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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外物与身内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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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
  我是1954年4月7日这天出生的,是父母的独生子,他们给我起名叫“陈港生”,意思是“出生在香港”。听我母亲说,我在她肚子里待的时间比一般孩子长,我的出生对于初到香港的父母来说,意味着新生活开始了。
  我父亲陈志平是山东人,仪表堂堂,英朗帅气。他3岁的时候随家人到上海,陈家在当时是受人瞩目的大家族,家人希望培养父亲进入上流社会。成年后,我父亲和另一个名门望族的女儿结婚并育有两个儿子。日本侵略中国时,上海失守,父亲不得不放弃家里所有的东西,甚至被迫离开妻儿。
  我母亲陈丽丽此时也在上海,她出身贫穷,也结过婚,丈夫是给日本人炸死的,之后带着两个女儿逃难。家里没钱生活,她靠卖点鸦片换钱。我爸那时候是国民党,在海关工作,抓到我妈妈,从她身上翻出少量鸦片,再看她带着个兰花,知道她刚刚死了老公,带着两个孩子不容易,就放她走了。尽管我父母两人的家庭背景不同,但战争使他们彼此平等。后来局势越来越糟糕,我父亲带母亲上了去香港的轮船,安全到达香港后,马上结婚,于是有了我。
  在香港,我们家尽管贫穷,处在社会底层,但父母极为勤劳,属于信守香港约定俗成的哲理、努力工作的群体。父母很知足地为能够幸存下来而感到幸福。有一次,我回澳大利亚看望母亲,她突然跟我说,儿子,你能借我120美元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要求。我当时问她,为什么提出这个奇怪的数字呢?我母亲说,如果我能给她120美元,她能变成1000美元。我跟母亲到她的房间,她让我帮她从柜子上拿下来一个小包,小包几乎是新的,她从里面把一些旧毛衣放到一边,拿出一捆褪色的钞票,1元,5元,10元地数着,里面没有一张面值超过20元的,加起来总共880美元。这是她20多年清扫工作赚下的钱,妈妈拿着我给她的120美元,将凑齐的1000块钱交给了我。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父母在新移民中非常幸运,他们来到香港不久就找到了工作,受雇于法国驻香港大使。父亲成了大使的厨师和勤杂工,母亲当了看门人。因此我出生的时候,发现自己不是在香港下层粗俗的大街上,而是在维多利亚山顶斜坡上的公馆里。
  我出生时重12磅,父亲后来说,他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婴儿,于是和我妈给我起了个绰号,“Paul”,中文的发音就是“炮炮”,这便成了我的小名。我由于个头太大,是剖腹产出生的,账单是500港元,家里的积蓄根本不够付清这笔钱。做手术的医生没有孩子,她提出将我过继给她,为此愿意支付剖腹产和住院费,甚至还可以额外支付1500港元的过继费。我父亲的几个朋友认为,我与别的孩子不一般,日后或许会成为了不起的人物,如果将我抛弃,日后会永远遗憾。真得谢谢我爸的这帮朋友,没有他们,或许我都不在陈家了。朋友们借钱帮助我爸还清了医院的欠款。
  我爸是典型的山东人,骨子里有抹不去的那份豪迈,面对苦难他有巨大的勇气和决断力。我父亲常常会为自己克服命运带来的悲剧和困苦,以及多年的苦役而自豪。父亲常说,日本军队侵占了中国大部分领土,但他们绝不能征服中国人,这就是我们的文明能延续数千年的原因。因此,在我父亲的思维中认定,痛苦能使一个人得到最好的锻炼,想要成为真正有用的人,就得尽量多吃苦。
