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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艺术家老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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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盛夏,老舍先生在北京一处荷花池边小憩

从丹柿小院到太平湖


  老舍的故居,就在灯市口西街的丰富胡同。王府井向北,再往西一拐就是灯市口西街,以前叫廼兹府大街。丰富胡同就在灯市口西街路北,胡同很窄,把口的一座小院,便是老舍的家。1949年底老舍从美国归来后,买下了这座院子,在此居住了17年。他一生颠沛流离,晚年归乡,这里是他除出生地外,住得最久的一处。
  小院的门并不是开在中轴线上,而是开在正房方向的东南角。据说,风水学要求按照八卦“巽”的方向开门,取“坎宅巽门”之意,“巽”就是东南方向。院子总共300余平方米,院内两棵柿子树是老舍当年亲手种下的,因此被他称作“丹柿小院”。北面三间为正房,两边各有一间耳房。东面的耳房就是老舍的书房,书房内的光线很暗,书桌对着门,背后是嵌在墙里的大书架。书桌是硬木的,桌面嵌着青色大理石,上面放着文房用品,其中有齐白石为他刻的印章,冯玉祥将军送他的圆形玉石印泥盒,有他收藏的清朝文人李渔的砚台,上面刻有“笠翁李渔书画砚”字样。还有一个黄铜做的烛台,似乎是美国带回来的,烛台上面有一个打棒球的小人雕像。桌面上当然少不了月份牌,日期还停留在“1966年8月24日,星期三,阴历八月初九”。
  40多年前的这个日子,老舍离开了自己的家,再也没有回来。
  从积水潭向北,穿过今天的二环路,在积水潭桥的西北角就是原来的太平湖,那是老舍的目的地。这个小湖早被填平,成为地铁公司的“太平湖车辆段”,透过围墙可以看到里面的蓝色地铁机车。这里比起积水潭来野趣更浓,当时水面有迎风摇曳的荷花,水边芦苇繁茂,时有野鸭、水鸟从苇丛中飞起。从丰富胡同的丹柿小院出发,走到太平湖约8公里多。老舍腿脚不好,一路上走走停停,要花上大半天。在湖边的长椅上,他呆呆坐着,直到天黑后,才站起身走进了平静的湖水。没有人看到他是怎样被淹没的。
  老舍在他的作品中曾经写到过240多个北京地名,却从未写过太平湖,这似乎是他留给自己的私属地带。上世纪30年代,他曾为母亲买过一处房子,就在西直门内的观音庵胡同,与太平湖只隔了一道城墙。就在同一时期,他写了一首名为《慈母》的诗:
老舍在北京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的家——“丹柿小院”

  听着,虔敬的,我的慈亲,
  就是它们的圣母,名字叫中国!
  我唤着它的圣名,
  婴孩挨着饥饿,
  把我的血还洒在你的怀中,
  我将永远在那儿欣卧;
  年年的春燕,岁岁的秋虫,
  将唱着你的儿歌,告诉我:
  睡吧,儿,还在母亲的怀中,
  你曾爱过母亲,她还记得,永远记得!
  母亲和中国,占据着老舍心中最崇高的位置。他的母亲早已去世,而此时的中国,对他而言,也已经面目全非。就在他自杀前一周,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开始在北京发起,挂了70年的“全聚德烤鸭店”招牌被砸烂,店铺里山水字画被撕毁;长安街改名为“东方红大街”;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瑞蚨祥绸缎庄内的宫灯、唱片、字画、黄历、美女商标等统统被捣毁,店名改为“立新”;王府井四联理发店的镜子被贴上了白纸,理发照镜都成了资产阶级的臭毛病。
  8月23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市文联办公室,把老舍和多位艺术家拉到国子监孔庙大院中毒打、侮辱。戏装、书籍被点燃,火焰冲天。那天晚上,老舍被接回时已是遍体鳞伤,第二天他便走向了太平湖。

