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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昨日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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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人物
  胡佛塔戳破斯坦福校园的红瓦天际线,醒目耸立。乔治·普拉特·舒尔茨离开政坛后就栖身于塔下的胡佛研究中心。他的大宅也在斯坦福,时常迎来政界名流,比如,小布什。退休后,他为JP摩根大通、伯克德集团这样的金融、建筑工程巨头当过顾问和董事。他也常从加州飞到东海岸去,那里有很多老朋友。比如,2009年,他去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与奥巴马探讨世界无核化,这是他毕生致力的事业;前不久,在纽约经济俱乐部(一个美国和世界政要的论坛)上做主题演讲嘉宾并回答提问。他保持联系,抗拒老去,抗拒失去影响力。正如他告诉我,他最钟爱斯坦福大学的一点,就是它优秀的体育传统。据说他的高尔夫球技很差,但他说,“我是斯坦福体育的死忠”。从这句话中,我听出了他对生命力的向往。
  当他的秘书苏珊轻轻推开他办公室的门,正伏案阅读的舒尔茨转过身来,顺手拉过身旁的椅子,转向面对她,示意我坐那儿。这偌大的办公室,如果不是满墙的照片,定会显得空旷。他辉煌的政治生涯都凝结在这些照片中了,我几乎能听到墙上岁月悄然流动的声音:他穿着晚礼服,系着蝴蝶结领带,在白宫舞会上翩翩起舞;他与理查德·尼克松对坐餐桌前,下午茶的咖啡杯和雪茄烟圈里正酝酿着冲击世界的浮动汇率制吗?他坐在罗纳德·里根身旁,两人绽放着笑容,是因为美苏签署的第一个裁减核武条约,还是因为柏林墙倒塌的消息传来?
  舒尔茨是政界里文艺复兴式的渊博人物,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高材生,“芝加哥学派”的信徒。整个七八十年代,从尼克松到里根的经济政策班底,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阿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詹姆士·贝克尔(James Baker)、乔治·舒尔茨等等,这些名字无一不打上这一学派的烙印。作为对凯恩斯主义的反叛,笃信市场机制至上、应最大限度约束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在学界和政界占据主流。舒尔茨坚信,“市场是比政府更好的监管者”。他反对林登·约翰逊通过控制工资和价格来抑制通胀,他相信偏颇的税收系统“是对个人智商的侮辱”。他认为,只要预算没有失控,货币政策没错,只需假以时日,耐心等待,坚持执行,通胀自会下来。他说:“经济学家的等待是政治家的噩梦,政治家等不住。但经济规律是,一项经济政策需要时间来慢慢发挥效果。”
  正是在这种理念引导下,里根任期内,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控制被放开。能源价格在经历了一阵混乱后,开始下降。里根政府大刀阔斧地把所得税从70%砍到28%,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里根继承的是一个通胀率超过10%,最高时甚至达到20%的糟糕经济。舒尔茨回忆说:“我们给他的报告说,你必须有一个相应的货币政策,才能控制通胀。里根为保罗·沃克尔(时任美联储主席)撑起了一把政治庇护伞,让保罗安心地实施他的货币政策。最初,经济在中期选举时确实出现倒退,一些政治圈的人跑来对里根施压,要他做点什么。里根回答说:我们现在不是正在做么?3年后,通胀开始受到控制,经济也受到些刺激。”“我最重要的经验是,让政策到位,这个政策预期,未来没有通胀,然后将这个政策永久地坚持下去。短暂的经济政策能够暂时地让事情出现转机,但却不会产生长期的影响。”后来,新自由主义因为在俄罗斯、东欧、拉美和亚洲等其他国家的蛮横失败而备受争议。但现在,在美国国内,随着共和党内保守主义力量的崛起,它的价值又一次被这种力量所重视。
  采访结束时,我们的摄影师进门来。舒尔茨起身巡视一圈,走到他与邓小平握手的照片前,微倾身体,做出一个“大家往这儿看”的手势。当年,这位国务卿曾数次访华。正是他促成了1982年中美签署有关台湾军售问题的《八一七公报》。他从未公开指责过里根总统在外交上保守的意识形态原则,却将温和务实的精神渗透在政策实践中,推进中美关系。
  作为现实主义外交家,他懂得如何与里根相处,如何同白宫班子内的共和党保守派打交道,更懂得妥协和解的艺术。这位共和党人曾说,“对道德原则的热烈信奉并不能代替正确的外交政策”。在他7年的国务卿任期里,华盛顿决策圈逐渐形成共识:经济利益应代替地缘政治的敌意,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动力。今天,他仍相信,与中国的良好关系符合美国的亚太战略和国家利益。尽管罗姆尼在总统竞选言论中频打对华强硬的外交牌,但舒尔茨穿透表象说:“罗姆尼身边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战略谋士罗伯特·佐立克(世界银行前行长),是对华友好派。”他自身的经验表明,总统常把外交事务交由专业智囊团打理。当年,这位国务卿亲手选拔的国务院官员都是职业官僚,而非政客。他对我说:“知道么,北大授予了我名誉博士学位呢。”我说:祝贺你,我碰巧也是那儿毕业的。他伸出手来,和我握了握,说“那我们算是校友”。他的表情就像得了彩色糖果的孩童在喜滋滋地分享快乐,尽管他已91岁。
  向里根致敬?
