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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博理:在中国“旅行”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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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专家”


  南官房位于什刹海附近,这里的四合院、胡同、人力车、古槐,多少还可以让人窥见些老北京的旧影。正因为如此,从上世纪50年代搬进这里的一座小四合院后,沙博理一住就是几十年,有条件更好、更现代的住所也不愿意搬去。“他不愿意住楼房,说要完全融入中国。有一段时间,因为他是外文专家里的领头人,要给他住友谊宾馆的专家楼,他坚决拒绝了。”老舍的儿子舒乙因为父辈的关系认识了沙博理和凤子夫妇,许多年来,他都会不时地去那座四合院里拜访,有时候是出国回来给沙博理夫妇带去糖和巧克力,有时候是带去母亲或者朋友的画送给他。1996年夫人凤子去世后,沙博理仍然住在这里,没有保姆,也不要助理,女儿亚美照顾着他。家里的陈设一直没有太大变化,墙上挂满的画最易引人注意,它们都是黄永玉、吴作人、傅抱石等朋友送给沙博理夫妇的。屋里还摆着凤子的照片,沙博理说,在和凤子一起待过几十年的小屋里,时常能想起以前的生活,“是一种满足”。
  沙博理1915年出生,在中国这个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除了无法改变的外貌以外,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普通而地道的中国老人:穿布鞋、丝棉袄,在四合院里种花养猫,对烧饼、油条、豌豆黄一类的小吃充满了兴趣。他生活简单,从不轻易打破每天的起居规律,吃得也清淡简朴,还学会了在中国老人中流行的太极拳,因此舒乙每次见他都觉得“瘦溜溜的”。甚至在待人接物上,他也学会了中国式的温和、婉转、有分寸。《人民画报》副总编辑李霞负责杂志社的外事工作以来,和沙博理接触很多。“他骨子里有那种美国人的幽默和敏锐的感知力,对陌生的东西稍一接触,马上能摸出门道,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但是他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又懂得委婉,很‘温良恭俭让’。”这几年,沙博理很少出门,有人要访问他,他总是很客气地让对方先跟《人民画报》打招呼。如果是他不愿意接受的采访,就会很坚决推辞。但遇上研究中国文学作品对外翻译的大学生、年轻人想来拜访,他总是欣然同意。“他很清楚自己对于不同的人的价值在哪里。”李霞总结说,“他就是一个特别体面、正派的老头。”
  尽管在1963年,沙博理就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加入了中国籍,但是他还是被人们当作“外国专家”,每年的春节、国庆总理宴请外国专家时,他总在被邀之列,并常常被安排坐在总理旁边的位置。“把他当外国专家,他觉得很有趣,但也不计较,因为他知道这是人们对他成就的尊重和肯定。”中国外文局局长周明伟告诉我们,但在沙博理心里,他对这个中国人的身份其实是在意的。“2011年,凤凰卫视授予他‘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这个奖以前都是授给华人的,像金庸、杨振宁、袁隆平,但沙老是第一个以外裔中国人的身份获此殊荣。他对能获这个奖非常开心,因为觉得这是对他‘中国人’身份的认同。”
  对于沙博理会聊天这一点,周明伟感同身受。“他的表达有自己的风格,非常简单明了,不复杂,但是引人入胜。他从来不用干瘪的语言直接回答你的问题,而是会讲故事。跟他说话就是处在一种互相感染的语境,看起来不费劲,但是你得动脑筋,才能跟得上他。”一次,周明伟问过沙博理,凤子的英文好不好,沙博理不正面回答他:“有人说,凤子的英文只有我听得懂,我的中文全世界都听得懂,但是凤子是我的老师。”这种描述让周明伟觉得非常有趣,“一下子就非常幽默地把两个人的关系真实地描述出来了”——凤子教沙博理中文,沙博理教凤子英文,结果自然是凤子这个老师当得更合格。另一次,谈及毛主席,周明伟问沙博理的看法。沙博理简短地说:“毛泽东不听毛主席的话。”这让周明伟“心里一震”:“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毛主席提出的哲学观、社会观、革命观都被证明是有道理的,但他后期恰恰是违背了自己的一些思想。他的表达很形象,没有把对毛主席的评价简单化。”周明伟感叹说,这个回答“非常深刻”,然而又是极其形象生动的。“这是他高明的地方,别人说的干巴巴的东西他能说得很形象。他从来不简单用概念解释概念,你听了以后很容易就记住,而且理解得清清楚楚,这是他语言的天赋。”