“抑郁寡欢的孩子”


  “我赶上了大清朝的‘残灯末庙’,至于我们穷旗兵们,虽然好歹还有点铁杆庄稼,可是已经觉得脖子上仿佛有道绳子,越勒越紧。”1961年,老舍才开始动笔写他的家传体小说《正红旗下》,他这样讲述埋在内心多年的家史。
  1899年2月3日,老舍就出生在一个穷旗兵的家里。刚出生时,母亲就昏死过去,多亏已经出嫁的大姐及时赶到,把他揣在怀里才免于冻死。那一年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也是狗年。姑母给他起了个外号“小狗尾巴”。他的父亲姓舒叫舒永寿,因临近春节,便给小儿子起了个名字叫舒庆春。
  老舍后来说:“我的父亲是堂堂正正的旗兵,负有保卫皇城的重任,每月才不过三两银子,里面还每每掺着两小块假的。”大清入关200多年,到了他出生时候,已是国运颓废,下层旗兵多已沦为赤贫之家。老舍就出生于这样的家庭中,他上面还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母亲生他时已经41岁,父亲的钱粮只够勉强生存,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他父亲死在南长街的一家粮店里,是舅舅家的二哥回来报的信。舅舅家的二哥也是旗兵,他败下阵来,路过那家粮店,进去找水喝,正巧遇见了老舍的父亲。攻打正阳门的八国联军的烧夷弹把老舍父亲身上的火药打燃,全身被烧肿,他自己爬到这个粮店等死。二哥见他的时候,他已不能说话,遍身焦黑,只把一双因脚肿而脱下的布袜子交给了二哥。后来父亲的衣冠冢中埋葬的就是这双袜子,这时老舍不足两岁。
  老舍在《我的母亲》中写道:“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的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
  父亲死后,养家的重担都压在母亲身上,她靠为别人洗衣服换取微薄的收入。在小说《月牙儿》中,老舍有这样的描写:“那些臭袜子,硬牛皮似的,都是买卖地的伙计们送来的。妈妈洗完这些牛皮就吃不下去饭。……妈妈的手起了层鳞,叫她给搓搓背顶解痒痒了。可是我不敢常劳动她,她的手是洗粗了的。她瘦,被臭袜子熏得常不吃饭。”这些都是真实的写照。
  彼时老房子已经残破不堪,到了三伏天,夜里下雨,全家只能在屋里坐到天亮,害怕被坍塌的房子埋起来。冬天则八面透风,白天连水都会冻在缸里。至于吃,一天通常只有两顿饭。老舍后来在《勤俭持家》一文中提道:“像我家,夏天佐饭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辛苦一年,才勉强吃上一顿饺子。老舍没有玩具,只有撕棉花玩。小说《牛天赐传》中,少年牛天赐的玩具也是棉花。
  老舍的一家,祖辈都是文盲,到他这一辈,哥哥姐姐也从没念过书。一个很偶然机会,他受善人刘寿绵的资助上了私塾和小学,随后又考上了中学和北京师范学校。嫂子卖了两个结婚时的箱子才凑齐了10元钱的入学保证金。6年后,不满19岁的老舍从师范学校毕业,被派到方家胡同小学当校长。
  在中国近代作家群体中,老舍是少有的穷人出身,且生活在他周围并与之来往的,也多是在贫困中挣扎的毫无希望的下层百姓。对贫穷的刺痛感,是他体验世界的起点,影响了他一生的创作。在晚年创作的《神拳·后记》中老舍说:“在精神上,我是个抑郁寡欢的孩子,因为我刚一懂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
  “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歧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的话,用于老舍则意味着更多的复杂。他不仅见识了世人的真面目,也体会到了满民族的衰落与歧视。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作为满族的旗人也成了和统治者一起被驱逐的对象。老舍在新中国曾经说过:“辛亥革命呢,又有点笼统地仇视一切满人。”话剧《茶馆》中也有“旗人也是中国人”的话,代表了普通旗人内心的委屈和精神上的另类感。他们爱国,他们不满朝廷的腐朽,但他们却在清王朝覆灭后承担着某种程度的敌意对待。
  辛亥革命断了旗人的生计,京城里大部分满人跌入贫民阶层,一部分当车夫、茶坊、裁缝、木匠、巡警。更可怜的,便是始终没有找到职业的一群,他们四处流浪,敲着小鼓收废品、沿街捡破烂、行乞、摆茶摊儿,还有一部分沦为妓女。就像话剧《茶馆》中松二爷的叹息:“想起来啊,大清国未必好。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
  在《小型的复活》中老舍这样描述自己:“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失去了依靠,失去了安全感。
  1949年前,老舍没有公开过自己的满族身份。30年代中期,在自传体小说《小人物自述》中给父亲的身份是“在外做生意”,“死在了外乡”;40年代在回忆文章《我的母亲》中依然只是如此简略,“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老舍说他在“中学的时期是最忧郁的”,“我很孤高,特别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自十七八到二十五岁,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舒乙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老舍先生在解放前不大讲自己是满族人或者旗人,这主要是受辛亥革命的影响。他觉得他的祖先,主要是清朝末年的满族统治者,给中国丢了人,现了眼,很不光彩。”《茶馆》中有一句台词说:“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

