市纪委发布李可被组织调查的消息。
  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也注重培养官场圈子,并经常与圈内人组织饭局。有媒体报道称,2014年7月16日,在其组织的一个“小圈子”的饭局上,他自以为已经平安,推杯换盏时得意地冒出一句“过关了”,但是4天后,中纪委网站就发布武长顺落马的消息。
  2016年9月13日,天津市纪委就蓟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许家台镇原党委书记卢旺严重违纪案发出通报。通报中提到,卢旺党章党规党纪意识十分淡薄,生活圈、朋友圈鱼龙混杂。卢旺爱打麻将,有的^就投其所好,经常陪他打麻将,进而形成个“麻将圈子”。卢旺和这些“麻友”关系很近。利用职权为“麻友”帮忙。
  花式多样的圈子文化,是破坏天津政治生态的一大顽疾,天津也意识到了其中的危害性,并采取了一些措施。
  2017年5月19日,在做客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线访谈”时,天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陆为民表示,天津圈子文化不绝、好人主义盛行,黄兴国作为当时的“一把手”,对自己人设计路线,着意栽培使用,使拜码头、拉山头等歪风邪气蔓延,败坏了政治风气,带坏了一批干部。
  他还介绍,2016年,天津市纪委委托有关部门作了—个问卷调研,36.2%的受访干部群众认为天津存在圈子文化现象。“这充分说明圈子文化在天津的泛滥程度和负面影响不可小觑。”
  《中国纪检监察》报道称,为破除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积弊,在2016年区县换届中,天津打破以往以人划线、以地域划线的“潜规则”,坚持干部工作一盘棋,大力推进干部交流,共交流市管干部111人、轮岗63人,占班子成员总数的33.9%,是历年来交流力度最大的一次。
  2017年4月25日,天津市委巡视办主任殷奇在《人民日报》发表《力克圈子文化、好人主义》一文,该文称:巡视整改以来,针对涉及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问题,天津市开展提醒谈话95人次、函询62人次、诫勉161人次。
  天津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邓修明表示,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往往互为因果,根子都在党性弱化、在政治上不担当,是党内政治生活不规范、不严肃的必然结果。因此,要从根本上铲除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土壤,决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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