  周明伟觉得,每次和沙博理聊天总有深入的空间,常常意犹未尽。也正因此,10月18日早上,正在开会的他收到沙博理去世的消息时,震惊而难过。赶往南官房胡同的路上,他一直在想那些还未能和沙博理深入的话题,感到“无尽的后悔”。尽管沙博理已经快99岁了,但在周明伟等身边熟人看来,他既没有器质性的疾病,又能享受到最好的医疗条件,他的骤然离去让人一时有点难以接受。“他跟协和医院的大夫、护士关系都特别好,他们都很喜欢这个老头,但是他不喜欢医院,也不愿意麻烦别人。”
  今年春节前,沙博理主动跟周明伟讲到一个人生命的起始和终结方式。“他非常坦然,尽管大家都不愿提。他说人老了就老了,不要折腾,不要浪费资源,不要麻烦别人,如果我到了这个时候,你们就让我平平静静地走。”周明伟说,“不过他从没跟我讲过,如果他走后房子如何安排,或者他能享受什么样的荣誉。”
  沙博理也从不跟李霞谈起生死问题,但李霞觉得他心里特别明白,甚至早早做了一些准备。“有一次我去他家,他打开书柜,说你想拿什么书就拿。后来他给了我三本由舒乙和姚珠珠主编的《凤子:在舞台上,在人世间》,说写得特别好,让我留着。去年他给我打电话,说我这里有录音,是有生之年所有媒体采访我的录音,你帮我数字化,保存好,千万不要随便给任何人。我说行。”沙博理去世后,亚美告诉李霞的同事:“这一二年沙老陆续把一些奖杯扔掉,把旧衣服送人,都自己处理好了。”

  
2011 年4 月2 日,沙博理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因你而美丽——2010~2011 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并获颁“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他的坦然,是他心境的体现。”周明伟说。在他看来,沙博理可以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照顾,但是他对这一切并没有诉求。“他这么老资格的专家,不要助理,也从来没有配过专车。他爱喝咖啡,后来年纪大了怕麻烦,煮了咖啡还要洗,就改喝速溶的金牌雀巢咖啡。然而他并不是不知道追求生活的情调,并不是不注重人生的质量。他在意听力和视力,他认为人活着如果听力和视力不能满足需要,生活质量就受影响。”2012年给沙博理过生日的时候,周明伟少有地感受到沙博理有一些焦虑。“他告诉我眼睛越来越不行,视力越来越差,不光报纸上的字看不清,电脑上的字很大都看不清,我帮他将电脑上的字体调大后,还是很吃力。耳朵也越来越不好使。他对国内外大事的关心是职业的、条件反射式的,看不清楚、听不清楚,就会很焦虑。”商量后,人民画报社选了几个年轻人时常去给沙博理读报。“他主要是了解国内外的大新闻,还有些另类的、好玩的杂志。他对人物文章是感兴趣的,对中国形形色色的人,对在这些人身上发生的事情感兴趣。”

寻找中国:上海、北平与北京


  沙博理对中国的兴趣,要追溯到遥远的青年时代。1947年,美国犹太青年Sidney Shapiro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时,已经有了一个中文名字“沙博理”,取的是“博学明理”之意。毕业于美国圣约翰大学法律系的沙博理,曾经在父亲的律师事务所工作过,然而他却对律师职业生涯毫无兴趣和激情。“二战”期间,沙博理成为一名高射炮士兵,由于时局的需要,当局决定培养一批军人学习外语,本来报名学法语的沙博理,因为学法语的人过多而被分派到康奈尔大学学中文。退伍后,沙博理又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直到在朋友鼓动下,带着200美元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这一个看上去充满偶然的选择,又似乎有着某种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诱惑。沙博理后来在自传里回忆自己少年时就有对未知的渴望:30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期间,他曾和同伴一起免费搭乘便车和扒乘货运火车横穿了美国。而这次横越太平洋来到“富于魅力的东方”的旅行,无疑是一种诱惑——“我仍然渴望冒险。”