“写家”的态度


  老舍19岁成为方家胡同小学的校长,3年后被提升为北郊劝学员。他说自己:“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
  1922年,老舍辞去了劝学员职位,不久后,他在西单附近缸瓦市基督教会受洗礼,成为基督徒。由此他结识缸瓦市伦敦会成员、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易文思,为了学好英文,常常去燕京大学旁听课程。后来经易文思介绍,他前往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中文教师。

  在伦敦,急于掌握英语的老舍,开始大量阅读英国小说,把它当作外语学习的捷径。看得多了,便想自己也提笔试试身手。故乡风物,陈年旧事,就像一幅幅图画涌上心头。他在谈及何以开始写小说时写道:“这些图画常在心中来往,每每在读小说的时候使我忘了读的是什么,而呆呆的忆及自己的过去。小说中是些图画,记忆中也是些图画,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图画用文字画下来呢?我想拿笔了。”
  老舍写作的师傅,就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第一部《老张的哲学》,便是仿照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创作,不如说“玩票儿”的成分更大。然后是《赵子曰》。这两部小说都是他在国内当教师和教育官员时的所见所闻。随后,他又怀着对“国民性”的思考与忧虑,写下了《二马》。老舍最初的文学尝试都取得了较大影响,张爱玲就曾说,她是看着《二马》长大的。
  1930年,当老舍回国的时候,已经是著名作家了。
  从英国回来后,老舍先后在济南的齐鲁大学、青岛的山东大学教书,利用暑假写小说。他为上课而编写的《文学概论讲义》,对中国传统“文以载道”持反对态度。他说:“为文的要件是由内心表达自己,不是为什么道为什么理做宣传。”“思想既有一定,那么文人还有什么把戏好耍呢?”针对二三十年代以政治为目的的革命文艺思潮,老舍在理论上回应说:“不管所宣传的主义是什么和好不好,多少是叫文艺为奴仆的,文艺也不会真诚地伺候他。”
  他对当时泛滥于文坛的许多粗糙生硬的“革命文学”与“普罗文学”是抵触的。1950年,他曾真诚地回顾当年对革命文学的看法:“我看见当时的革命文学作品里,往往内容并不充实,人物并不生动,而有不少激烈的口号,像几个捡煤核的孩子,捡着捡着煤核儿,便忽然喊起:我们必须革命。我不愿也这么写。”他还说:“把一位革命青年写成一举一动全为革命,没有丝毫弱点,为革命而来,为革命而去,像一座雕像那么美好,好是好了,怎奈天下没有这么完美的人。”
  他说:“文学革命也好,革命文学也好,没有这颗心总不会有文艺。”
  上世纪30年代,老舍最大的苦恼是没有时间去写。就像“祥子”想要一辆属于自己的车,老舍也固执地想当一名自由作家,但却不得不考虑养家的薪水。为了决定是否辞职,他还专门跑到中国出版业的重镇——上海去考察一番。当时老舍为十几个刊物写小说,他的《小人物自述》就发表在天津的《方舟》月刊上。那是一本由生产“抵羊牌”毛线公司办的妇女生活杂志,主要内容是教授如何织毛衣、如何育儿。
  上世纪20~30年代的文学“市场”,把几乎所有中国作家都变成了小说连载的“专栏作家”。他在抗战前的小说中,除了《离婚》外,都是先在文学刊物上连载,然后再出单行本,这样一部书至少可以卖两次钱。为了应付众多约稿,他不得不把长篇小说的创意拆散,写成短篇小说,由批发改为零售。
  在热闹的30年代文坛,思潮与文学争论此起彼伏。老舍却置身事外,只做个旁观者。左右两大文坛领袖对他的作品尤其是“幽默”风格都评价不高,老舍也不在意,只是写了一篇《幽默的危险》聊作回应。