  我是从佛罗里达州的坦帕飞到加州的帕罗阿托来拜会舒尔茨的。在坦帕,美国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刚刚闭幕。大会的高潮在最后一天,罗姆尼就是在那天发表的压轴演讲。那天一开场,坦帕湾时代论坛广场的大屏幕上先播放了一段向罗纳德·里根致敬的视频,回顾他的白宫生涯和政治遗产。接着,原先和罗姆尼竞争党内总统候选人的资深共和党人纽特·金里奇发表演讲。他要把罗姆尼与里根平行对接起来,让人们相信,罗姆尼就是里根转世。他说“罗姆尼的北美能源独立计划与里根所信仰的果敢、有远见的领导力如出一辙”,罗姆尼的经济方案与里根道路“同源同种”,“罗姆尼州长将让美国重新运转起来,回到里根总统遗产的核心原则上去”。坦帕的代表和选民们为之拼命喝彩,激动得好像看到了里根现身。其实,十几年来,共和党一直怀念里根时代。8年前,小布什竞选总统,共和党也把他塑造成可与里根总统媲美、秉承里根“小政府”理念、将领导美国走出危机的伟大领袖。
  但唯独今年,这种怀旧情绪达到了高潮。在坦帕大会期间,一位要求匿名的国会众议员(注:美国官员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不得接受公开采访)告诉我,今年的大选,是一场事关“价值观与道路方向的辩论”。“几十年来,美国的两党政治从未像今年这样两极化:克林顿与小布什政府时期那种白宫—参议院—众议院形成的‘三角平衡’权力结构不见了,‘中间道路’消失了。奥巴马政府的民主党力量全面做大,使得现政府的道路选择偏左,其模式是欧洲式的社会福利制度;而共和党则以极右、极保守作为回应。争论的焦点是:美国走向大政府,还是回归传统的小政府?”
  作为意识形态旗帜鲜明、坚定持保守主义立场的总统,里根基于自由市场理念所推行的大规模减税、厉行小政府、拒绝左派以平等名义来均贫富和扩大政府干预、从意识形态出发坚决反对苏联、国防军事上扩张强硬等等,都与今天共和党内强势的保守派势力不谋而合。这位国会官员告诉我,有一个在美国选举政治中非常关键的词是“里根民主党人。”“在1980至1988年的总统大选中,大批传统上是民主党人的东北方白人中产阶级选民在选举中反而倒戈支持里根。原因是,里根反对堕胎,在‘冷战’上立场强硬,要建立强大国防,扩大军费开支。”共和党人希望,罗姆尼能够让奇迹重现。
  但更为有趣的是,民主党人也怀念里根时代。克林顿任内的经济政策俨然是里根政策的翻版。奥巴马也频频提及把里根视为自己执政的榜样——他阅读里根传记,向里根的旧幕僚讨教,偏爱里根的执政风格和个人魅力,公开撰文表达对里根的敬意,在一些政策上做出向里根靠拢的妥协。这是因为,美国现在所处的时代,与里根在1980年入主白宫时美国的境况何其相似。两人入主白宫时,美国的政治中心都在发生历史性的转移,又都面临着高失业率和经济衰退。1980年,美国正陷于严重的信心危机中,被分裂和自我怀疑所折磨,经济停滞,债台高筑,在与苏联的较量中步步为营。今天,只要去美国书店转一圈,这种似曾相识的悲观主义情绪会很快扑面而来。看看书架上的书名吧:《分裂的政治心脏》、《后美国世界》、《一个超级大国的自杀》、《背叛美国梦》、《沉睡的美国》……“美国衰落论”游荡在各个角落。美国人由此渴望一位里根式的领袖。在里根任期内,美国经济走出沼泽,重新进入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在他离任不久后,苏联解体,“重塑了美国作为山巅之城的地位”。这契合了后“9·11”与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人的心理渴求。
  巴拉克·奥巴马在他的回忆录《勇往直前》中曾这样写道:1997年,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绝对控制”了众议院。民主党“无助地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共和党批准通过了大型企业税收补贴法案,大规模削减社会公共服务开支”,“都没有提出自己意见的机会”。6年后,“民主党取得了政治控制权,共和党也遭遇同样冷遇”。一些政治元老回想起以前的时光,“那时的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在夜晚共进晚餐,在吃牛排和抽雪茄时推敲折中方案”。但是,当“对方党派的政治活动运营人员选择了他们作为攻击目标,在他们的选区内广发邮件,指责他们渎职、腐败,道德卑劣时,连这些政治大鳄也难咽下这口气,这种两党和谐的美好记忆也很快被抛诸脑后”。奥巴马说,从中,他目睹和学到了政治斗争的门门道道。