  沙博理刚到上海的第一印象,是一个在码头上穿着黑色长袍的男人,在后来的回忆里,这成为一个颇有隐喻的意象:“1947年4月的中国,是很有点出自中世纪黑暗时代的意味。”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在海关处用美元兑换中国货币,沙博理发现自己被“狠狠地欺骗了”;走在上海的街头,衣衫褴褛的工人、随处可见的乞丐和耀武扬威开着汽车横行的人形成鲜明对比;到处嘈杂、喧闹,还有难闻的气味。
  幸运的是,沙博理很快在乱世的中国找到了让他欣赏、认同的群体,这入口正是来自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凤子。经在美国时的中国朋友杨云慧介绍,沙博理找到凤子,一开始两人约好互相教对方语言。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凤子是最早一批出演《雷雨》、《日出》等话剧的演员,在进步革命思潮影响下,当时在上海秘密协助地下党工作。通过凤子,沙博理得以接触到左翼进步人士。“经过她,我也认识了几位搞地下工作的人,也听他们给我们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介绍中国各方面的政治情况。我就开始明白了,当然水平还是很低。我至少能认识到,只有革命,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1948年5月,在冯亦代等文艺界好友见证下,沙博理和凤子结婚。同时,他利用律师身份做掩护,和凤子一起做了一系列地下工作:编辑主张土地改革的英文杂志,把解放区来的密使带进美国人办公的商务楼密谈,设法冲破国民党封锁将药品运送到解放区等。
  因为局势紧张,1948年末沙博理和凤子离开了上海,原定前往解放区的计划没有成功,最后在地下党安排下来到北平。与时髦的“东方巴黎”上海相比,古老的北平更符合沙博理对中国的期待和想象。“北平很清静,没有那么乱,有各式各样的小胡同,还有故宫,很美。”1949年北平解放后,冯亦代来参加第一次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在《我不能忘记的人》一文中,回忆了与沙博理夫妇的见面:“我们相见时,十分欢喜,一则是久别重逢,二则是明朗的北方天空,周围的一切欣欣向荣的气氛,置身其中,似乎每天都在过节日似的。……沙博理总乐呵呵地迎接这批旧友新知,眉宇间显得对于新生的中国,怀着一种无比的欢欣。他有时还哼着当时流传的陕北秧歌调。”
  在那个时刻发现新的中国,在李霞看来,对于沙博理这样的外国人是一个“特别可贵的时机”:“当时的新中国像一个试验田,一种新的试验,这样的试验特别吸引西方的年轻人。当时中国共产党推崇的那种民主、自由、平等对他有特别的吸引力。”沙博理后来多次提起他和凤子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参观开国大典的经历:“当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场几十万人有几秒钟竟鸦雀无声,可能是太激动了。”身边的凤子激动得大哭,而他也同样激动,觉得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历史时刻”。
  周明伟觉得那是对沙博理影响异常深远的时刻:“毛泽东在城楼上宣布共和国成立的瞬间,是他记忆中永恒的东西。那一刻毛泽东的形象就是在他心中的地位。他由衷地认同新中国,要一个西方生活背景的人来认定这样一件事情是多么不容易,这也是他政治上成熟的表现。”当时的沙博理当然不会想到,此后在中国的几十年,他还会经历“文革”的动荡。但是即便那样,周明伟和李霞也很少听到他对那段历史的抱怨。“他在书里说,一般出错一年可以解决了,没想到一错就错十年,这是我听过他最大的牢骚话。”认识沙博理的人都会提到他所崇尚的价值观:自由、平等、正义。而在沙博理心中,那个他发现的新中国代表了这样一种理想和追求,对此他并不怀疑。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沙博理对种种社会问题不乏批评,李霞就听到过不少,但她能从沙博理的言谈中感觉到,这不是怀疑:“他对中国社会主义推崇的东西是坚定信仰的,所以无法接受那些现象的存在。他不是对此失望,他只是觉得他心目中的中国不应该是这样。”