  当时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已经声势浩大,北平的自由主义“京派”文人圈子卓然成宗。老舍却不属于任何一边。他是独立抑或孤立的,无党无门无派,既没有他趋奉的对象,也没有谁表示要与他同气相求。相对而言,他更喜欢结交出版家。良友公司著名出版人赵家璧,就是老舍往来30多年的好友。抗战结束后,他俩还合股成立了一家出版社——晨光出版公司。拥有自己的出版社,是老舍的理想之一,他甚至还安排自己的几个侄子去印刷厂当学徒。
  似乎是故意表明姿态,老舍始终坚称自己是“写家”,而刻意与“作家”称谓划清界限。他从不把自己的写作看多高,而认为自己与“朋友德成粮店的写账先生”是同等的“写家”。他说自己因为自幼穷困而“孤高”,便喜欢独自沉思。抗战爆发前他的自由主义立场根植于他的穷人出身——“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老舍得以坚持自己所认为对的,鄙夷自己所认为错的,疏离于主流文坛,不愿与谁为伍。这种精神状态,他后来称之为“独立不倚”。解放后,老舍借悼念好友罗常培先生,谈到了“独立不倚”对他的影响——“使我们不至于利欲熏心、去蹚浑水。”只不过那时的立场,已经换成了自我批判。

国家与个人


  1936年暑假前,山东大学受“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也开始了学生运动。老舍借此机会,正式辞去了教职。这次,他“既不想到上海去看看风向,也没同任何人商议,便决定在青岛住下去,专门凭写作的收入过日子”。
  从1936年7月算起,老舍的自由作家只维持了短短13个月。就在这段时间,他写出了《骆驼祥子》和《我这一辈子》两大代表作。到了1937年7月,抗战爆发,日军炮舰集结胶州湾,老舍不得不放弃自己刚刚营造起来的专心写作的事业,折回济南,又在齐鲁大学做了3个月的文学教授。到了11月,济南也待不下去了。因害怕被捉去做汉奸,他便拎了一只皮箱,告别了妻子儿女,开始了流亡生活。
  当民族生存的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时,个人的悲喜就变得无足轻重,所谓闲适、幽默、自我,甚至忧郁、痛苦、焦虑,转瞬间一并解体。就像鲁迅在1936年所写的:“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括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
  一切服从于战争需要,这在民众的眼里即属天经地义,在具备救国济世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更是理所当然。老舍当然也不例外。在抗战初期的武汉,他对臧克家说:“国难当头,抗战第一,我们不能老把个人和家庭挂在心上啊!……种种个人主义的想法,太可耻了。”1937年7月前,老舍是一个孤独的启蒙者,此后,他成为了千千万万救亡者中的一员。他从一个自由撰稿人,成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实际负责人,向来只在文坛“边缘”弄笔的老舍,从此汇入喧闹人流,变成文坛上呼朋唤友的大忙人。
  被改变的,还有写作。战争爆发后,他就停止了《病夫》和《小人物自述》两部长篇的写作和连载,全身心投入抗战文艺创作。老舍在《我怎样写通俗文艺》中说:“在抗日战争以前,无论怎样,我绝对想不到我会去写鼓词与小调什么的。”他从来是单纯的小说家,连诗都极少写。而今,“人家要什么,我就写什么。我只求尽力,而不考虑自己应当写什么,假若写大鼓书词有用,好,就写大鼓书词。艺术么?自己的文名么?都在其次”。
  1938年,夏衍执笔发出了题为《抗战以来的文艺展望》的“檄文”:“文艺再不是少数人和文化人自赏的东西,而变成了组织和教育大众的工具。同意这个定义的‘艺术至上者’在大众眼中也判定为汉奸的一种了。”老舍、郭沫若等19名作家在这篇文章上签了名。