  他始终记得,当里根得知自己罹患阿尔兹海默病后,“他给我们手写了一封字迹漂亮的书信。我还能背出最后两句话:‘我现在已经开始驶向我生命日落的旅途,但我知道,对美国来说,绚丽的破晓始终在前方’”。只是如今,破晓还将拥抱美利坚吗?
  三联生活周刊:你支持谁成为下一届美国总统?为什么?
  舒尔茨:我是共和党人,我支持罗姆尼州长成为下一届美国总统。但更重要的是,我支持美国找到通往更好经济政策的道路,找到改善移民条件的道路。我相信罗姆尼州长能够让总体经济得到不错的增长。同时,我也对核武器对当今世界的威胁深感忧虑。
  三联生活周刊:人们说,今年的总统大选是一场关于美国未来道路的争论,即美国应该成为一个大政府的国家,还是继续维持一个小政府国家。你怎么看?你的立场是什么?
  舒尔茨:所有的证据和经验都表明,市场经济是最终能够运行的经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市场经济都比国家控制的经济运行得要好。中国的经济正是在邓小平将中国的大门向市场的力量敞开后,才开始变得有活力的。是的,你的确会希望政府在某种意义上变得强大,而且希望它强大的时候能够做好事,但你不希望政府主宰社会。今天,我们的政府已经变得越来越有侵犯性,越来越强势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开支已经非常高了,债台高筑。加之对即将到来的监管潮的预期,未来,似乎你没有政府的许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而且现在都没人清楚,这些监管细则会是什么,到了明年1月,税收政策到底会怎样(明年1月是小布什减税法案到期的时间)。政府制造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根本不敢投资和做生意。就像如果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乒乓球,但裁判或者体委会的人跟你说,他们在这一轮比赛进行中的某一个时刻会做一点规则调整,你会突然不知道该怎么打下去。美国的投资者现在的情形就跟比赛正在进行,却面临着比赛规则将要改变但又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的体育运动员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你年轻时曾是“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自由市场的笃信者和捍卫者。但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你还坚持过去的价值观与信仰吗?
  舒尔茨:金融危机后,人们普遍对自由市场感到怀疑。这种蔓延的想法是不正确的。造成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是美国政府,而不是市场本身——美联储在太长时间内实行了过低利率的货币政策;政府一直倡导人们应“居者有其屋”,鼓励以低首付、低利率的方式借钱给人们,让他们买房。不可否认,一些金融机构做得很不怎么样。银行、房利美和房地美等接受了没有首付的贷款,不经过任何审核的次级贷款,并且将这些贷款证券化。但危机的根本制造者是政府。我们需要像美联储这样的监管权力机构。如果美联储也遵守它们自己制定的规则,就不会出现房地产泡沫了。因此,我一向支持一个有能力的、反应高度敏捷的政府。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与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克尔共事多年,对他也很熟悉。沃克尔任美联储主席的时候,你是预算办公室主任、财政部长和国务卿。你如何看待沃克尔其人和他的监管法则?