  我的出生让家里付出了巨大代价,父亲因此希望我能成才,对我要求也特别严格,每天天还未亮透,就会拉着我起来锻炼。先来到洗衣房往脸上和身上泼冷水,为的是让我迅速清醒过来,我那会儿真的很痛恨起早床和浇冷水。接着开始体能训练,跑步、举沙袋、做俯卧撑,并且花上好几个小时练武术。那时我只有四五岁,可父亲已经开始教我北方功夫的基本功了。我爸认为,功夫不仅是一种防身手段,从某些方面看,它的历史就是中国的历史。
  我曾经特意查过,“功夫”二字,在英语中可以不十分确切地翻译成“技巧”。中国的唐代被称为“英雄年代”,功夫被细分成了不同流派,南方风格强调的是强有力的防卫拳术,北方流派是流畅的特技动作,强调旋转踢腿。唐朝皇帝李世民在民间遇到反叛时,就是少林寺的武僧打垮了反叛者。可是,尽管有玩刀弄枪的技巧,人总是中国功夫的重要部分,不使用武术尤其受人赞赏。一个中国拳师即使单枪匹马,仅有铁拳和闪电般的踢腿,也要殊死战斗。现在你可以看到全世界都在操练中国功夫,他们认识到,功夫将会引导人们建立起力量、耐心、勇气和敏锐的特性。我父亲比任何人都相信这一点,对他来说,学习功夫和学习做人同样重要。
  我那时年纪小,很难体会我爸的良苦用心。我不喜欢去学校上课,觉得待在那里的每一分钟都是煎熬。我会不断地惹事,老师一头疼拿我没办法,我就很开心。老师让我罚站把课桌举过头顶,我有办法把课桌轻轻放下,靠在墙上打会儿盹,或者在要求罚站时,学会如何站着睡觉。老师很无奈,最后在我脖子上挂一块牌子,说明犯了什么错误。譬如,“这是一个吵闹捣蛋的小孩”,或者“这个小孩把所有的书都丢了”……年底被告知还得再读一年级,我爸妈意识到我不是读书的料,就把我领出学校,重新回到过去的生活。
  这时,一封给法国大使的信成为我们家的转折。父亲的烹饪技术和母亲的管家能力给大使的朋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新的工作机会来了,有点好得难以放弃。其中一份工作是去澳大利亚美国大使馆任厨师长,不仅能够赚到更多的钱,而且还有机会在澳大利亚获得住房,甚至某一天我们有可能搬到美国去。但是去澳大利亚做事意味着必须放下家庭,我父亲是个很看重朋友的人,他用上男人征询意见的老办法,请兄弟们喝酒,听他们的意见。在他朋友们的建议下,父亲决定把我送到于占元师傅的中国戏剧学院。
  这一待就是10年。
  门徒
  去学院的这天,我换上了最好也是最喜欢的一套西部牛仔服,戴上帽子,拿起塑料的六发射手枪,这是父母在大使及其家人帮助下送给我的生日礼物。现在我还保存着穿着这套衣服的照片。进到学校,门后是个干净但很少装点的小院子。那里还有一扇门,门后面是另外一番景象:20多个男孩、女孩穿着统一的黑白杂色服装,做各种动作;有些人按部就班地练习武术,有些人翻筋斗,做出杂技表演的动作,还有人舞大刀、长矛和棍棒……我从小就是在剑客以及少林武僧故事的影响下长大的,这里对我来说就是天堂。
  领着我们一家进来的是个10多岁的男孩,叫元龙,是学院里的大师兄,这位大师兄就是日后红极一时的武术指导、导演洪金宝。我爸爸、妈妈要去澳大利亚工作,一走没人照顾我,只有这样的学校可以住校。当时签了10年的合同。这是一份严酷的合同:合约上说,师傅有权得到徒弟挣来的钱,可以惩罚孩子……直至死亡。