  老舍的爱国精神经过抗战洗礼,升华为国家至上的思想,他的话剧《桃李春风》中,辛永年对儿子说:“在作战期间,一个军人应当什么也不爱,而只爱他的国家。”《四世同堂》在写到祁瑞全时说:“他是为国家做事的,他现在不应当再有父母兄弟与朋友,而只有国家。”
  这些话也是老舍对自己说的。在抗战时期,他几乎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创作与艺术追求。他表示:“假若我本来有成为莎士比亚的本事,而因为乱写粗制,耽误了一个中国的莎士比亚,我一点也不后悔。”

人民艺术家


  抗战胜利后,老舍受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讲学一年。为了完成自己的创作计划,他又在美国多停留了两年半。老舍并不喜欢美国,可是,“等战争结束了,要好好地、认真地写几部作品”。
  在美期间,除头一年以游历为主,以后,都在勤奋写作中度过。在美国,他完成了《四世同堂》最后一部的写作,以及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同时还将这部小说翻译成了英文。
  等老舍放下写作任务回国后,已经是1949年底了。他直接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很快,他便写出了话剧《龙须沟》,并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老舍发自内心地热爱新政府、新社会。他看到身边的底层人民翻身过上了好生活,“祥子”们不再沦为“走兽”,“小福子”们也不再为生存而出卖肉体。生活虽然依旧困苦,但毕竟充满了希望。他的归属感代表了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共同的心态。
  在“狂喜”之中,老舍开始全身心地以他的才华服务于新中国。回国投入新时代后,他总共写了40个剧本,两部长篇小说,以及大量的散文和诗歌。此时,对老舍而言,写作已经不再源于自身的兴趣和快乐,而是被不断燃烧的政治热情所推动。他一次次地说:“政治热情是必不可少的推动力量”;“政治热情使我们欲罢不能地前进”;“政治热情是文艺创作最大的鼓舞力量,我们必须时刻关心国事,用我们的笔配合祖国建设日新月异的进步与发展”。
  从“三反”“五反”,到制定宪法、推进普选、妇女解放、婚姻法,到反对美帝国主义,他都不遗余力全身心地投入,将自己奉献给这个时代。但老舍始终不满意于他那些作品,他在回顾性文章中,一遍遍认为写得不好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生活不够,不了解“新生活”,自然写不了“新人物”。
  新中国的17年,作为一个以反映人们生活为己任的人民艺术家,老舍一直在真诚、执著地思考自己与人民的关系,自己的作品与人民生活的关系,为此苦恼,为此焦虑,为此孜孜以求。遗憾的是1966年爆发的“文革”,最终导致了他的含屈离去。
  老舍一生的道路,也许是上一个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寻找自己道路的一个缩影,他不同时代所留下的那些供我们缅怀的文字,提供了我们一个思考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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