  中国古老的文化也对沙博理形成吸引。如果说在新旧中国之交来到这里对他是一个可贵际遇,那么和凤子的结合则是另外一个。“他这么爱中国绝对是因为凤子。”舒乙特别笃定地说。沙博理曾对舒乙说:“是凤子的手拉着我沙博理的手,像登长城那样,来到中国人民中间,找到了一个伟大而壮丽的事业。”对他而言,凤子不仅是妻子,还是“流淌在中国和我之间的一条不断的溪流,其间流淌着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个社会的精髓”。在凤子的影响下,沙博理阅读了大量中国现代文学时期的作品,后来一一将它们翻译成英文,从茅盾、巴金、老舍、赵树理到许地山、王统照、张天翼、柔石、端木蕻良等,范围甚广。也是经由凤子,沙博理打开了与老舍、黄苗子、司徒慧敏等一批中国文化人交往的大门。
  “老一辈的文人自身带有的传统文化的东西,对外国人有无限的吸引力。当时那一拨中国文化人身上有很深的传统文化烙印,同时又接受新社会的洗礼,对沙博理有很大影响。他们推崇待人温柔敦厚,君子之交淡如水,这些后来都能从他身上看出来。”李霞说,“我觉得整个人类文化交往中,不同文化中也一定是有同质的东西,通常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东西,互相加持,在这个过程中人日趋完善,日趋让两种文化都能接受。老舍、杨宪益等都是学贯中西的,沙博理周围是一些这样的人,所以他爱上中国一点都不奇怪。”
  在由“北平”更名后的北京,沙博理开始了他新的“职业生涯”。他先是成为对外文化联络局的一名英文翻译,1951年又进入英文版《中国文学》,与叶君健、杨宪益、戴乃迭等共同工作。他的翻译是从一部反映“红色中国”的小说《新儿女英雄传》起步的。沙博理非常喜欢这一类小说,把它看成是“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武侠精神的代表。此后他翻译了一系列这种类型的书籍,直到上世纪70年代翻译《水浒传》,迎来了自己翻译生涯中的巅峰。
  《水浒传》的翻译正值“文革”期间,沙博理后来对周明伟说是翻译这本小说才“救了自己”。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部小说,在当时环境下,“他必须要选择最喜欢的东西才能调节他的心情”。“如果没有血性,没有对武侠的钟爱,翻译不了这本书。”周明伟记得自己曾经问沙博理,中国文学中他最喜欢谁,“他几乎不假思索地说喜欢武侠小说,他认为武侠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翻译时还遇到麻烦。小说的名称他采用了“Heroes of Marsh”,而当时正值批《水浒传》,江青说宋江是投降派,不允许使用“hero”(英雄)的译法,于是有人找到了沙博理。沙博理没有争辩,只问对方:“那outlaws行不行?就是‘无法无天的人’。”对方同意了。时隔多年,沙博理向周明伟讲起这段往事时形容自己当时心里“偷笑”:“因为这一改,使书名与内容更一致了。outlaws比heroes更贴近‘绿林好汉’的意思。”后来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名字没有再改回来。
  沙博理翻译的《水浒传》,受到了广泛认同,不仅因为他的版本比此前赛珍珠的版本更为完整(赛珍珠只翻译了前70回),更因为他的语言流畅、准确,符合英语读者的习惯。21世纪初,上海理工大学教授张经浩编著《名家·名论·名译》一书,选取了百年来十几位著名翻译家的翻译理论和译文加以论述,其中选了两名外国译者:沙博理和霍克斯。他喜欢沙博理的翻译,觉得既不是死板的直译,又忠实于原著内容,于是写邮件和沙博理讨论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沙博理回信称自己赞同这一标准,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做到:“我觉得,译者不但要精通所译文学作品相关国家的语言,了解其历史、文化、传统、习惯,而且对他本国的这一切也要精通和了解。译文质量的高低取决于精通和了解的程度,例如,想翻译诗歌,译者自己首先就得能用母语写诗。”
  “现在中国研究翻译的人,有的只是照搬国外的理论,根本不做翻译,和搞翻译实践的人的体会完全不同。沙老先生主要搞实践,但是从他的翻译中体现出来的理念我是非常认同的。‘信’是第一原则,但这是意义上而非字面上。”张经浩说。这就意味着当中文是地道的中文时,翻译的英文也得是地道的英文——传达原文的“神”,而非原文的“形”。