  进入戏剧学院,师傅给我起了一个艺名“元楼”。在学院有严格的等级之分,每个人根据资历排位。大师兄,来学院时间最长,排位最高,我当时是最小的,新来的学员,排在所有人的最后。等级绝不可以逾越,如果一个资历深的师兄吩咐做什么,你就必须照做。吃饭的座位也是根据资历深浅安排的,所有的菜碗在餐桌上从师傅传到师母,然后是教员、大师兄,经过十几双手,最后才能轮到我。这时候,几乎剩不下什么菜了。因此我每天开始期盼有更新的学员进来。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下午正在训练的时候,有人来访,是一对带着小男孩的年轻夫妇。我们心里都很明白,又来了一个新学员。那天午饭后,大家开始做特技训练,小男孩抵挡不住诱惑,我示意他过来试一试。他模仿元龙做了一套复杂的筋斗,那是一个完美的筋斗,一旁的师傅露出了骄傲和吃惊的表情,其他孩子尤其是大师兄心里不爽,显然是没能给新来者下马威,倒让人家出尽了风头。
  对于孩子们来说,接下来的事情一定是“复仇”。晚饭后,趁着师傅师母外出。师兄元龙和元泰找茬,小男孩吓得哭起来。我也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挺身出来护这个小师弟,挨了元泰几个巴掌,我的脸被打肿、鼻子出血。元泰似乎没有停下的意思,幸亏师傅回来,才阻止了这一切。我印象深刻,小师弟充满感激地从兜里掏出一颗糖,撕开糖纸,放进我的嘴里。我忍着疼,努力把嘴张大,以便咬住糖。当时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个男孩的名字,也从来没有问过,直到几周后,才知道他叫夏令震,师傅给他起的艺名叫元彪。10多年后,这个小师弟常追随我和师兄洪金宝拍片。《A计划》、《醉拳》、《赞先生与找钱华》、《林世荣》、《杂家小子》都能看到我们仨。
  于占元师傅的教育方式基本上是老戏行的规矩,苦练与打罚结合。所有孩子从早到晚,一天训练12个小时以上,训练内容包括从功夫到脸谱的许多技巧。在能上台之前,必须精通这些技能。所有学员都执行同样的时间表,早上5点到中午12点练功,下午继续练,直到半夜熄灯。每天只有6小时的睡眠,日复一日,自由时间很少,所以在长大前,戏剧学院的灰墙几乎就是我们所了解的世界。
  往后的几年是学院里相对平静的时间,大家偶尔会到梨园游乐场的剧院,看老演员表演古老的故事。我们长得也越来越高,进学院的其他男孩、女孩在经过一番“折磨”之后,被接纳到这个团体。我适应了学校的规矩,平静地过着生活。父亲从澳大利亚回来看我,他和母亲请学院所有师生吃饭,席间我父亲提出一个令人惊讶的建议,让我明白了他的举动。他要带着我母亲到澳大利亚去共同奋斗,因此请师傅收我为教子。至此,我一连好多年都没见到母亲,直到长大成人。
  一天,师傅把我们所有学员召集起来,宣布将选出7名进表演剧团。元龙、元泰、元华、元武、元奎、元彪还有我入选,成为日后闻名的“七小福”。我们那段时间住在荔园游乐场,长期表演京剧,我们几个人,一出戏里什么都做,像“孙悟空大闹盘丝洞”,一会儿是妖女蜘蛛精,一会儿是孙悟空变小猴,一会儿是天兵天将,那段日子是值得怀念的。
  戏曲时代结束后,它已经由中国大众文化转变为只受老年人欣赏的传统艺术,香港已经容不下类似师傅那样的学院了。我们所在的“中国戏剧学院”使用的训练方法被看作旧时的,我们元家班的孩子于是也是在戏曲中成长的最后一代学员。
  我们签的合约逐渐到日子了,学院的活越来越少,师傅所依靠的表演机会,婚礼、节日甚至还有梨园游乐园正在逐渐消失。其他学院正在关门,职业戏班也在解散,很多脱离了梨园戏班又身怀绝技、富有才能的年轻人发现除了进入电影界,别无去处。大量的戏曲演员涌入电影界,工作的竞争激烈起来。我当时很明白,如果不马上离开,会丧失很多机会。我很了解自己的目标不是群众演员,不是默默无闻的特技表演者,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明星。这时,与我们一起长大的“福星”基本都离开学院了,各自闯荡。我向师傅说了自己的想法,师傅默许了,他只说:主意已定,必须身体力行,我希望你好。
  出道
  17岁,是青年阶段的黄金时期。我在这时离开了戏剧学院,独自一人踏入了熟悉又陌生的社会,很迷茫——以后的路该如何走下去?