  舒尔茨:保罗·沃克尔建议,监管储蓄机构,即银行,因为商业银行从政府那里获得信用保障,能够有特殊的渠道获得政府资金。它们的高度投机交易的确应该受到监管。但沃克尔和政府的人在制定具体的监管条例时却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比如,银行到底应该拥有与资产相比多少比例的可交易资本量?投机资本对于整个财务账本来说的杠杆比例到底应该如何监管?如果监管规则非常复杂,就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这些规则是什么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好的监管,应该让被监管的人能够主动按照监管者所期待的那样行事。所以,监管的规则应该写得尽量简洁明了才好。
  三联生活周刊: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对里根时代有一种怀旧感。这一次的总统大选中,他们不自觉地拿总统候选人与里根总统比较。你如何看待他们的这种心态?
  舒尔茨:如果罗姆尼入主白宫,我相信他会继续推动监管政策的出台。里根当年就是如此做的:里根当上总统时,他面对的是极其糟糕的经济状况。但在他的总统任期内,肃整了经济,在任期结束的时候,通过减税刺激了经济,成功地削减了赤字,勒住了花钱的口袋。他不仅实现了强劲增长的经济,而且与中国发展了良好的关系。罗姆尼总是把里根作为他的榜样,希望成为像里根那样的总统,他正全力以赴。我相信,他最终将找到成为里根的正确方式。
  当我还在白宫任职的时候,我曾经给国会的民主党议员提普·奥内尔(Tip O'Neill)打电话。他是众议院的反对党领袖。我问他,什么时候能出来聚聚。这个公开场合的政敌、里根最尖锐的批评者回答说:“17点之前都不行。”于是,17点以后,我们常能凑在一块儿放松休闲一下,度过一段不错的时光。我想说明,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的不同总是能够相互和解,我们最终会一起为我们的国家效力。
  三联生活周刊:你如何评价奥巴马总统的经济政策?
  舒尔茨:我相信,如果有更加聪明的经济政策,如果能够减少一系列政策所带来的市场的不确定性,美国的经济将会繁荣。奥巴马总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我与他在根除核武器上充满激情地相互合作。但对他的经济政策,我不敢苟同。
  三联生活周刊:美国正处于一个和里根时代相似的信心失落时代,你认为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削弱了吗?如果是,你如何看待这种削弱?很多美国人都认为,中国是美国巨大财政赤字的罪魁祸首,中国是真实的威胁。你如何看?
  舒尔茨:“二战”结束后,美国在全球投射了它的影响力,它为全球经济和安全提供了公认的秩序基础,所有的国家都能由此受益。现在,部分是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所建立的这套公共体系的确受到了侵蚀。世界人口结构的变迁,比如发达国家的高龄化,中国也将失去促进经济迅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优势,以及非洲中东国家的年轻化等;信息技术的扩散与应用;非国家暴力和恐怖主义的威胁;以及国家体系的式微,比如欧盟目前的争论,都在塑造着新的世界体系。现在的世界与“二战”结束时的世界已大不相同,而美国没能赶在这些变化之前。美国的领导力需要修复。美国不能再一国单独领导,而必须与其他国家共同领导来解决问题,比如与中国一起来理顺经济,还有印度、巴西等国家。
  没有谁逼迫中国累积任何东西,包括美国的国债。中国也不应该受到美国的指责。我认为,美国的确在政府支出和债务问题上滑落得太深,不仅是对外,我们对内也欠下了太多的债。如果你的消费比生产的多,你就得进口,这是简单的算术。如果你花的比赚的多,你就得借钱,这也是简单的算术。美国的第一位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说,美国的“信心与信用”不容亵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旦身陷危机,必须要有借款能力。我们曾经熬过了内战,因为我们借得到钱;我们曾经打败了纳粹和日本,因为我们借得到钱。但现在,我们却容许我们自己濒临绝境——一旦哪天我们发生了什么大事,急需一大笔钱,我们将很难再借到钱。我们正在损耗尽我们的借款能力。财政悬崖绝对存在,一旦跌落悬崖,美国经济会有严重的动荡。奥巴马政府到目前为止对即将到来的财政悬崖还没做任何准备。华盛顿的人,是时候醒来做点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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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45期 | 标签: | 34 vi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