  要做到传神的翻译,背后需要的是更深刻的对文化的理解和掌握。“沙老始终认为,翻译最难的不是字对字翻译本身,而是文字背后的文化,他认为每部作品的文字是一样的,但是反映的文化内涵不一样。要做好翻译,得了解每个人说话的腔调,了解他穿的服装,了解他吃的东西,以及为什么吃这个东西。这是他的不同之处,他确实是钻进去看这些文字背后的东西。”周明伟说。
  某种意义上,尽可能深入地了解、掌握中国文化是一个挑战,同时也是文学翻译吸引沙博理的所在——从中他可以看见中国,了解中国。“翻译中国文学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乐趣。它使我有机会去‘认识’更多的中国人,到更多的地方去‘旅行’,比我几辈子可能做到的还要多。”

多重身份


  “人们会感兴趣,想知道为什么一个很典型的美国人,会想在中国度过他的一生。”1979年,沙博理在美国出版了《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的自传,试图回答这个他遭遇过无数次的问题,并且向世界介绍他眼中的中国。20年后,沙博理补充其间的见闻经历,写成《我的中国》,在美国发行时名字被改成《我选择了中国》,态度更加直截了当。
  1983年沙博理从《人民画报》社退休,同时又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并且连任六届。这期间他随着考察团走遍中国大江南北,积极就各类他看到的问题提出建议。同时他陆续出版了自己的研究著作《中国封建社会的刑法》、《中国学者研究古代中国的犹太人》等。从文学翻译起步,沙博理了解中国社会的“触须”一点点张开。在舒乙看来,沙博理是一个学者型的人:“他会发现工作中的问题,这就变成了他的课题。不管是中国古代的法律还是中国古代犹太人的变迁和遭遇,都是他自己选择研究的,是他经历中碰到的。”
  在周明伟的印象中,沙博理从来不避讳自己是个犹太人,甚至是“把作为‘犹太人’放在作为‘美国人’之前的”。因为研究犹太人在中国的情况,沙博理受邀成为最早访问以色列的中国公民,当时中国与以色列还未建交。在北京,他也和以色列驻华大使馆保持了亲密的关系,每一任以色列驻华大使都会前去看望他。接触沙博理越久,身边的人们就会发现他身上存在着多重身份的烙印,而这一切又显得协调自然:犹太人的精明,美国人的幽默独立,中国人的温和善良,最后变成典型而有趣的叠加。
  对沙博理犹太人式的“精明能干”,李霞印象特别深刻。“有一次,他跟我谈到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他说,我觉得这个问题不难解决,为什么老解决不了?政府可以在每个公司成立时收取保证金一类的东西,如果将来拖欠工资,政府可以拿这笔钱先支付给农民工,然后再追究公司的责任。”
  舒乙记得,沙博理办事情很讲约定,出书一定要有合同,合同的条文一定会亲自把关。“他懂得维护自己的权益。遇到不依法办事的地方,他不习惯,就会跟人争执,但一般最后他是胜利者,因为他有道理。”舒乙觉得,沙博理在中国活得非常愉快,因为他得到了诸多尊重,同时又保持着自己独立自由的性格和思维方式。“他不是中国哲学培养出来非常中庸的人,相反,非常有原则,观点非常犀利。他不怕提意见,而且每次都能提建设性的意见。”“他根本不在乎谁的官大、谁的官小,有时候他身边坐了一个人尽皆知的大政治家,他会悄悄地问,这家伙是谁?他没有等级观念。”舒乙说。
  多重身份又正是沙博理的优势。“他的价值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外国人说中国话,他的离世使我们少了一位能给国际社会讲故事的大师。我们现在说的事国际社会还不太听得懂,不光因为讲故事水平本身不够,还因为我们需要更多了解对方文化。中国文化能在国际交流中走多远,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对外国文化了解多少。沙博理深深了解两边的文化,这是我们难以企及的。”第一次见到沙博理之前,周明伟已经专门读了沙博理翻译的作品,他把沙博理称作“大师”,沙博理却又一次用形象的语言重新表述自己。“他对我说,我不在乎大师这个名声,我希望是一座桥,它是能够沟通中文和英文之间的桥。通过这座桥,能让说不同语言、有不同宗教背景、有不同族群肤色的人都来看看中国风景,读读中国故事,听听中国声音。”周明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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