  上世纪70年代,香港最大的影业公司归邵氏兄弟所有,他们是香港最初的两位巨头,有自己的电影城,规模巨大,占地超过40英亩(合242.8亩),有各异的建筑,从道具棚、音响、舞台到提供给邵氏公司签约演员的宿舍,甚至还有一座仿清朝村落的建筑,许多邵氏影片都用它作为外景地。因为当时盛行古装武打片和侠客电影,特技人员需求量很大。我们是让所有砍杀、猛击、俯冲、拳打和飞行成为可能的无名小卒,电影公司不会拿大牌演员冒险,去做那些可能伤害到他们的事情。这并不是因为公司在乎他们发生意外,而是因为受伤可能会使影片制作陷入停顿或者减缓进度,当时邵氏公司制作的影片是按批量来计算的。
  当时对高级特技人员会用一个词语来形容——龙虎武师。要想成为这样的人员,就得去做一些令人不可思议的高难度特技动作。对于我这样刚刚出道的特技人员来说,成为“龙虎武师”是可以想到的最高荣誉。因此我会很早赶到片场,跟最后一批人离开,无论工作多么无聊和疯狂都会争取。
  一天要拍摄一组镜头,表现剧中男主角越过阳台围栏背向摔下,需要完成空中转身,双脚落地,警觉地准备开打。当然,男女主角坐在舒服的地方,边喝茶边调情,跳楼的事是由我们来完成。这类坠落大多数是在一根细钢线的帮助下完成的,钢线和服装里用纺织材料制成的钩子扣在一起,穿过一个捆绑在固定支撑点的滑轮上,然后跟一条结实的绳索接在一起,由两到三人负责拉住这条绳索。这套装置将在摔落失误时,拽拉绳索,防止失控垂直落地。
  那个导演真的很笨,他提出一个疯狂的要求,下坠不用钢线,认为这样的坠落会像木偶一样呆板。但是,这也意味着特技人员下坠15英尺会有极大的危险,导演甚至拒绝铺设经过加填的垫子或是大量的纸箱以缓冲下坠,并且他只想用单镜头进行广角拍摄。武术指导果断地拒绝了这个提议,他不希望我们自己的人有任何闪失。于是,我们两个从未在国内见过面的中国明星,在美国不经意地撞在了一起。我当时建议,可以互相交换签名了,这个傻愣愣的提议,引得邓丽君直乐。缘分天注定,当时一切来得突然却几近完美。我们两人祖籍相同,在洛杉矶同样人生地不熟,同样都在试图学习英语,所住的地方只有几分钟路程,种种的相同,让我们成为朋友,常相约在晚上一起学习,然后宵夜跳舞,谈论各自的希望和梦想。我教邓丽君溜冰,邓丽君教我唱歌,对于我来说,这是第一次闯荡好莱坞最大的收获和最美好的回忆了。
  在《杀手壕》上映前做宣传,蹩脚的英语让我在很多电视宣传节目上发挥不好,一些电视台把录制的专题直接砍掉,我心里不是滋味,反复问自己,为什么放着香港的好日子不过,却要跑来美国受气,我的骄傲,我的自信都去哪儿了?
  有一家杂志做专访时,记者不太友好地提出一个问题,美国人不把你当作明星,你感到奇怪吗?这激起了我压抑许久的情绪。我说,你们不把我当明星没有关系,在亚洲,每一个人都认识我。记者也被激怒了,他用话激我:先生,看来你还得努力才能打进美国市场。我提高声调,告诉这个记者:我对美国市场根本没有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亚洲市场,那里有数十亿的观众,美国才有多少人口?美国的市场太小了。
  那天的采访进行得十分不顺,访谈内容发表后,有一派认为我态度傲慢无理,另一部分人则充满了兴趣,希望了解这个亚洲演员为什么底气十足。随之而来的是各类名牌节目、杂志、报纸的访问,我成功了,不再为迎合记者而亦步亦趋,也不因为自己身为中国人而感觉抬不起头。但同时,我也在认真思考一个问题,自己是否真的这么需要美国市场?是否该回到香港,踏踏实实扎根于亚洲电影业?
  看来我的决定是对的。我回到香港,执导拍摄并主演《龙少爷》,其后与洪金宝、元彪拍摄《奇谋妙计五福星》、《A计划》、《快餐车》、《福星高照》、《夏日福星》、《龙的心》,票房皆是一路高开。这时我遇到了“恰逢其时的婚姻”。在台湾停留的时候,朋友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派对,在活动上认识了林凤娇。她是当时台湾顶尖的女演员,被称为最美丽的女人。在台湾电影界有“二秦二林分天下”之说,“二秦”是指秦祥林和秦汉,“二林”则是指林青霞和林凤娇。
  林凤娇个性娴静,与我喜热闹的性格形成对照。这次派对分开后,我们两人并没有往来,当时我在全身心忙着准备《A计划》。一天,洪金宝神秘兮兮地跑来告诉我:“你女朋友找你哦,她需要你的帮助哦。”我拨通林凤娇的电话,她说需要一些武术帮助,不是打斗,只需要亲自完成一些特技动作,这些动作并不危险,但是希望学习如何使用保护垫,以及怎样才能避免受伤。我告诉她别着急,你找对人了,我们今晚见,没等林凤娇反应过来,我就挂上了电话。
  我带着整个特技队,以及所需要携带的必要物品,当晚出现在了林凤娇的片场。我当时已是亚洲头号演员,出现在任何地方,都有新闻报道价值,带领整个特技团队突然出现,令导演在内的所有人员不知所措。在台湾,林凤娇是深受观众喜爱的女演员之一,人们也喜欢我,也知道我是一个只知道工作的坏小子。我心里很明白,各种流言已经开始伤害到林凤娇,我必须有所行动,保护好她。
  在一个工作日,我放下《A计划》,飞去台湾找林凤娇。林凤娇当时正在拍片,她飞奔过来抱住我,导演甚至还没来得及喊“停”。我当时问她,是否有必要改变我自己,做另外一种人?林凤娇反倒问我,你为什么非要改变自己,做一个真实不去掩饰的人,不是挺好吗?她愿意和我这样的人在一起。我们在一起,我对她敞开了一道从未对旁人开启过的大门,而她也对我毫无保留。在我俩初次见面的时候,林凤娇就说过,她永远不会尝试去改变我,即使流言蜚语满天的时候,她依然信守着自己的诺言。在随后的周末里,我与林凤娇秘密飞往美国加州洛杉矶完婚,唯一出席仪式的是我的经纪人陈自强,作为男傧,他把林凤娇交给了我。
  家中有了林凤娇的照顾,我在事业上更可以大展拳脚。1985年拍摄的《警察故事》中,穿越巴士窗户追逐的场面,史泰龙照搬在《探戈和金钱》一片中。这部电影替我争取到最佳导演、最佳影片、最受欢迎演员等诸多奖项。1995年,与第一次闯荡好莱坞相隔14年后,由唐季礼执导的《红番区》是我成功打入美国主流电影市场的里程碑。这部戏全部用广东话,配英文,首映的周末创下980万美元的票房,成为香港电影有史以来登上美国电影票房榜首的第一部影片,前后共赚了3000多万美元。1999年的《尖峰时刻》全球总票房约2.44亿美元,在当年北美票房排到全年第七名,制作成本才3300万美元。
  我从美国回到香港后,想成立一个演艺人协会,于是邀请梅艳芳、许冠文及众多演艺界人士发起。1993年8月11日,近百位香港演艺工作者举行会议,动议成立一个演艺人组织,以加强交流及沟通,进一步提升专业精神。当晚即时选出临时筹备委员,8月25日举行第一次临时筹委会,正式命名为“香港演艺人协会”,首届会长由许冠文出任。
  香港影视圈如今能如此团结,就因为有了这个协会。协会至今已有10届,近20年时间。其中很多协会都是由我支持的,他们没有钱、没有地方住,来我这边,我管大家。现在我想做的就是中国的特技人协会,现在中国的特技人员总是得不到公平待遇。我是从特技人一步步做到今天,其中辛酸我最为了解。在某些片场,武行有人包了,外面谁带新人或新团队进来就打谁。哪有这样的恶霸?我就想看看这些人为什么这样?而且他们的垄断把整个制作水平给压低了。没了竞争,优秀人员进不来,不好的人员得过且过地拍戏,这个就很不公平了。
  我也想做一个高难度特技人的训练中心。现在拍电影不只是打拳、会少林寺功夫,必须要全面的人才,你得会踩单车、滑板、飞、蹦、跳、开快车,我要把全能的特技人集中在一起,不管谁来到中国拍戏,需要拍飞车的电影,马上有专业人员配给你。我自己本身也是特技人出身,就想为国内的特技人做一点事情,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但是我有这个心,一步步来吧。
  (实习记者朱艺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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